张伯驹(1898-1982)，字家骐，号丛碧，北洋军阀元老张镇芳之子，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表弟。书画家，收藏家，对戏曲，诗词各方面都有登峰造极的水平，与张学良，溥侗，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。一生致力收藏古董文物，为了不让国宝流落国外，不惜倾尽家财，变买房产，甚至夫人的首饰，从文物商贩手上购回不少稀世国宝字画，包括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的晋陆机(平复帖)，国宝中之国宝的隋代展子虔(游春图)，是传世最早的卷辐画，还有宋黄庭坚(诸上座帖)，赵佶(雪江归棹图卷)，李白(上阳台帖)。他购古文物绝不是待价而沽，他认为金钱有价，国宝无双，绝不能落入洋人外邦手中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不愿当官。解放后，他先后将平生购下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回国家收藏。可惜的是这位倾囊捐献的张伯驹，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冲击，被打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，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。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得到国家相应的回报，1982年2月，张伯驹患病进了北大医院，被院方认为不够级数，拒绝为他更换到较舒适宽敞的病房疗养。这位千金散尽为国藏国宝的大收藏家鉴赏家终于离开人世。据说张伯驹死后，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：“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国宝！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？呸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，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。”近代著名学者，红学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词推崇备至，在丛碧词写跋说道：如以词人之词而论，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，而以先生殿后，把他与李后主相提并论，可见将他词放在何等崇高地位。其序云：欲识先生之词，宜先识先生其人，词如其人，信而可徵。我重先生，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，富饶的收藏家。一见之下，即觉其与世俗不同，无俗容，无俗礼，讷讷如不能言，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。其人重情，以艺术为性命。伉爽而无粗豪气，儒雅而无头巾气。当其以为可行，不顾世人非笑。不常见其手执卷册，而腹笥渊然，经史子集，皆有心得，然于词绝少掉书袋，即此数端，虽不足以尽其为人，也可略觇其风度了。因此之故，他作词，绝不小巧尖新，浮艳藻绘，绝不逞才使气，叫嚣喧呼，绝不短钉堆砌，造作矫揉，性情重而气质厚。品所以居上，非可假借者也，余以是重其人，爱其词。伯驹先生的词，风致高而不俗，气味醇而不薄之外，更得一“整”字，何谓“整”？本是人工填词也，而竟似天成，非无一二草率也，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工力，至厚至深，故非扭捏堆垛，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。如以古人为比，则李后主，晏小山，柳三变，秦少游，以及清代之成容若，庶乎近之。

庚戌九月，饶子选堂暂移坛于北美，教授耶鲁大学研究院。羁旅榆城之中，栖迟旧堡之上。是时也，岸柳褪青，江枫耀火，川原穴寥，秋气愔妻。空城晓角，侣碎蛩以吟愁，古屋深灯，儗枯僧之禅定。未免有情，谁能理遣！于是骋才小道，放笔倚声。既和余令慢二十馀阕，一月之中又步清真韵五十一首，撷片玉花犯起调，曰粉墙词。远道相寄，叹赏无斁，余寓书云，方杨和周，殚精竭虑，裁九十篇，声音不误，神貌全非，徒僭三英，曾无一是。吾子才大儗于坡仙，格高无鬼白石，彼毕生之所为，子咄嗟而立就，喝假其馀性，依陈注本而遍之。既摅所怀，亦开来学。未及期月，又得七十六阕，合前凡百二十七章。字字幽劲，句句洒脱，瘦蛟吟壑，冷翠弄春，换徵移宫，寻声协律，至于名媛缀谱，（张充和女士为谱六丑，以笛倚之，其声偕美。）异域传歌，徵之词坛，盖未尝有。昔西麓继周，其数相埒，大过方杨，类多好语，而苦鲜完篇，比于饶子，尚隔一层；因名之曰睎周集。客或谓余，词贵新造，韵当自我，画地为牢，屦校灭趾。余谓客曰，才难而已。陆平原所谓踯躅燥吻，寄词瘁音者，信大难耳；至若虎变兽扰，龙见乌澜之士，笼天地于形内；挫万物于笔端，大豪末而小泰山，以无厚入有间，则何难之又乎？子瞻之和杨花，幼安之次南涧，别裁清思，迥迈原制。是知积厚之水，堪负大舟，追电之驹，无视衔辔。形虽模古，实则维新，今观饶子之什，益信然矣。借他人之杯酒，浇胸中之块垒，言必己出，意皆独造，从容绳墨，要眇宜修，律按清真，神若白石，（饶子固庵词中和白石几四分之一。）不标次韵，谁复知之？或疑固庵一集，早著词林，纵目遥天，奚待踵武。岂知言哉！故特辩而序之。

辛亥夏初，罗杭烈于香港两小山斋。

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。

顾炎武语录：“诗文之所以代变，有不得不变者。一代之文，沿袭已久，不容人人皆道此语。今且千数百年矣，而犹取古人之陈言，一一而摹仿之，以是为诗，可乎？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，似则失其所以为我。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，以其未尝不似，而未尝似也，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。” 集黄仲则诗：“只知独夜不平鸣，更值秋来百感并。一日尚存休灭性，不妨明日有狂名。” 龚自珍语录：“……诗与人为一，人外无诗，诗外无人，其面目也完。（《书汤海秋诗集后》）” 集龚自珍诗：“幽光狂慧复中宵，尘劫成尘感不销。赖是小时清梦到，四厢花影怒于潮。” 陈寅恪语录：“惟此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，历千万祀，与天壤而同久，共三光而永光。″（《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》）” 鲁迅语录：“古之诗人是有名的‘温柔敦厚′的，而有的竟说‘时日曷丧，予及汝偕亡′，你看够多么恶毒？更奇怪孔子‘校阅′之后，竟没有删，还说什么‘诗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′哩，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。……后人能使古人纯厚，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。清朝曾有钦定《唐宋文醇》和《唐宋诗醇》，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，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，以‘挽狂澜于既倒的。′″（《古人并不醇厚》见《花边文学》） 郁达夫语录：“讲到了诗，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，目下流行著的新诗，果然很好，但是，像我这样懒惰无聊，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，性情最适宜的，还是旧诗，你弄到五个字，或者七个字，就可以把牢骚发尽，多么简便啊！” （《骸骨迷恋者的独语》） 聂绀弩语录：“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，二十馀年来，我恰有此种情感，故发而为诗；诗有时自己形成，不用我做。″（《＜散宜生诗＞自序》）“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，说得漂亮一点，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。″（《＜散宜生诗＞朱正注本后记》） 邵燕祥语录：“……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，不管各家风格迥异，其关注民生，直面现实，疾恶如雠是一致的；可以说，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，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。″（《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》，见《夜读札记》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）。全文参看本书“附录″） 钱理群语录：“……耐人寻味的是，这类打油诗的变体（何按：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“杂诗″一类），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，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，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。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，自然是聂绀弩。人说他‘以杂感为诗′，正是承继著鲁迅、周作人那一路的。他自己则一再表示‘微嫌得句解人稀′，舒芜认为这是‘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，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，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。′被称为‘聂体′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。在那‘史无前例′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，人的痛苦到了极致，看透了一切，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，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。这类‘通达、洒脱其外，愤激、沉重其内′的情怀，是最适于用‘打油诗′的形式来表达的。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（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：杨宪益、李锐、黄苗子、邵燕祥……等等）的试验證明，‘打油诗′的形式，既自由又随便，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，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，纠缠的复杂情感、心绪，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。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，但我想，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。（《２０世纪诗词：待开发的研究领域》见《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》）。

当了一次“文抄公″，套用文天祥《集杜二百首?自序》中的话来说：“凡吾意所欲言者，″各家“先代为言之″，且奇警精辟、生动传神，只好照录可也。

在下医馀为诗，正如聂翁所说的：“只是一种文字游戏″，“旨在自娱″。关于诗的游戏论，在我心中思之已久，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。荷兰约翰?赫伊津哈在《游戏人》书中有《游戏与诗》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，哲语连珠，全面详尽。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，比他早一百多年，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：“想到空灵笔有神，每从游戏得天真。笑它正色谈风雅，戎服朝冠对美人″。之后，又有王国维在《文学小言》中道：“文学者，游戏的事业也。”并进而说：“文学者，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。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，不足与于文学之事。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，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″。王国维所论之“文学″当然包括诗在内，而且诗是文学“大家族″中最重感情者。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，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“童真″和“缘情″。童真，“六九童心尚未消″是诗家的最高境界；缘情，出自陆机《文赋》：“诗缘情而绮靡″。一提到“诗缘情″说，人们自然会想到“言志″和“载道″。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，为了为己所用，他们把“言志″、“载道″的真善内涵抽去，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，改制成两把枷锁，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；另诱以科举功名，压以文字大狱，就像一把双锋利剑，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，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，代代无穷。后又有“服务论″，诗成了服务小姐，“顾客″便是上帝，要察颜观色，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，莺歌燕舞，供上一笑。后更有“工具论″，诗变得更加可怕了，是“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″之一，如此，“为诗欠砍头″（陈寅恪句）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，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“游戏″，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，更何来无忌童言。总而言之，各家所说的“游戏″是指心灵的游戏，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，尘世当大赦之，不要让它去“服务″，去投其所好，也无涉功利，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，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。任情率真，无拘无束，“来不可遏，去不可止″（陆机《文赋》），钱理群所评的“打油诗″正是这种境界。拙诗道：“我爱诗真略带油″。

现在，请来看看本书封面，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，上书“杂花生树，乱石崩云″八个大字，是我撰的集句联，“杂″“乱″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“打油诗″。“杂″，朋友们可理解为“杂诗″、“杂文″、“杂家″、也可以看作是“杂货摊″。此外，“杂花″也是野花，我写诗既非家传，也无师承，纯属自通自娱，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。至于“乱″，吾诗不言“志″，不载“道″，不入“温柔敦厚″囿内，不衫不履，无教无法，“情之所至，诗词自来″而已，上述种种，是不是“乱″了套？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“只许他们规规矩矩，不许他们乱说乱动″中的“乱″字，善莫大焉！

清入张潮道：“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，亦不枉在生一场；即不能有其事，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，庶无憾耳。″现《点灯集》编成在此，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。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：“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″，“不择言之病″,吾诗亦有，愧无良药，只好由它。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：《点灯》诸诗“口没遮拦，生动而过瘾”、并不以“口不择言″为病，反以为佳，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，可见时代不同了。历史在进步，拙诗道：“友尽与时俱进者″，此所谓也。

是为自序。

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