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明元末起白台，其高二十馀丈，乐平王尝梦登其上，四望无所见。王以问日者董道秀，筮之曰「大吉」。王默而有喜色。后事发，王遂忧死，而道秀弃市。道秀若推六爻以对王曰：「《易》称『亢龙有悔』，穷高曰亢，高而无民，不为善也」。夫如是，则上宁于王，下保于己，福禄方至，岂有祸哉？今舍于本而从其末，咎衅之至，不亦宜乎（《魏书·乐平王丕传》）！

和龙新定，宜优复之，使广修农殖，以饶军实，然后进图，可一举而灭（《魏书·乐平王丕传》。冯弘奔高丽，世祖诏遣送之，高丽不遣，世祖怒，将讨之，丕上疏。）。

君子之于天下事也，欲求其通，故学欲其博。事通而学博，则必掩众取名，名之所归，责之所生，一身有所未安，况欲以此谋天下之事乎？所谓通者，于文武则曰兼资，于儒墨则曰并用，于三才则曰无不知，于六艺则曰无不习。求欲掩众人而直出其表者，好名之累也。殊不知昔之君子有其善而不居，故能兼众人之善；弃其智而弗用，故能合众人之智。其于名也，退然不敢专美。卒之天下以名归之，方且泛然受，悠然辞，若有不得已居此名者，斯其所以安其身。推其身之馀以及天下事，则亦绰绰无难矣。崔浩、高允二臣者，魏之起燕、代而伯中国，二臣力居多。事通而学博，犹一体之人也。崔浩不免杀身，高允独能自全者，史氏于浩传不甚著其事，于《高允传》明浩之所以死者加详。愚请合而论之。谈兵则有败衄之祸，为史则有漏泄之祸，占天则有窥测之祸。有一于是，足以杀身，况欲合三者以争名？于三事也欲其无不通，于三者之学也欲其无不博，而欲以是幸免于乱世之祸乎？浩固自取，允亦有幸免者。魏起燕、代，用兵中国，浩为谋主，帷幄坐胜，所至策勋，而允亦参乐平王军以西破杨难当，此其知兵相似也。浩以三公领国史，允奉诏分掌其事，浩虽专其职而允用力居多，此其述史相似也。浩初以占天精于风角，用以策敌，而允以律历为浅事以难浩说，此其占天相似也。夫合三说以相似，然浩竟以此杀身而允独幸免，以令名始终者，有由矣。且二人以儒知兵，浩之事魏三君，课功居多。允视浩为晚进，适时少事，得以雍容俎豆，不由汗马取名。如占天、星历、灾异、五行，二人之学非独相似，人谓允过于浩也。浩为三公，允甫以著作起家，同领国史，所志太祖以下三朝多出允笔，浩主其要而已，竟以此受祸，允独恃景穆芘护不死者，人固有幸不幸哉。大抵以多事为通，以多学为博，浩则抗之以满。又为郤标之徒所误，如刻国史于石以彰直笔，如以五星聚东井不欲东伐，又援汉元年十月之占以自乱，与允反覆辩论。允则虽明灾异之学，不肯对人言之，又知浩之必不免，预形于言，此其独保令名，寿考以终者，得非以其廉于取名者欤？浩生平自比子房，君臣相谀以为近似，使其果有明哲保身之虑，则有封留之足从赤松子隐去，否则勇退急流，不以名掩众，其庶几乎。呜呼！士大夫之心术，平昔处学问、居富贵者，了了于性理，不可不自厚也。浩不信佛，不谈老庄，未碍也。其妻佞佛，浩取其书裂投溷中。夫佛书者，华言而梵学，与中国书同文之一，岂粪腐之可污乎？又以残酷杀李顺一事，其报应亦昭昭矣。允心术所感，诚有异于浩者。幼尝为浮屠，为塞上公诗，有齐得丧、忘物我、浩然世外之意，其行诸州，狱务矜恤，多所贷纵，以廉平称。又挺身以明罪多于浩，帝怒，反免所坐僮吏数十百家五族之诛，此何止千人之活而已乎？因观史氏所载崔浩、高允同罪异罚，故合二人论之，以为君子掩众取名之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