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生前为九卿，坐与望之、堪谋排车骑将军高、许、史氏侍中者，毁离亲戚，欲退去之，而独专权。为臣不忠，幸不伏诛，复蒙恩徵用，不悔前过，而教令人言变事，诬罔不道（《汉书·楚元王交附传》：更生使外亲上变事，逮系狱，下太韦玄成、谏大夫贡禹与廷尉杂考，劾更生。）。

初，孝宣循武帝故事，招置名儒，而更生以通达善属文与选中，可谓遇主矣。其后上复兴神仙方术之士，而更生得淮南枕中鸿宝秘书献之，言黄金可成，其所为未免长君之过也。岂其逢世希合而为之欤？抑年少学，犹未能无惑于异端欤？其后与望之、堪、猛辈并立于朝，为群小侧目，更生乃令外亲上变事，其义安在哉？夫君子小人相为盛衰，盖天地之大义也。消息盈虚，天地且不能不以其渐，况于人乎？且许、史、恭、显之于汉也，凭藉私昵宠嬖之恩非一日矣，其培根深，其滋蔓广，非所以朝升而暮罢。而君子之去小人，又非智谋之足恃也，亦有吾之仁义而已。彼方欲肆欺以罔吾之信，为数以败吾之义，而吾且欲决而去之，而自为不信，其见弃也不亦宜乎？予读更生传，见其惓惓于其君，未尝不为之叹息也。惜其不知义命之归，故一蹶而不振，悲夫！

司马相如云：「列仙之儒，居山泽间」。「列仙」之名当始此。传云刘向作，而《汉书》向所序六十七篇，但有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、《列女传》等，而无此书，又叙事并赞不类向文，恐非其笔。然事详语约，辞旨明润，疑东京文也。

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云：汴水西十五里有楚王山，自楚元王后世葬于此，凡十三冢，皆结石为之。今向冢独在城北五里，蛇穿豕齧，断垣破甓，茅棘萧然。疑其世非袭封，不得与先王之兆域，而为别冢故也。向，元王之玄孙，以经明行修擢谏大夫，萧望之、周堪以向忠直荐于朝。元帝懦昏，小人比德，许、史以外戚干政，恭、显以近倖盗权。向肺腑之亲，乃心王室，抗危言，吐孤愤，必欲推拉小人，拔天下正直之士在帝左右，以清天宪。方群邪侧目，相与攻诋，势不能支，初下狱，再免为庶人，终十年见废。萧望之、周堪皆被诬自杀，向独得不死，而志亦不少衰，可谓忠矣。惜乎既以身当怨，毅然特立，不能暴小人之恶，扬于王庭，以动天下之公义，及使外亲上变，而戒帝无漏言，彼所以揣其不足畏，而又欲挤之者也。当是时，韦玄成、贡禹以经术位大臣，不能助善排恶，为向明区区之义，指以为罔上不道。由此观之，为向之言者，果亦难矣。厥后成帝沉于内嬖，王氏专制，威福上下之势，将转衣为裳，忠臣良士惴惴惧祸，向引《春秋》变异，欲以劫其心，而终不省其一二，岂言有所未中欤？赵氏杀太子，国嗣屡绝，当此之时，因以天性不忍之爱、父子之至情，引谕祸福，指明治乱之渐，庶几恻然知悔焉。夫震雷变色，作于须臾，蜂虿螫手，终身戒之，何则？远于人者不必甚畏，而迫于所爱，则惟恐伤之也。若向之博极群书，议论不诡，与董仲舒、扬雄、司马迁相先后，可谓命世之才矣。于今洙泗之上，士多博洽廉靖乐道者，盖向之遗风云。

望之、更生辅元帝初政，以元帝天资之弱，而外有史、高总朝廷之事，内有恭、显制枢机之权，二子居其间，可谓孤弱之势，危疑之时矣。所以处之之道，要当艰深其虑、正固其守，诚意恳恻以广上心，人才兼收以强国势，谨其为勿使有差，密其机勿使或露。积之以久，上心开明，人才众多，群心归而理势顺，庶几有可为者。此在《易·屯》膏小贞之义也。而二子处之盖甚疏矣。其绸缪经理，未尝有一日之功也，遽白罢中书宦官，其机盖已尽露而无馀策；既不蒙信用，而中外小人并起而乘之，身之死遂不足道，而当时之事遂不可复救。甚矣，二子之疏也！况其所为自多不正。用人要当公天下之选，而二子者不惟其贤，惟其附己，不知小人迎合于外者讵可保邪？故以郑朋之倾邪而使之待诏，至于华龙之污秽亦欲入其党，彼盖有以召之也。在《易》有之：「君子以远小人，不恶而严」。所谓严者，严其在我者也。二子处群小之间，而不严如是，其可得乎？袁安、任隗，当梁冀强横之时，非惟不能加害，而卒能去之，以安、隗所处之严故也。故史称安、隗素行高，冀未有以害之，斯言诚有味也，二子曾不知此邪！至于使外亲上变事，与子上书，则又其甚矣。予观二子所执虽正，然恳诚之心不笃，势利之念相交，以天下之公义而行之以一己之私，盖不知学之弊也。吁，可惜哉！然昔人未可以一失断其平生。若更生经历忧患，晚岁气象殊胜于前，处王氏之际，庶几为忧国敦笃者矣。

人臣事君之义，有不可则止者，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，观其所处之地如何耳。义所当止，虽如齐宣之授万钟，而孟子终不受；义所当为，虽如商辛之剖心窍，而比干终不退。苟得其道，则进退不同，而同归于是；苟失其义，则进退不同，同归于非。乌呼，非知亲疏之义者，孰能并行而不悖乎？是故三谏不听而逃之者，疏也，臣道也；三谏不听而随之者，亲也，子道也。孟子在齐为疏，故当以臣道自处；比干在商为亲，故当以子道自处。知孟子之所止，则知比干之所以为也，知比干之所为，则知孟子之所以止也。孟子、比干易地则皆然。刘向生于元、成间，前困于恭、显之谗说，后困于王氏之排斥，屡谗屡排，而直言正论，曾不少衰。或者则责以不可则止之义，殊不知向与汉同姓，岂可恝然同疏远之臣哉！谏而又谏，继之以死可也。且元、成之昏乱，不足以有为，向非不知之矣；知其不可而为之者，特以吾之义而已。是数恭、显之非恶非迂也，假外戚以上书非诈也，讼三氏之强盗非枉也，蹈杀身之危机非愚也，亲之之义，不得不然也。向尝告陈汤曰：「身为宗室遗老，历事五朝，吾而不言，谁当言者」？噫，斯言也，其见向之本心乎！昔屈原亦楚之宗族，事怀王、襄王尽忠而不见答，摈弃沉窜，徘徊不忍去，至投汨罗以死。人皆以屈原不能高举远逝，全身远害遁之。贾谊亦吊之，曰：「历九州而相君兮，何必怀此都也」？是岂知原之心哉？惟刘向所处之地，所处之义，与屈原同出一辙，故作《九叹》以悼屈原，以己之心度屈原之心，以己之时度屈原之时，相望数百岁，若见其肺肝焉。其辞曰：「出国门而端指兮，方冀悟而锡还」。又曰：「兴《离骚》之微文兮，冀灵修之一悟。还予车于南郢兮，复往轨于初古」。向之言虽为原而发，亦所以自道也。盖原与向皆同姓之臣，国存与存，国亡与亡。虽其君之昏乱，势穷理绝，方且为于不可为之时，言于不可言之际，眷眷之忠，独觊望于万一焉。是所以为忠孝之至也，世俗乃以疏远之义而加贵戚之臣，槩以强活名之，可谓不知类矣。

刘向学术未醇，而心事甚正。其学见于事宣帝，其心见于事元、成。夫神仙黄金，乃秦皇、汉武之所以乱亡者。向以通达能文，应名儒俊材之选，召见之初，疑有正论裨益，而所献者，淮南鸿宝秘书，及邹衍重道延命方而已。名儒俊才果如是乎！推是以往，则所谓讲论五经者，亦糠秕土苴尔。虽然，不遇疾风，无以知劲草；不遇恭、显、王凤，无以知刘向。汉家宗室固多，其朴实为汉者，特一向尔。惜乎其无沉几深略也。何者？去小人之法，不在浅躁。方望之、堪、向等，同心辅政，其力强，其年富，可以有为矣。是时恭、显所以疑数子者，亦未甚也。使有沉几深略以图之，未必无成。奈何未白语泄，先受下狱免官之祸。其启恭、显之疑，一也。后上感悟，赐望之爵关内侯，而徵堪、向，欲以为谏大夫。事体方有可回之渐，正宜缓以待之，奈何使外亲上变事，复以此败。其启恭、显之疑，二也。二疑之馀，更相仇敌，向等之忿恭、显日力，而恭、显之防向等日深。观向之所以攻恭、显者，专以灾异，而恭、显之所以攻堪、猛者，亦以灾异。地动殆为恭、显，此向攻恭、显之言也；以夏寒日青无光为堪、猛用事之咎，此恭攻堪、猛之言也。正人指邪人为邪，邪人指正人为邪，正不胜邪，则向等不能害恭、显，而反为恭、显所害。望之死于狱，则失一援矣。堪死于瘖，则失二援矣。盖望之、堪尚存，向犹得扳连以成事；望之、堪既死，则向虽独抱忠肠，伥伥然何所依哉！探本穷源，则实向等始焉之轻发有以召之也。或曰：向之攻王凤，非有所谓语泄之过，与外亲上变事之非也，胡为向之计终不行，而凤之奸终不去？曰：不然。恭、显虽擅权，未至如王氏之盛；而向之攻王氏，又无望之、堪、猛之助也。恭、显之奸，本亦可去，向不能审其所以去；王凤之奸，既难于去，向亦终不可得而去。此理之必然者也。大抵去奸之事，出于上则易，出于下则难。以元、成之蔽于恭、显、王凤，如彼其极，向等欲以口伐代斧钺，难哉！凤之用事既甚于恭、显，而成帝之孱弱，复甚于元帝。熟复向传，观元帝因地震感悟，下诏赐望之爵关内侯，徵堪、向欲以为谏大夫，是犹能侯望之而徵堪、向也。望之自杀，天子甚悼恨之，乃擢堪为光禄勋，堪弟子猛光禄大夫、给事中，大见信任。是犹能擢堪、猛而大信任之也。因杨兴、诸葛丰之言，左迁堪、猛，暨庙灾、日蚀，乃召诸前言日变在堪、猛者责问，是犹能察诸臣之非而责问之也。责问之后，徵堪诣行在所，拜光禄大夫，秩中二千石，领尚书事；猛复为大中大夫、给事中，是犹能再徵而以为光禄大夫、大中大夫也。特帝知之之心，不胜于恭、显谗之之口，遂以不终。至于成帝，则异是矣。向奏《洪范五行传论》，则曰「天子心知向忠精，故为凤兄弟起此论也。然终不能夺王氏权」。其上谏延陵疏，则曰「上甚感向言，而不能从其计」。其奏《新序》、《说苑》及上疏陈法戒，则曰「上虽不尽用，然内嘉其言，常嗟叹之」。至于上封事，极言王氏，则曰「君且休矣，吾将思之」。夫曰「休」者，其真情；曰「思」者，其矫辞也。纵帝能思，与不思一尔。呜呼，唐德宗不以卢杞为奸邪，而以姜公辅为卖直。德宗之愚惑，未足责也；成帝知恭、显之为专擅而恶之矣，知向等之为精忠而喜之矣，乃龌龊牵制，略不得一引手，何哉！譬如家有幼主，而强奴悍婢操窃其权，主固知其受制，有至亲良友告以驱除之说，亦已觉其言之善，而乃因循苟且，不能早为之计。其不终敝于强奴悍婢之手者几希。

刘向《说苑》，曾子固序之矣，其可否已檃括其间，学者当有所择，而徒博者失之。余因为诸儿书此卷首。岁丙申四月朔书于本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