易顺鼎（1858～1920），字实甫，又字中硕，自号眉伽、哭庵。湖南龙阳（今湖南汉寿）人。1875（光绪元年）举人，张之洞曾聘他担任两湖书院经史讲习。光绪21年（1895）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，易氏曾两次上书都察院条陈时务，力陈不可割地赔款。割台议定后，更自动请命于光绪21年5月、7月间两度携军饷赴台湾，协助刘永福、黎景嵩抗拒日军之接收。其著作《魂南记》是以日记形式，记录自光绪21年5月1日请命赴台，至9月刘永福内渡福建为止的抗日经过，〈魂南集〉则是当时经各地吟咏所作。　　易氏在庚子事变时督江楚转运，其后历任广西、云南、广东道台。辛亥革命爆发后逃居上海，后赴北京，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有交情，袁氏称帝，被任为代理印铸局局长，帝制失败，易氏益纵情歌楼妓馆。　　易氏平生诗作近万首，结集成册者有20馀种，其中《四魂集》共分五卷，含〈魂北集〉、〈魂东集〉、〈魂南集〉、〈归魂集〉、〈魂南记〉等。今台湾银行发行的「台湾文献丛刊」将〈魂南记〉、〈魂南集〉合并为一册发行。（廖振富撰）

1858-1920，字实甫、实父、中硕，号忏绮斋、眉伽，晚号哭庵、一广居士等，龙阳（今湖南汉寿）人，易佩绅之子。光绪元年举人。曾被张之洞聘主两湖书院经史讲席。马关条约签订后，上书请罢和义。曾两去台湾，帮助刘永福抗战。庚子事变时，督江楚转运，此后在广西。云南、广东等地任道台。辛亥革命后去北京，与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交游，袁世凯称帝后，任印铸局长。帝制失败后，纵情于歌楼妓馆。工诗，讲究属对工巧，用意新颖，与樊增祥并称“樊易”，著有《琴志楼编年诗集》等。

字地山，又字无隅，别署大方，江苏江都（今扬州）人。雅好集藏文物，尤以古泉为多。书法挻峭，有山林气。擅制联语，出口成章。曾任袁世凯家庭教师，袁克文曾从问业。

张伯驹（1898-1982） 字家骐，号丛碧、春游主人、好好先生。河南项城人，张锦芳子，过继伯父张镇芳。与张学良、溥侗、袁克文称“民国四大公子”。收藏鉴赏家、书画家、诗词学家、京剧艺术研究家。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、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委员，吉林省博物馆副研究员、副馆长，中央文史馆馆员。有《张伯驹词集》、《丛碧词话》、《红毹记梦》等，与黄君坦合著《清词选》。

张伯驹(1898-1982)，字家骐，号丛碧，北洋军阀元老张镇芳之子，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的表弟。书画家，收藏家，对戏曲，诗词各方面都有登峰造极的水平，与张学良，溥侗，袁克文合称民国四公子。一生致力收藏古董文物，为了不让国宝流落国外，不惜倾尽家财，变买房产，甚至夫人的首饰，从文物商贩手上购回不少稀世国宝字画，包括被尊为中华第一帖的晋陆机(平复帖)，国宝中之国宝的隋代展子虔(游春图)，是传世最早的卷辐画，还有宋黄庭坚(诸上座帖)，赵佶(雪江归棹图卷)，李白(上阳台帖)。他购古文物绝不是待价而沽，他认为金钱有价，国宝无双，绝不能落入洋人外邦手中。他一生淡泊名利，不愿当官。解放后，他先后将平生购下的珍贵文物捐献给回国家收藏。可惜的是这位倾囊捐献的张伯驹，也难逃文化大革命的冲击，被打成了当然的牛鬼蛇神，发配到农村去劳动改造。遗憾的是他最终没有得到国家相应的回报，1982年2月，张伯驹患病进了北大医院，被院方认为不够级数，拒绝为他更换到较舒适宽敞的病房疗养。这位千金散尽为国藏国宝的大收藏家鉴赏家终于离开人世。据说张伯驹死后，有人跑到医院门口叫骂：“你们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国宝！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？呸，我告诉你们，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，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。”近代著名学者，红学家周汝昌对张伯驹的词推崇备至，在丛碧词写跋说道：如以词人之词而论，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，而以先生殿后，把他与李后主相提并论，可见将他词放在何等崇高地位。其序云：欲识先生之词，宜先识先生其人，词如其人，信而可徵。我重先生，并不因为他是盛名的贵公子，富饶的收藏家。一见之下，即觉其与世俗不同，无俗容，无俗礼，讷讷如不能言，一切皆出以自然真率。其人重情，以艺术为性命。伉爽而无粗豪气，儒雅而无头巾气。当其以为可行，不顾世人非笑。不常见其手执卷册，而腹笥渊然，经史子集，皆有心得，然于词绝少掉书袋，即此数端，虽不足以尽其为人，也可略觇其风度了。因此之故，他作词，绝不小巧尖新，浮艳藻绘，绝不逞才使气，叫嚣喧呼，绝不短钉堆砌，造作矫揉，性情重而气质厚。品所以居上，非可假借者也，余以是重其人，爱其词。伯驹先生的词，风致高而不俗，气味醇而不薄之外，更得一“整”字，何谓“整”？本是人工填词也，而竟似天成，非无一二草率也，然终无败笔此盖天赋与工力，至厚至深，故非扭捏堆垛，败阕百出者之所能望其万一。如以古人为比，则李后主，晏小山，柳三变，秦少游，以及清代之成容若，庶乎近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