楚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令尹子西曰：「文、武百里之君，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据土壤，贤弟子为佐，非楚之福也」。乃止。

剡曰：子西，楚之贤令尹也。楚国赖之，亡而复存，危而复安。其志犹晏婴也，其言岂容鄙浅之如是哉？

尚书左丞阁下：某学术空虚，不能尽知前世事。自建隆以来，数之蜀之先进，仕至两府者众矣。其行藏出处，是非长短，非后进小子所得轻议。然大抵畏避形迹，不敢援引蜀人。盖起远方，孤立无与，过于虑患，不得不尔。天圣中，阆人陈鸿渐以文章知名于世，制策入等，以季父当轴，不得召试，摈弃流落，饮恨至死。引嫌之风，其由来久矣。自阁下执政，不复沿袭前事，每见蜀人，未尝不访问人物，虽不以天下名器私于蜀人，而蜀人之善，未有弃而不录者。老成宿德，后生晚学，随宜录用，各当其理。至于甚愚无知如某等辈，犹得备员学校。阁下既不自疑，而天下之人亦不以为私。何其自任之重，自信之笃也！某绍圣元年自太学归，从事州县，三任于此。勤苦于簿书狱讼而不以为劳，奔走于车尘马足而不以为卑。十年之间，遂无一字入国门者。意谓古之为贫而仕，止当如此。既无以取知于人，遂不敢求于人知，而人亦无有知者。不知阁下得之于谁，遽有荐引，得非过于采听，而好事者遂得以欺左右乎？不然，何缘记忆也。某自到此，忽忽岁馀，事稍閒，不废读书。俸入差厚，足以为养，比之辈流，最为侥倖。所不满者，势有不便耳。风土气候非所宜，而饮食医药多不如意。此其所以戚戚思蜀，而辄布腹心于受恩之地也。古语有之：「为浮屠者，必合其尖」。此言虽小，亦自有理，惟阁下留意焉（《唐先生文集》卷一五。）。

进：原阙，据四部丛刊本补。

吾平生取名以此，其掇谤亦以此。顷谪惠州，过扶胥，此书失手坠海中。舟人皆失色，予独喜，幸名与谤都息矣。不为今日复稍见于士大夫间，读之惘然，似他人文；思之茫然，如隔世事。而姑苏张自强复持此六卷示予。是名与谤特未已也。然自强嗜吾文，必知我者也，必爱我者也。想能为我深藏而慎出之，庶几可以免夫。宣和己亥十二月一日，眉山唐子西书。

江左诸谢，诗文见《文选》者六人。希逸无诗，宣远、叔源有诗，不工。今取灵运、惠连、玄晖诗，合六十四篇，为《三谢诗》。是三人者，诗至玄晖语益工，然萧散自得之趣，亦复少减，渐有唐风矣。于此可以观世变也。唐子西书。

元符三年，洛阳苏公通守南隆，治书室于厅事之东偏，名之曰「愚斋」，而属某为之记。某言于公曰：愚有等级，公将安处也？有颜子之愚，有高柴之愚，有宁武子之愚。扬子以晁错为愚，柳子厚自以为愚。颜子之愚，《老子》所谓盛德者也。高柴之愚，《中庸》所谓不及者也。宁武子之愚，则《诗》所谓「亦维斯戾」者也。晁错之愚，则《语》所谓古之直者也。若夫柳子厚之愚，则事载方册，有不可诬者，文章学术为当代所宗。自唐以来，论当世大儒，则必称韩、柳，而自以为愚，可乎？然贞元之党，妇人女子皆知其必败，而柳子独不悟也，谓之不愚，可乎？是数子者，其愚固有等级，公将安处也？以为高柴之愚，则才非不及于道；以为宁武子之愚，则生非不逢于时；以为晁错之愚，则无吴、楚之变；以为柳子厚之愚，则无伾、文之事。某将处公以颜子之愚，则公岂有意乎？公平生聚书万卷，手不停披，既以自得于心矣，推其绪馀以教诸子，皆卓然有立。其长子大寿以文学知名于时，而公犹以愚自处，此真有意于所谓盛德者欤？《传》曰：「晞颜之人，亦颜之徒」。公何辞焉？请以是为记（《唐先生文集》卷一五。又见《圣宋文选》卷二三，《古今合璧事类备要》续集卷三七，《古今事文类聚》别集卷一九，《八代文钞》第三八册，同治《南部县志》卷二八。）。

伾：原阙，据四部丛刊本补。

嘉祐、熙宁间，西南有隐君子焉，幅巾布衣，时时出游人间，士大夫好事者多从之游。喜谭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春秋》，辞旨邃远，能得先儒所未到者。遇人饥寒，解衣衣之，推食食之。人有所求，则鬻衣卖履与之无难色，缓急辄阴救之。问其姓名，则嫚骂不以告。逢人无贵贱，皆抵掌谈笑，蜀人皆知其为有道之士。相与强名为先生，然竟莫测其果何人也。元祐末，遂不复见，岂隐去不复出耶？抑出而人不见也？传者以为卒矣。是殆不然，先生游无何有之乡，独与道游者也。道在与在，道亡与亡。使道而果亡，则先生信死矣；道未丧于天下，则先生乌乎死？绍圣初，有姓唐名庚者，画先生之像而事之，为先生作《真赞》，自称为先生之子云。赞曰：

轩然其颀，幅巾布衣。清风萧萧，在人目围。此岂先生者耶？孰能援笔一挥，摹其心中之精微也哉！

唐先生讳某，字彦通，眉州丹棱县人。曾祖讳某，祖讳某，考讳某，俱不仕。皇考之捐馆也，先生始六岁。是时乡人未知官学，先生孤露自奋，卒为名儒。其学博而不杂，其制行和而不流。轻财好施，出于自然。盖自尧舜三代以来，理乱废兴，典章人物，莫不考论。旁至诸子百家、天文地理、方技医卜之书，莫不通贯。其博至于如此。然特深于经术，著《四经微旨》行于世，而专用春秋名家，为《讲义》三十卷，《辨三传》七卷。大抵以《春秋》为无褒，其于传、注取二三策而已，此所以见其不杂也。性简易，不作崖检，与乡人处由由然，无贵贱皆得其欢心。比其没也，远近闻之，俱出涕叹息。逮今二十年，思之不忘，其和至于如此。然议论刚正，无所阿附，负其所蕴，非其友不友，亦以是见恶于不善者，此所以见其不流也。平生用财，不问其数。尝至濛阳，其尉丁忧，贫不得去。先生雅不识其人，倾橐赗之，空手而归。其好施类皆如此，而未尝有德色，此所以见其自然也。自嘉祐、治平间，先生已有盛名，西南学者争宗师之，授经者累数百人，然应进士举反不中。益昌龙图阁直学士陆公诜荐之，亦不报。浮沉丘园，无复仕进意。熙宁初，罢诗赋，以经义取人。士论喜其必有所合。既而《春秋》不为经，先生亦老矣，始终不偶，蜀人惜之。然余尝考其行事，以求其用心，则平生所存，良亦可见。族本以治产富饶，而先生专业儒士；方以声律进取，而先生独治经，此其志岂为利禄计哉！命虽不偶于今，而其书具存，足以传于后世无穷，复何憾焉？元祐三年闰十二月二十五日终于家，享年六十有三。前娶家氏，再娶史氏。男五人。女四人，适某，皆士人也。孙男四人，孙女二人，皆幼。卜以崇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，葬县之南二十里鼓面山之原，以史氏祔。予顷出守咸安，道过阆中，而先生之子某适宰是邑，倾盖如故。遂定为忘年友。然则状先生行义以告于士大夫者，非其职耶？谨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