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上天之道。先春而后秋。圣人制法。外刑而内礼。故知三辟之设。王者不得已而用之。今帝命惟新。六合光宅。远无异望。迩无异言。亦宜安彼反侧。示以宽典。臣窃见神都诸部勘当所。寻有敕停勘。迄至于今。犹尚追摄。岂非勘当使等志希侥倖。执斯刻薄。以为已能哉。长奸滥之源。伤醇和之化。伏愿即停之。臣又闻书有五听。虑失情实也。令著三覆。恐致虚枉也。比见有敕勘当反逆。令使者得实便决。然人命至重。死不可生。傥万分之中。有一不实。欲诉无路。怀枉谁明。饮恨吞声。赤族从戮。岂不痛哉。此不足以肃奸逆而明典刑。适所以长威福而生疑惧。臣望绝此处分。依法覆奏。则死者甘伏。知泣辜之恩。生人欢悦。见详刑之意。又法官之任。人命所悬。若不择。恐招枉滥。诸官僚之内。有用法宽平。为众所称者。愿亲而进之。处事深酷。不允人望者。愿疏而退之。囹圄无冤。亿兆幸甚。臣又闻罚不及嗣。虞帝之明规。罪不至孥。汉君之茂德。故郤芮作乱。而郤缺登朝。嵇康被刑。而嵇绍入用。终能立功白狄。效死汤阴。千载美谈。斯为称首。父子犹其若此。馀亲尚何疑哉。窃见逆人之亲。选曹广责。至于无亲无服。亦数十条。士子之中。十将三四。今圣人在上。宝命惟新。有道贱贫。实为深耻。遂令此等。长从遐弃。怀才抱器。将何望哉。是以圣意哀矜。频降恩制。令同常例。各使坦怀。姚璹之徒。皆逢委任。而在下僚列。不识天心。苟求微疵。不宏大体。又准敕。逆人同堂亲。不得任京官及两畿三辅官。准法。刑戮缌麻亲。不得充近侍宿卫。臣望申敕有司。敕令逆人外。不得辄为勘责。收其贤能。示之旷荡。斯巍巍之德。作范百王。穆穆之风。垂裕千祀。

晋献公杀其世子申生，而立奚齐，国人不顺。其大夫里克杀奚齐、卓子而纳惠公，《春秋》皆以弑君书之矣。惠公既立，而杀里克，以弑君之罪罪之。《春秋》书曰：「晋杀其大夫里克」。称人以杀，杀有罪也。称国以杀，杀无罪也。里克弑君而以无罪书，此《春秋》之微意也。奚齐、卓子之立，以淫破义，虽已为君，而晋人不君也。即已为君，则君臣之名正，故里克为弑君。而国人之所不君，则势必不免。里克因国人之所欲废而废之，因国人之所欲立而立之，则里克之罪与宋华督、齐崔杼异矣。虽使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贤方伯，里克之罪犹可议也。惠公以弑得立，而归罪于克，以自悦于诸侯，其义有不可矣。然惠公杀克而背内外之赂，国人恶之，敌人怨之，兵败于秦，身死而子灭，至其谋臣吕甥、郤称、冀芮皆以兵死。盖背理而伤义，非独人之所不予，而天亦不予也。宋武帝之亡也，托国于徐羡之、傅亮、谢晦。少帝失德，三人议将废之，而其弟义真亦以轻动不任社稷，乃先废义真，而后废帝，兄弟皆不得其死。乃迎立文帝。文帝既立，三人疑惧。羡之、亮内秉朝政，晦出据上流，为自安之计。自谓废狂乱以安社稷，不以贼遗君父，无负于国矣。然文帝藩国旧人王华、孔宁子、王昙首皆陵上好进之人也，恶羡之、亮据其径路，每以弑逆之祸激怒文帝，帝遂决意诛之。三人既死，君臣自谓不世之功也。是时宁子已死，华与昙首皆受不次封赏。文帝在位三十年，其治江左称首。然元嘉三年始诛三人，是岁皇子劭生。劭既壮而为商臣之乱。华、宁子之子孙无闻于世，而昙首之子僧绰以才能任事，亦并死于劭。于乎，天之报人，不远如此！不然晋惠公、宋文帝祸发若合符契，何哉？谢晦将之荆州，自疑不免，以问蔡廓。廓曰：「卿受先帝顾命，任以社稷，废昏立明，义无不可。但杀人二昆，而以北面挟震主之威，据上流之重，以古推今，自免为难耳」。善夫！蔡廓之言，不学《春秋》而意与之合。太史公有言：「为国者不可以不知《春秋》。前有谗而不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，守经事而不知其宜，遭变事而不知其权，为人君父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蒙首恶之名。为人臣子而不通《春秋》之义者，必蹈篡弑之诛。其意皆以善为之而不知其义，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」。宋之君臣诚略通《春秋》，则文帝必无惠公之祸，徐、傅、谢三人必不受里克之诛。悲夫！

补之再拜。辱书以《国语》二事相切磋，甚厚。所援据通洽而议近正，又以知别后学问之益，殊欣喜也。然齐桓、晋文同功一体，皆仲尼之徒所不道。虽晋文入异，此但一事，未可言优于桓也，亦不当称周之盛德，以类其迹之近似者，以大重耳、子犯之谋而疑后世。凡圣人所以与霸者，非与其假仁义也，与其假仁义以成功而民赖焉。方其走狄避患，区区窃仁义之迹以图济其私，未足称于大君子之前也。亡人从者，其文义可观而士溺焉。若进疑于岐山、盟津，退不失为季札，则僭且不类甚矣。岐山、盟津，来书所谓拟人必于其伦者，此甚不可。若退为季札，则非重耳之本心也。岐山去国而成国无豳岐之异，夫何所待盟津？以国为天下，退修德以待之，非诸侯公子失国反国之比。又重耳以谗出逃父之诛，不与奚齐、卓子争立足矣。国人自杀奚齐、卓子，国无君而己义嗣，入可也，胡为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，以敝晋而流祸如此其酷哉？若曰桓讨子纠，则高梁之事与生窦奚辨？壮舆其未之思耶？凡补之为此论者，以樀夫假仁义之微情，使当其分而止，不欲使夫谲甚而疑圣也，岂善冀芮之谋以子犯为诚不及者哉！以谓「夷吾亦晋嗣，苟可以入而存国，虽走梁而援秦，奚不可」者，卒其不与夷吾，则入晋而不能善晋也。苟善晋，《春秋》亦将与之。使桓、文徒窃仁义之名以济其私，而其成功，民无所赖，则《春秋》犹不与。《公羊》论享国长短，美见未见，固非是。要之，《春秋》随事褒贬，无始终善者也。其曰实与而文不与，乃补之犹反是。圣人于齐、晋，皆文与而实不与。实不与者，以其假仁义；文与者，无王不得已也。孟子谓彼善于此为至论。壮舆疑于王迹，则假者之情后终不得而诛矣。又荀息事，始意壮舆许息之死，再得来问，乃与补之论其悖者无异。荀息，世未有知其非者也，独吾两人非之耳。凡小人之事主也，生则阿其欲以蒙利，死则择利而背之。荀息阿献公之生，罪也，死则曰虽无益也，将焉避之，是岂小人之所能哉？故后世惑焉，以其复言乱信义之实。而《左氏》述其忠正，《公羊》类夫仇孔，非壮舆卓然自信，几何不须而靡也。召忽死子纠，天下不称其是，亦不诛其非，始无善而终无恶也。荀息死奚齐，论者至今谓夫疑于信义也，否则荀息何足议哉？虽然，荀息愚不幸，既许其君以死矣，至于不济。壮舆以谓宁死而不贰之为良，抑贰而不死之为是。将死与不死，于荀息无轻重，皆不可也。天下固无皆不可之义，壮舆必能处之矣。惟其要终之义，不足以救初之恶，与其苟免如犬彘，则死为可进。故补之以谓进荀息以甚苟免之祸，知宗元为学《春秋》而通者。不然，则可以死如召忽，可以无死如管仲。要其终，义所在何如耳。张禹、李绩蒙丧邦之旧，事与荀息类。而禹、绩皆不死，为愧于荀息。若曰汉、唐事，禹、绩不得预其祸，则狐掘之必狐埋之，己首祸而身不预，则何如？馀非面不尽。补之再拜。

《春秋》于鲁桓书「至」，至者，以礼至于庙也。春秋之时，典礼大坏，时君能以礼至于庙者无几，史书之，圣人无敢削焉。是，之也。说者谓危之，凿矣，左氏近之矣，而亦未有以明其为道。鲁桓天下之大恶也，何道之有？盖百姓日用而不自知也。圣人如天焉，无私好，无私恶。鲁灭大恶，圣人已著其罪，所以明其非道，非私恶也。至于至庙一节，犹知遵礼之善，犹知有祖庙也。虽其中心之藏未必果出于诚，而其事则礼也，圣人知所是也。是者是道，非者非道。《春秋》不以善掩恶，不以恶掩善，终不以桓公弥天之恶掩其毫毛之善，以善者道之所在，圣人不得不明之也。《春秋》借二百四十二年之行事以明斯道，非为《春秋》之君臣设也，为万世设也。

《春秋》为明道而作，所以使天下后世知是者是道，非者非道。而诸儒作传，不胜异说，或以为尊王贱霸，或以为谨华夷之辨，或以为正名分，或以为诛心。凡此固《春秋》所有，然皆指其一端，大旨终不明白。子曰：『吾志在春秋』。于二百四十二年扰扰颠倒错乱中，而或因或作，是是非非，靡不曲当。所是是道，所非非道，如四时之错行，如日月之代明，皆所以明彰大道。古诸侯无私史。《周官》小史掌邦国之志，《费誓》载《周书》，汉汝江沱之诗编诸二《南》。自晋之《乘》，楚之《梼杌》，鲁之《春秋》三史作，而诸侯有私史矣。孔子因之，道之变也。

《春秋左氏传》襄四年穆叔如晋一章，与《国语》大同小异，义不甚同。《大戴记》与《家语·王言》等篇亦大同小异，义亦大殊。以是知尽信书不如无书。书难尽信，于是甚明。

《春秋》人物多贤，而吴季子、晋成鱄，其言某尤心敬焉。季子请观周乐，使工为之歌，至歌《颂》，曰：「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迩而不偪，远而不携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。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」。季子非有道，安能为此言？成鱄曰：「《诗》曰：『维此文王，帝度其心。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。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。王此大国，克顺克比，比于文王』。心能制义曰度，德正应和曰莫，照临四方曰明，勤施无私曰类，教诲不倦曰长，赏庆刑威曰君，慈和遍服曰顺，择善而从之曰比，经纬天地曰文」。某甚有味乎应和之莫，照临之明，经纬天地之文也。

秦穆公欲立重耳，穆公之心本善也，公子絷以利说之而移。晋夷吾欲从兄于翟，夷吾之心本善也，冀芮以利说之而移。兹利也，乃害也。韩原之战，穆公几为韩简所止，徇絷之说，以至于此也。夷吾虽以不正得国，身陷于恶，子不免戮，害孰甚焉！

汲古问：「《春秋》经有书『王正月』，有不书『王正月』，此是略阙文否」？先生曰：「十一公之元年皆书『王正月』，惟桓公三年而后不书『王』，定公元年不书『正月』，而书『王三月」』。汲古云：「未达其义」。先生曰：「不书者，非脱阙也。孔子削之也。子曰：『知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，罪我者其惟《春秋》乎』。即此类也。盖《春秋》法甚严而亦甚宽。鲁桓弑君，周王当诛之，至三年而王不能诛，始不书『王』。鲁昭公之见逐于三家，薨于乾侯。逐虽轻于弑，既七年矣，故定公元年不书『王正月』，明王不能正三家之罪而讨之」。汲古见《庄子》云，仲尼曰：「天下有大戒二：其一命也，其一义也。子之爱亲，命也；臣之事君，义也。事其亲者，不择地而安之，孝之至也。事其君者，不择事而安之，忠之盛也」。汲古谓：「忠孝名虽异，而实无异。如以有二言之，恐非圣人语。孔子曰：『资于事父以事君，而敬同』。又曰：『以孝事君则忠』。又曰：『君子之事亲孝，故忠可移于君』。庄子以一命一义而分忠孝，以为圣人语，诚难取信」。先生曰：「忠孝一心，无惑于异论。如周曰以无为首，又曰物不胜天久矣，是皆自纷纷于意虑之间，岂知乎孔子！曰「天下何思何虑」，又曰「汝神将守形，形乃长生」。既谆谆言无物之妙，而又曰守形，陋矣，又自矛盾矣。

汲古问：「昭公十九年夏五月戊辰，许世子止弑其君买，以进药致祸，何《春秋》书弑其君？《左氏》曰：『许悼公饮太子止之药，卒，太子奔晋，《书》曰弑其君』。《公羊》曰：『曷为加弑？讥子之道不尽也』。《谷梁》曰：『弑，正卒也，正卒则止不弑也』。何三《传》皆言止不弑君」？先生曰：「礼，医不三世，不服其药。如君有疾饮药，臣先尝之。亲有疾饮药，子先尝之。许止不慎不敬，轻果进药，致此大祸，虽奔而弃位，未踰年而卒，足明其心，而《春秋》犹加之以弑名者，所以明道也。夫人心自善，自清明谨重，必不轻进其药于君亲。惟其意动而昏，不敬不谨，故轻进药于君亲，而不免此祸。许止虽未踰年而死，亦不足以赎弑君之罪者。孔子不削，欲使后世深思力索，求免此罪，必至于复吾本有之道心，则静重敬谨，自备万善，自绝万过，自信其可以免矣」。

臣闻明允笃忱，共懿惠和，谓之才子，世济其美者也；顽嚣不友，傲狠乱常，谓之不才子，世济其凶者也。济美者善加益而不知，济凶者恶欲掩而自著。是以操赏善罚恶之柄者，必自其源流观之，则才与不才斯过半矣。恭惟皇帝陛下励精更化，宣明典章，录用及于名臣之家，旌褒逮于贤者之后，其所以振幽发潜，惠至渥也。独惟奸谀之既死者未诛，凶暴之济恶者犹在。臣职隶西省，每见有伤于名教，有害于国家者，不敢不为陛下疏别而诵言之。臣窃见降授朝散大夫汪绎，乃义端之子。义端在绍熙间曾为察官，在庆元初曾为中书舍人，彼岂不知宗臣赵汝愚德在生民，勋在王室，望在缙绅士大夫？而三上台疏，极其诋诬；一草谪词，至引刘屈氂、李林甫事以相挤排。不惟不能分别善恶，而且欲陷正人于死地。当时论者，直以凶人目之，以傲象目之，以奴隶目之。所幸给事中黄裳能声其罪于绍熙之时，而无人焉秉诛奸之笔于庆元以后。臣每读国史至此，未尝不痛恨太息。今绎之不才，劣于义端，而奸凶极恶又有甚焉。盖其居官也，以酷为能，以贪为宝。席卷仪真，见于论疏；彗扫宁国，形于赋咏。手执告缗之令，口含罗织之经，凡豪家大姓之饶于财、赢于产者，靡不被其毒手，凶人不足以尽之也。其居家也，为弟不友，为长不义。会宾不以礼，而以黄白之多少相誇雄；禔身不以律，而以丹书之轻重相讥诮。一语不咸，则杯酒殷勤之欢翻为寇雠；一事弗协，则家庭燕私之丑亦相告讦。屠牛之讼，至今传之，人莫不鄙笑，是象傲不足以尽之也。其奉权要也，月有月献，岁有岁献。每一番通讯台馈，辄数千缗；而四节庆遗相府，动数万计。绶献朱床，既极精巧；绎贡珍玉狮子，尤高且大。下至舆仆干办，倾身事之，弗以为耻，奴隶不足以尽之也。夫凶，一极也；傲，悖德也；奴隶，贱名也。决非积善之家所宜有也。义端之首恶，既已逋诛于身后，则如绎之济恶，岂宜漏网于生前？顷江东宪臣廉访来上，考其奸状，自合窜谪，而仅从镌褫，则是丘山之过而毫发之罚，其何以惩贪暴而励忠廉哉？臣愚欲望陛下特发睿断，重赐屏斥。或朝廷忠厚，未欲屏之远方，亦乞更欲镌降，永不叙用，以为世济奸凶者之戒。所有词命，臣未敢撰进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〔贴黄〕臣既具奏汪绎世济其凶等事，因契勘绍熙、庆元间稔奸积恶、朋邪丑正者，不但义端一人，如胡紞、李沭、沈继祖、刘德秀之徒，尤号为攘臂以挤排故老、击逐善类者。使其若子若孙颇能畏饬，如蔡叔之后而有蔡仲，冀芮之后而有冀缺，张汤之后而有张安世，朝廷洒濯而用之，则固不必以世论。其或狠暴贪戾有亦如绎之所为，则当终身锢废，不应使之参错州县间，蠹国伤财，永为民害也。臣固非越职言事，盖自隆兴以来，中舍缴奏，亦有论及一人而带说三四人者，故实具在，用敢援此言之。其于大明黜陟之朝，诚非小补。伏乞并赐施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