爰有大圜在上，大矩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（《吕氏春秋·序意》：「文信侯曰：『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』」。）。

维秦八年，岁在涒滩，秋甲子朔，朔之日，良人请问十二纪，文信侯曰：「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。爰有大圜在上，大矩在下，汝能法之，为民父母。盖闻古之清世，是法天地。凡十二纪者，所以纪治乱存亡也，所以知寿夭吉凶也，上揆之天，下验之地，中审之人，若此则是非可不可，无所遁矣。天曰顺，顺维生；地曰固，固维宁；人曰信，信维听。三者咸当，无为而行。行也者，行其理也。行数，循其理，平其私。夫私视使目盲，私听使耳聋，私虑使心狂，三者皆私设精，则智无由公。智不公，则福日衰，灾日隆，以日倪而西望知之（《吕氏春秋》十二。案此下尚有赵襄子一段，非十二纪之总序也。不录。）」。

君何功于秦？秦封君河南，食十万户。君何亲于秦？号称仲父。其与家属徙处蜀（《史记。吕不韦传》）。

诸称富者，非贵其身，得志也，乃贵恩覆子孙，而泽及乡里也。黄帝设五法，布之天下，用之无穷，盖世有能知者莫不尊亲，如范子可谓晓之矣。子贡吕不韦之徒颇预焉。自是已后无其人，旷绝三百有馀年，管子设轻重九府，行伊尹之术，则桓公以霸，九合诸侯，一匡天下。范蠡为越相，三江五湖之间，民富国强，卒以擒吴，功成而弗居，变名易姓，之陶自谓朱公，行十术之计，二十一年之间，三致千万，再散与贫（《御览》四百七十二、《困学纪闻》二十。）。

臣闻《易》曰：「安不忘危，存不忘亡，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」。故贤圣之君，博观终始，穷极事情，而是非分明。王者必通三统，明天命所授者博，非独一姓也。孔子论《诗》，至于「殷士肤敏，裸将于京」，喟然叹曰：「大哉天命！善不可不传于子孙，是以富贵无常；不如是，则王公其何以戒慎，民萌何以劝勉」？盖伤微子之事周，而痛殷之亡也。虽有尧舜之圣，不能化丹朱之子；虽有禹汤之德，不能训末孙之桀纣。自古及今，未有不亡之国也。昔高皇帝既灭秦，将都雒阳，感寤刘敬之言，自以德不及周，而贤于秦，遂徙都关中，依周之德，因秦之阻。世之长短，以德为效，故常战栗，不敢讳亡。孔子所谓「富贵无常」，盖谓此也。

孝文皇帝居霸陵，北临厕，意凄怆悲怀，顾谓群臣曰：「嗟乎！以北山石为椁，用纻絮斫陈漆其间，岂可动哉」！张释之进曰：「使其中有可欲，虽锢南山犹有隙；使其中无可欲，虽无石椁，又何戚焉」？夫死者无终极，而国家有废兴，故释之之言，为无穷计也。孝文寤焉，遂薄葬，不起山坟。

《易》曰：「古之葬者，厚衣之以薪，臧之中野，不封不树。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」。棺椁之作，自黄帝始。黄帝葬于桥山，尧葬济阴，丘垄皆小，葬具甚微。舜葬苍梧，二妃不从。禹葬会稽，不改其列。殷汤无葬处。文、武、周公葬于毕，秦穆公葬于雍橐泉宫祈年馆下，樗里子葬于武库，皆无丘垄之处。此圣帝明王贤君智士远览独虑无穷之计也。其贤臣孝子，亦承命顺意而薄葬之，此诚奉安君父，忠孝之至也。

夫周公，武王弟也，葬兄甚微。孔子葬母于防，称古墓而不坟，曰：「丘，东西南北之人也，不可不识也」。为四尺坟，遇雨而崩。弟子修之，以告孔子，孔子流涕曰：「吾闻之，古者不修墓」。盖非之也。延陵季子适齐而反，其子死，葬于嬴、博之间，穿不及泉，敛以时服，封坟掩坎，其高可隐，而号曰：「骨肉归复于土，命也，魂气则无不之也」。夫嬴、博去吴千有馀里，季子不归葬。孔子往观曰：「延陵季子于礼合矣」。故仲尼孝子，而延陵慈父，舜禹忠臣，周公弟弟，其葬君亲骨肉，皆微薄矣；非苟为俭，诚便于礼也。宋桓司马为石椁，仲尼曰：「不如速朽」。秦相吕不韦集知略之士而造《春秋》，亦言薄葬之义，皆明于事情者也。

逮至吴王阖闾，违礼厚葬，十有馀年，越人发之。及秦惠文、武、昭、严襄五王，皆大作丘陇，多其瘗臧，咸尽发掘暴露，甚足悲也。秦始皇帝葬于骊山之阿，下锢三泉，上崇山坟，其高五十馀丈，周回五里有馀；石椁为游馆，人膏为灯烛，水银为江海，黄金为凫雁。珍宝之臧，机械之变，棺椁之丽，宫馆之盛，不可胜原。又多杀宫人，生埋工匠，计以万数。天下苦其役而反之，骊山之作未成，而周章百万之师至其下矣。项籍燔其宫室营宇，往者咸见发掘。其后牧儿亡羊，羊入其凿，牧者持火照求羊，失火烧其臧椁。自古至今，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，数年之间，外被项籍之灾，内离牧竖之祸，岂不哀哉！

是故德弥厚者葬弥薄，知愈深者葬愈微。无德寡知，其葬愈厚，丘陇弥高，宫庙甚丽，发掘必速。由是观之，明暗之效，葬之吉凶，昭然可见矣。周德既衰而奢侈，宣王贤而中兴，更为俭宫室，小寝庙。诗人美之，《斯干》之诗是也，上章道宫室之如制，下章言子孙之众多也。及鲁严公刻饰宗庙，多筑台囿，后嗣再绝，《春秋》刺焉。周宣如彼而昌，鲁、秦如此而绝，是则奢俭之得失也。

陛下即位，躬亲节俭，始营初陵，其制约小，天下莫不称贤明。及徙昌陵，增埤为高，积土为山，发民坟墓，积以万数，营起邑居，期日迫卒，功费大万百馀。死者恨于下，生者愁于上，怨气感动阴阳，因之以饥馑，物故流离以十万数，臣甚湣焉。以死者为有知，发人之墓，其害多矣；若其无知，又安用大？谋之贤知则不说，以示众庶则苦之；若苟以说愚夫淫侈之人，又何为哉！陛下慈仁笃美甚厚，聪明疏达盖世，宜弘汉家之德，崇刘氏之美，光昭五帝、三王，而顾与暴秦乱君竞为奢侈，比方丘陇，说愚夫之目，隆一时之观，违贤知之心，亡万世之安，臣窃为陛下羞之。唯陛下上览明圣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、仲尼之制，下观贤知穆公、延陵、樗里、张释之之意。孝文皇帝去坟薄葬，以俭安神，可以为则；秦昭、始皇增山厚臧，以侈生害，足以为戒。初陵之模，宜从公卿大臣之议，以息众庶（《汉书·楚元王交附传》）。

秦吕不韦请迎高妙，作《吕氏春秋》。汉之淮南王，聘天下辩通，以著篇章。书成，皆布之都市，悬置千金，以延示众士，而莫能有变易者。乃其事约艳，体具而言微也（《文选·杨德祖答临淄侯笺》注）。

臣闻秦昭王与吕不韦好书，皆以书葬。王至尊，不韦久贵，冢皆以黄肠题凑，处地高燥，未坏。臣愿发昭王、不韦冢，视未烧《诗》《书（《御览》五百六十引《皇览·冢墓记》，「汉明帝朝，公卿大夫诸儒八十余人论《五经》误失，符节令宋元上言」。）》。

窃见丞相商作威作福，从外制中，取必于上，性残贼不仁，遣票轻吏微求人罪，欲以立威，天下患苦之。前频阳耿定上书言商与父傅通，及女弟淫乱，奴杀其私夫，疑商教使。章下有司，商私怨怼。商子俊欲上书告商，俊妻左将军丹女，持其书以示丹，丹恶其父子乖忤，为女求去。商不尽忠纳善以辅至德，知圣主崇孝，远别不亲，后庭之事，皆受命皇太后。太后前闻商有女，欲以备后宫，商言有固疾，后有耿定事，更诡道因李贵人家内女。执左道以乱政，诬罔悖大臣节，故应是而日蚀。《周书》曰：「以左道事君者诛」。易曰：「日中见昧，则折其右肱」。往都丞相周勃再建大功，及孝文时纤介怨恨，而日为之蚀，于是退勃使就国，卒无怵惕忧。今商无尺寸之功，而有三世之宠，身位三公，宗族为列侯、吏二千石、侍中诸曹，给事禁门内，连昏诸侯王，权宠至盛。审有内乱杀人怨怼之端，宜穷竟考问。

臣闻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，意欲有秦国，即求好女以为妻，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，产始皇帝。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，心利楚国，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。自汉兴几遭吕、霍之患，今商有不仁之性，乃因怨以内女，其奸谋未可测度。前孝景世七国反，将军周亚夫以为即得雒阳剧孟，关东非汉之有。今商宗族权势，合赀钜万计，私奴以千数，非特剧孟匹夫之徒也。且失道之至，亲戚畔之，闺门内乱，父子相讦，而欲使之宣明圣化，调和海内，岂不谬哉！商视事五年，官职陵夷而大恶著于百姓，甚亏损盛德，有鼎折足之凶。臣愚以为圣主富于春秋，即位以来，未有惩奸之威，加以继嗣未立，大异并见，尤宜诛讨不忠，以遏未然。行之一人，则海内震动，百奸之路塞矣（《汉书·王商传》：太中大夫蜀郡张匡，其人佞巧，上书愿对近臣陈日蚀咎。下朝者左将军丹等问匡，匡对。）。

因天时，制人事，天子发号施令，祀神受职，每月异礼，故谓之《月令》。所以顺阴阳，奉四时，郊气物，行王政也。成法具备，各从时月，藏之明堂，所以示承祖考神明，明不敢泄渎之义，故以《明堂》冠《月令》充，以名其篇。自天地定位有其象，圣帝明君世有绍袭，盖以裁成大业，非一代之事也。《易》正月之卦曰泰，其经曰：「王用享于帝，吉。《孟春令》曰：「乃择元日，祈彀于上帝」。《颛顼历术》曰：「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，日月俱起于天庙营室五度」。月令孟春之月，日在营室（本集，「颛顼」以下多误，今从《续汉·律历志中》注补引改注补作蔡邕《命论》，当是《月令论》之误也。）。《尧典》曰：「乃命羲和，钦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」。《令》曰：「乃命太史，守典奉法，司天日月星辰之行」。《易》曰：「不利为寇，利用御寇」。《令》曰：「兵戎不起，不可从我始」。《书》曰：「岁二月，同律度量衡」。《中春令》曰：「日夜分，则同度量，钧衡石」。凡此皆合于大礼王政，其类不可尽称。《大传礼·夏小正传》曰：「阴阳生物之后，王事之次，则夏之《月令》也。「殷人无文，及周而备，文义所说，博衍深远，宜周公之所著也。官号职司，与《周官》合。《周书》七十二篇，而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古者诸侯朝正于天子，受《月令》以归，而藏诸庙中。天子藏之于明堂，每月告朔朝庙，出而行之。周室既衰，诸侯怠于礼。鲁文公废告朔而朝，仲尼讥之。经曰「闰月不告朔」，犹朝于庙，刺舍大礼而徇小仪，自是告朔遂阙，而徒用其羊。子贡非废其令而请去之。仲尼曰：「赐也，尔爱其羊，我爱其礼。「庶明王复兴，君人者昭而明之，稽而用之，耳无逆听，令无逆政，所以臻乎大顺，阴阳和，年彀丰，太平洽，符瑞由此而至矣。秦相吕不韦著书，取《月令》为《纪号》，淮南王安亦取以为第四篇，改名曰《时则》，故偏见之徒，或云《月令》吕不韦作，或云淮南，皆非也（本集，《说郛》）。

吕不韦者，濮阳人也，为阳翟之富贾，家累千金。秦昭襄王者，孝公之曾孙，惠文王之孙，武烈王之子也。太子死，以庶子安国君柱为太子。柱有子二十馀人。所幸妃号曰华阳夫人，无子。安国君庶子名楚，其母曰夏姬，不甚得幸。令楚质于赵，而不能顾质，数东攻赵，赵不礼楚。时不韦贾于邯郸，见之曰：「此奇货也，不可失」。乃见楚曰：「吾能大子之门」。楚曰：「何不大君之门，乃大吾之门邪」？不韦曰：「子不知也。吾门待子门大而大之」。楚默幸之。不韦曰：「昭襄王老矣，而安国君为太子。窃闻华阳夫人无子，能立适嗣者，独华阳夫人耳。请以千金为子西行，事安国君，令立子为适嗣」。不韦乃以宝玩珍物献华阳夫人，因言楚之贤，以夫人为天母，日夜涕泣思夫人与太子。夫人大喜，言于安国君。于是立楚为适嗣，华阳夫人以为己子，使不韦傅之。不韦取邯郸姬，已有身。楚见，说之，遂献其姬至楚所，生男，名之曰正，楚立之为夫人。暨昭襄王薨，太子安国君立，华阳夫人为后，楚为太子。安国君立一年薨，谥为孝文王。太子楚立，是为庄襄王，以不韦为丞相，封为文信侯，食河南雒阳十万户。庄襄王立三年而薨，太子正立，是为秦始皇帝，尊不韦为相国，号称仲父。不韦乃集儒书，使著其所闻，为《十二纪》，《八览》、《六论》，训解各十馀万言，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，名为《吕氏春秋》，暴之咸阳市门，悬千金其上，有能增损一字者，与千金。时人无能增损者。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，盖惮相国，畏其势耳。然此书所尚，以道德为标的，以无为为纲纪，以忠义为品式，以公方为检格，与孟轲、孙卿、淮南、扬雄相表里也，是以著在录略。诱正《孟子章句》，作《淮南》、《孝经》解毕讫，家有此书，寻绎案省，大出诸子之右。既有脱误，小儒又以私意改定，犹虑傅义失其本真，少能详之，故复依先儒旧训，辄乃为之解焉，以述古儒之旨，凡十七万三千五十四言。若有纰缪不经，后之君子断而裁之，比其义焉（《吕氏春秋》元刊本。）。

窃谓明堂者，所以通神灵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《孝经》曰：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」。《祭义》云：「祀于明堂，教诸侯孝也」。黄帝曰合宫，尧曰五府，舜曰总章，布政兴治，由来尚矣」。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：「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」。郑玄注云：「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也」。「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四阿重屋」。郑云：「其修七寻，广九寻也」。「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」。郑云：「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正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明其同制也」。马融、王肃、干宝所注，与郑亦异，今不具出。汉司徒马宫议云：「夏后氏世室，室显于堂，故命以室。殷人重屋，屋显于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于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」。若据郑玄之说，则夏室大于周堂，如依马宫之言，则周堂大于夏室。后王转文，周大为是。但宫之所言，未详其义。此皆去圣久远，礼文残缺，先儒解说，家异人殊。郑注《玉藻》亦云：「宗庙路寝，与明堂同制」。《王制》同：「寝不逾庙」。明大小是同。今依郑玄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馀。若以宗庙论之，袷享之时，周人旅酬六尸，并后稷为七，先公照穆二尸，先王昭穆二尸，合十一尸，三十六王，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寝论之，便须朝宴。据《燕礼》：「诸侯宴，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」。是知天子宴，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。《燕义》又云：「席，小卿次上卿」。言皆侍席，止于二筵之间，岂得行礼？若以明堂论之，总享之时，五帝各于其室。设青帝之位，须于太室之内，少北西面。太昊从食，坐于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于青帝之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笾豆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咸设，复须席工升歌，出樽反坫，揖让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据兹而说，近是不然。案刘向《别录》及马宫、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《魏文侯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之事。其书皆亡，莫得而正。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郑玄云：「是吕不韦著，《春秋十二纪》之首章，礼家钞合为记」。蔡邕、王肃云：「周公所作」。《周书》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证明，文多不载。束皙以为夏时之书。刘瓛云：「不韦鸠集儒者，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。不韦安能独为此记」？今案不得全称《周书》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其内杂有虞、夏、殷、周之法，皆圣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为章句，又论之曰：「明堂者，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内曰太室。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虽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数，各有所依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尺，阴阳九六之变，且圆盖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八闼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宫以应日辰。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钟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应三统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，于外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」。观其模范天地，则象阴阳，必据古文，义不虚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参《月令》，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，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。汉代二京所建，与此说悉同。建安之后，海内大乱，京邑焚烧，宪章泯绝。魏氏三方未平，无闻兴造。晋则侍中裴頠议曰：「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宜可直为一殿，以崇严父之祀，其馀杂碎，一皆除之」。宋、齐已还，咸率兹礼。此乃世乏通儒，时无思术，前王盛事，于是不行。后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可取。及迁宅洛阳，更加营构，五鬼纷竞，遂至不成，宗配之事，于焉靡托。今皇猷遐阐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礼，垂之无穷。弘等不以庸虚，谬当议限。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「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升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」。郑玄注曰：「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」。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无所用。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云：「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」。不云居室。郑玄亦言：「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」。《礼图》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。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？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「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达，布政之宫」。《礼记·盛德篇》曰：「明堂四户八牖，上圆下方」。《五经异义》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：「上圆下方」。郑玄同之。是以须为圆方。明堂必须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记》，夏言「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」。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「四阿重屋」，周承其后不言屋，制亦尽同可知也。其「殷人重屋」之下，本无五室之文。郑注云：「五室者，亦据夏以知之」。明周不云重屋，因殷则有，灼然可见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「太庙天子明堂」。言鲁为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礼乐，鲁之太庙，与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「复庙重檐，刮楹达向，天子之庙饰」。

粤真隐先生者。体旷容寂。神清气冲。迥出尘表。深观化宗。偃太和之室。咏元古之风。收人之所不宝。弃人之所必崇。以道德为林圃。永逍遥于其中。有玩世公子。思发其蒙。乃诣先生之所舍。询出处之异同。于是稽首跪而称曰。仆闻士之生也。备百行。荣九德。静为物轨。动为人则。可见故不隐。可言故无默。使上叶唐虞之化。下安仁寿之域。既两仪交泰。九有不携。然后分人之土。执人之圭。故伊尹负鼎而去有莘。太公释钓而出磻溪。朝沦洿泥。夕升丹梯。若乔木之集鹓凤。清流之跃凫鹥。何必矫抗斯慕。中和见暌。蹑迹巢许。追踪夷齐。膏屯于骨月。和剿于氓黎。捐坦荡之修衢。履幽废之荒蹊。漱寒泉之泠泠。藉青草之萋萋。悲林风之夕振。厌山鸟之晨啼。始支离而馁息。终挛卷而寒栖。信行藏之足验。唯名实之可稽。愿一闻其至言。俾向方而不迷也。先生宇合寥天。心凝帝先。泯祸福之境。杜枢机之权。将有言而中止。不得已而应焉。曰夫洪荒之际。物靡艰阻。上如崇邱。下若平楚。高卑定位。各畅其所。贤愚同条。智诈罔举。孰为出。孰为处。孰为默。孰为语。迨乎时迁朴散。质变淳讹。升沈异躅。明暗殊科。刚柔相轧。曲直相摩。或贪饵以吞钩。或横飞以触罗。惟皇王之悯俗。爰拯溺于洪波。乃自揖。让。迄今于干戈。虽政教之异宜。诚法令之滋多。欲遏乱以求理。譬招风而静柯。遂饰礼以邀敬。修乐以导和。虽圣哲之区区。卒倾颓而奈何。于是上有淫君。下彰忠臣。龙逢之列。苌宏之伦。苟徇义以成名。竟违天而杀身。祗足以增恶声于暗主。竭惠泽于生民。故全德之士。韬精保真。悟历数之在运。知存亡之匪人。将扶危而翼颠。犹一发之擢千钧。块壤之壅长津。所以守嘉遁之元吉。从少微之隐沦。于是洪崖广成肇其端。子州善卷绪其后。汾水见傲帝之宾。颍阳闻洗耳之叟。以鸿名为糟粕。以大宝为尘垢。情蠲于取舍。意适于林薮。不刳心而无欲。非吐纳以永寿。眄江河为畎浍。谓嵩岱为培塿。故天子不可得而臣。诸侯安可得而友。岂作者之维艰。诚历世之可久。莫不道贯通于古今。迹无系于奇偶。镇末代之伪薄。使向风而归厚。若乃子高之规夏禹。臧叟之诲周文。仲连之却秦师。干木之藩魏君。弦高俛仰以成绩。四皓从容以立勋。初混世以表用。竟超然而绝偫。既抗志于青霞。聿栖身于白云。兹乃无封滞于万物。时抚俗以解纷者矣。若乃顾推让有泰山之重。视富贵若鸿毛之轻。则孤竹之子。王季之兄。甘食薇于首阳之下。悦采药于勾吴之坰。柱史归周而道阐。关尹去职而真成。晨门藏名于抱关。沮溺避世而耦耕。汉阴抱瓮以忘机。渔父乘流而濯缨。于陵灌园以逃相。莱氏负戴以辞卿。南华漆园以寓迹。列子郑圃以消声。楚狂隐晦。蜀严湛冥。丞相推堂于盖公。廷尉结袜于王生。故文景尊黄老之术。国既富而刑清。季主卜筮以训俗。文通讼田以污名。颜阖凿坏以避聘。伯休潜遁以脱荣。庞公课妻以耘锄。严光拂衣于帝庭。启期三乐以达意。梁鸿五噫以抒情。尚子平之持操。毕婚娶以长往。许叔元之守节。遗伉俪以遐征。听苏门之咏啸。若鸾凤之和鸣。见夏统之长歌。欻云飞而雪零。至于焦先瞿硎。郭文董京。天机符于太素。渊默会于真精。寂尔无闷。则子真仲蔚。确乎不拔。有台佟管宁。或琴书以自娱。或澹漠以无营。此则同人者体貌。异人者神明。抱不易之纯粹。含自然之孤贞。道取怡于閒放。业故无于屯平。晓物理之尚简。知天道之恶盈。彼鸿飞寥廓。奚弋者之能萦。故宠章焉得而见累。悔吝何由而相倾哉。尔其阴德密庸。元功潜著。不戚其所毁。不欣其所誉。为无为以成性。事无事以澹虑。洞希夷之可察。涉恍惚而斯据。托松涓以结友。忽驾景而飞去。兹乃隐道。其谁能测无何乡之处乎。是以朝廷之士。一入而不出。山林之客。宜往而勿还。若沽名于白贲。衒迹于青山。觊蒲轮于谷口。希束帛于云关。非岩泉之养正。实丘壑之藏奸。繄末世之鄙薄。曷清流之可攀。或因兹以幸达。讵不蕴终身之厚颜矣。夫徼福之萌祸胎。祈昌之结衰根。故不韦之识奇货。献孕妻以密言。吕公之辨龙颜。谋纳女以永尊。计克从而事捷。排天路以腾翻。遽变生而殃搆。招衅罚以钟门。霍氏之翼三后。谓伊周之复存。何赫奕于当时。亟殄歼其子孙。鉴兴亡之体势。实异代而同源。已覆败于前车。又倾摧于后辕。秦肆坑儒之毒。汉流党锢之冤。众君子欲修名显著。乃贻戚于茔魂。仰在居之悠迥。谁克叩于帝阍。固知祥风依于蓬荜。沴气袭于华轩。吾方将反汗漫。师元元。黜生死。同乾坤。当愈幽忧之疾。所以秉斯道而弥敦也。先生之言既毕。公子拜首而谢曰。小子久耽浅近之常议。幸沐精微之奥论。可谓涤除遗滓。披拂重昏。愿澡雪其形神。以游夫子之末藩而已矣。

古人称周公吐握下士。而天下归心。惟周公则可。何也。文王之子。武王之弟。成王之叔父。于天下无嫌矣。故唯周公则可。禀上圣之姿。邪不得入。是以好士不为累也。汉武为戾太子立博望苑。使通宾客。多以异端进者。始皆欲招贤人。而天下贤人少。小人多。贤人难进。小人易合。难进者鸿冥。易合者胶固矣。何以知之。刘濞有枚乘邹阳。不用其言。而应高田禄伯为其羽翼。刘武有邹阳韩安国。不用其谋。而羊胜公孙诡为其腹心。刘安行阴德。好文辞。虽爱神仙黄白。未害为善。终以左吴伍被而败。以是而知虽骨肉之亲。非周公圣德。皆不可也。班固称四豪者。六国之罪人也。今不复论矣。吕不韦习战国之馀风。陈豨值汉网之疏阔。逮乎魏其武安。终以权势相倾。自武安之后。天子切齿。卫霍改节。则宾客之为害。固可知矣。公孙宏起客馆。开东阁。以延贤人。与参谋议。非也。然谓之贤人。必非党附朝宰。交乱将相者矣。其时武帝躬亲万机。严明御下。人自守法。不敢为非。宰相惟有平津。政出一空（原注出吕览）。自然无倾夺之势。其宾客故人。不居显位。似未足为朝廷患也。然主父偃言朔方地肥饶阻河。蒙恬筑城以逐匈奴。灭胡之本。公孙宏以为不可。朱买臣发十难。宏不能得其一。又奏人不得挟弓弩。吾邱寿王以为不便。上以难丞相。丞相诎服。则知平津之宾客。不及天子之近臣明矣。虽有宾客。何益于议谋哉。况世秉大政者。常不下三四人。而轻薄游相门。与柳槐齐列。所谋以倾夺为首。所议以势利为先。是以魏其武安之徒。共成祸败。刘班殷铁之客。不相往来。又役奸志献奇计者。导其邪径。苟合匪人。世道险巇。无不由此。昔汉武谓田鼢曰。君除吏尽未。吾亦欲除吏。哀帝责郑崇曰。君门如市。何以欲禁切主上。皆宾客之害也。余谓丞相闭关谢绝宾客。则朝廷静矣。

先儒曰。瞽瞍憎舜。使涂廪浚井。酖于觞酒。欲从而杀之。舜谋于二女。二女教之以鸟工龙工药浴注豕。而后免矣。夫势之重。壮夫不能不畏。位之尊。圣人不得不敬。况舜婿于天子。顽嚣嫚戾者独不畏之。又从而杀之耶。且尧之妻二女帅九子观舜之德。舜反受教于女子。其术怪且如此。是不教人以孝道。教人以术免也。固尧使勖之。非观德也。何足以天下付。邰侯姜女之生子也。始弃之。命之曰弃。宋芮司徒之生女也。始弃之。亦命之曰弃。邰弃为稷官。蒸民赖之。宋弃美而生佐。几移于宋国。名之同也奚伤。舜重瞳子。项羽亦重瞳子。形之类也奚病。择其道如何耳。季札以乐卜。赵孟以诗卜。襄仲归父以言卜。子游子夏以威仪卜。沈尹戍以政卜。孔成子以礼卜。其应也如响。无他图。在精诚而已。不精诚者不能自卜。况吉凶他人乎。传曰。武王罢朝而袜系绝。顾左右。无可使结者。卫褚师呼声子结袜而登席。汉廷尉为王生结袜。袜之有带。其来尚矣。今独亡之。呜乎。古之制亡者十九。奚袜带之足云。柳下惠之妻诔其夫。门人不能窜一字。吕不韦作春秋。秦人不敢损一字。德与刑如何哉。

今月二十日得襄王伪诏。及朱玫文字。云田令孜胁迁銮驾。播越梁洋。行至半涂。六军变扰。遂至仓皇而晏驾。不知弑逆者何人。永念丕基。不可无主。昨四镇藩后。推朕纂承。巳于正殿受册毕。改元大赦者。李煴出自赘疣。名污藩邸。智昏菽麦。识昧机权。李符掳之以塞辞。朱玫卖之以为利。吕不韦之奇货。可见奸邪。萧世诚之土囊。期于匪夕。近者当道径差健步。奉表起居。行朝现驻巴梁。宿卫比无骚动。而朱玫胁其孤騃。自号台衡。敢首乱阶。明言晏驾。荧惑藩镇。陵弱庙朝（下阙）。

七月十二日，高平范某，谨复书于伯起足下：近滕从事子京编李唐制诰之文，成三十卷，各于文首序其所以，而善恶昭焉。足下命为《唐典》，以仆观之，似所未安。典之名，其道甚大。夫子删《书》，断自唐虞已下，今之存者五十九篇，惟尧舜二篇为《典》，谓二帝之道，可为百代常行之则。其次夏商之书，则有训诰誓命之文，皆随事名篇，无复为典。以其或非帝道，则未足为百代常行之典。乃知圣人笔削之际，优劣存焉，如《诗》有《国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之别也。李唐之世三百年，治乱相半，如贞观、开元有霸王之略，每下诏命，多有警策，失之者盖亦有矣，如则天、中宗昏乱之朝，诛害宗室，戮辱忠良，制书之下，欺天蔽民，人到于今冤之。傥亦以典为名，跻于唐虞之列，不亦助欺天之丑乎？是圣狂不分，治乱一致，百代之下，尧舜何足尚，桀纣何足愧也？仆不忍天下君子将切齿于子京，乃请以《统制》之名易之。而足下大为不可，贻书见尤。仆谓制者，天子命令之文，无他优劣，庶几不损大义尔。足下谓册、制之类有七，何特以制名焉？七者之名，有则有矣，然近代以来，暨于今朝，王言之司，谓之两制，是制之一名，统诸诏命。又有待制、承制之官，皆承奉王言之义也。又今诏、诰、宣敕、圣旨之类，违者皆得违制之坐，亦足见制之一名，而统诸命令也。故以《统制》为名，以明备载其文，不复优劣，观其文者，使自求之，而治乱之源在矣。足下又谓吕不韦辈著《春秋》，贾谊之徒著书，文中子著六经，而无讥其僭者。非也。盖「春秋」以时记事而为名也，优劣不在乎「春秋」二字，而有凡例、变例之文。「书」者载言之名，而优劣不在乎「书」之一字，而有典、谟、誓、命之殊。「诗」者言志之名，而优劣不在乎「诗」之一字，而有国风、雅、颂之议。诸儒拟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之名，盖不在乎优劣之地也，未有乱典、谟、训、诰、国风、雅、颂之名者。足下若以唐之制书，咸可为典，则唐人之诗，咸可为颂乎？足下又谓唐有《六典》，杜佑著《通典》，以此二书为證。亦未也。《六典》者，唐之官扃，可为令式，尊之为典者，亦唐人一时自高尔。又《通典》之书，叙六代沿革礼乐制度，复折中而论其可者，以为典要，尚庶几乎！矧二书之作，非经圣人笔削，又何足仰为大范哉！足下博识之士，当于六经之中，专师圣人之意。后之诸儒，异端百起，不足繁以自取。或足下必以《统制》为非，则请别为其目。「典」之为名，孰敢闻命？某再拜。

臣伏以明堂者，古圣王之大务也。所以事上帝，严先祖，班时令，合诸侯。朝廷之仪，莫盛于此。然而年世久远，规模靡见；经传所出，参差不同。群儒诪张，各信其习，脩坠补阙，何所适从？臣虽颛蒙，尝窃议于斯矣。臣谨按《周礼·考工记》曰：「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东西九筵，南北七筵，崇堂一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」。《大戴礼·盛德记》曰：「明堂者，自古有之。凡九室，一室有四户八牖，共三十六户七十二牖」。《礼记·月令》：天子正月居青阳左个，二月居青阳太庙，三月居青阳右个，四月居明堂左个，五月居明堂太庙，六月居明堂右个，中央土居太庙太室，七月居总章左个，八月居总章太庙，九月居总章右个，十月居元堂左个，十一月居元堂太庙，十二月居元堂右个。此三书者，皆圣贤之所作述，学者之所传习。而一事殊制，乖远如此，注释之家，亦各未为精当。《考工记》「五室」，郑康成解之：木室于东北，火室于东南，金室于西南，水室于西北，土室于中央。故聂崇义《三礼图》，其为明堂接太室，四角以为四室，盖用此也。且既以五室象五行矣，则木、火、金、水之王，当在东南西北之正，何乃置之四角？而云木室兼水，火室兼木。若必如是，则中央之室复何所兼哉？此说诚未可用也。《盛德记》「九室」，蔡伯喈之徒传之，接四室之角，又为四室。聂崇义误以为秦人《明堂图》者是也（按：秦实无明堂，但后儒见《月令》有「天子居明堂」之文，以《月令》是秦相吕不韦所作《春秋》十二纪之首章，疑为秦之明堂耳。然今观《月令》，明堂十有三位，无九室之说，盖崇义误取《大戴》九室之堂以为秦制也。又郑康成亦駮《大戴》云：九室三十六户七十二牖，似秦相吕不韦作《春秋》时所益者，非古制也。噫！康成注《礼记》，既知《月令》是吕不韦所作《春秋》矣，而《月令》岂有九室之文哉？何以辄駮《大戴》九室以为出于《吕氏春秋》乎？诚舛谬之甚也。）。然其四室之角复为四室，未知何所施用？将以象五行，享五帝乎，则五室足以备之矣，安用其馀？将以配十二辰乎，则四隅各两室重在一方之上，覈其意义，反覆不安，此说亦未可用也。《月令》十三位（本无此总数，但以一大室，四太庙，八左右个，其实十三位。）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