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者商、周之兴，始于卨、稷，而至于汤、武，凡数百年之间而后得志于天下。其成功甚难，而享天下之利至缓也。然桀、纣既灭，收天下，朝诸侯，自处于天子之尊，而下无不服之志。诛一匹夫而天下遂定，盖其用力亦甚易而无劳也。至于秦汉之际，其英雄豪杰之士，逐天下之利唯恐不及，而开天下之衅惟恐其后之也，奋臂于大泽，而天下之士云合响应，转战终日而辟地千里，其取天下若此其无难也。然天下已定，君臣之分既明，分裂海内以王诸将，将以传之无穷，百世而不变，而数岁之间，功臣、大国反者如猬毛而起，是何其取之之易而守之之难也！若夫五代干戈之际，其事虽不足道，然观其帝王起于匹夫，鞭笞海内，战胜攻取，而自梁以来不及百年，天下五禅，远者不过数十年，其智虑曾不足以及其后世，此亦甚可怪也。盖尝闻之，梁之亡，其父子兄弟自相屠灭，虐用其民而天下叛；周之亡，适遭圣人之兴，而不能以自立。此二者，君子之所不疑于其间也。而后唐之庄宗、明帝，与晋、汉之高祖，皆以英武特异之姿，据天下太半之地，及其子孙，材力智勇亦皆有以过人者，然终以败乱而不可解，此其势必有以自取之也。盖唐、汉之乱始于功臣，而晋之乱始于戎狄。皆其以易取天下之过也。庄宗之乱，晋高祖以兵趋夷门，而后天下定于明宗；后唐之亡，匈奴破张达之兵，而后天下定于晋；匈奴之祸，周高祖发南征之议，而后天下定于汉。故唐灭于晋，晋乱于匈奴，而汉亡于周。盖功臣负其创业之勋，而匈奴恃其驱除之劳，以要天子。听之则不可以久安，而诛之则足以召天下之乱，动一功臣天下遂并起而轧之矣。故唐夺晋高祖之权而亡，晋绝匈奴之和亲而灭，汉诛杨邠、史肇而周人不服，以及于祸。彼其初无功臣、无匈奴则不兴，而功臣、匈奴卒起而灭之。故古之圣人有可以取天下之资而不用，有可以乘天下之势而不顾，抚循其民以待天下之自至，此非以为茍仁而已矣，诚以为天下之不可以易取也。欲求天下而求之于易，故凡事之可以就天下者，无所不为也。无所不为而就天下，天下既安而不之改，则非长久之计也。改之而不顾，此必有以忤天下之心者矣。昔者晋献公既没，公子重耳在翟，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召重耳，重耳不敢入，秦伯使公子絷往吊，且告以晋国之乱，将有所立于公子。重耳再拜而辞，亦不敢当也。至于夷吾，闻召而起，以汾阳之田百万命里克，以负蔡之田七十万命丕郑，而奉秦以河外列城五。及其既入而背内外之赂，杀里克、丕郑，而发兵以绝秦，兵败身虏，不复其国。而后文公徐起而收之，大臣援之于内，而秦、楚推之于外，既反而霸于诸侯。唯其不求入而人入之，无赂于内外而其势可以自入，此所以反国而无后忧也。其后刘季起于丰沛之间，从天下武勇之士，入关以诛暴秦，降子婴。当此之时，功冠诸侯，其势遂可以至于帝王，此皆沛公之所自为而诸将不与也。然至追项籍于固陵，兵败而诸将不至，乃捐数千里之地以与韩信、彭越，而此两人卒负其功，背叛而不可制。故夫取天下不可以侥倖于一时之利，则必将有百岁不已之患，此所谓不及远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