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北中郎将卢植名著海内，学为儒宗，士之楷模，乃国之桢干也。昔武王入殷，封商容之闾；郑丧子产，而仲尼陨涕。孤到此州，嘉其余风，春秋之义，贤者之后，有异于人。今亟敬遣丞掾修其坟墓，存其子孙，并致薄醊，以彰厥德（《魏志·卢毓传》注引《续汉书》，又见《艺文类聚》四十）。

臣闻《五行传》曰：「晦而月见谓之脁，王侯其舒」。此谓君政舒缓，故日食晦也。《春秋传》曰：「天子避位移时」。言其相掩不过移时。而闲者日食自巳过午，既食之后，云雾晻暧，比年地震，彗孛互见。臣闻汉以火德，化当宽明。近色信谗，忌之甚者，如火畏水故也。案今年之变，皆阳失阴侵，消御灾凶，宜有其道。谨略陈八事：一曰用良，二曰原禁，三曰御疠，四曰备寇，五曰修礼，六曰遵尧，七曰御下，八曰散利。用良者，宜使州郡核举贤良，随方委用，责求选举。原禁者，凡诸党锢，多非其罪，可加赦恕，申宥回枉。御疠者，宋后家属，并以无辜委骸横尸，不得收葬，疫疠之来，皆由于此。宜敕收拾，以安游魂。备寇者，侯王之家，赋税减削，愁穷思乱，必致非常，宜使给足，以防未然。修礼者，应徵有道之人，若郑玄之徒，陈明《洪范》，攘服灾咎。遵尧者，今郡守刺史二月数迁，宜依黜陟，以章能否，纵不九载，可满三岁。御下者，表谒希爵，一宜禁塞，迁举之事，责成主者。散利者，天子之体，理无私积，宜弘大务，蠲略细微（《后汉·卢植传》，又《续汉·五行志六》注引《续汉》本传：「植上书，丙子蚀自巳过午」云云，今此少「丙子」二字。）。

植闻嫠有不恤纬之事，漆室有倚楹之戚，忧深思远，君子之情。夫士立争友，义贵切磋。《书》陈「谋及庶人」，《诗》咏「询于刍荛」。植诵先王之书久矣，敢爱其瞽言哉！今足下之于汉朝，犹旦、奭之在周室，建立圣主，四海有系。论者以为吾子之功，于斯为重。天下聚目而视，攒耳而听，谓准之前事，将有景风之祚。寻《春秋》之义，王后无嗣，择立亲长，年均以德，德均则决之卜筮。今同宗相后，披图案牒，以次建之，何勋之有？岂横叨天功以为己力乎！宜辞大赏，以全身名。又比世祚不竞，仍外求嗣，可谓危矣。而四方未宁，盗贼伺隙，恒岳、勃碣，特多奸盗，将有楚人胁比，尹氏立朝之变。宜依古礼，置诸子之官，徵王侯爱子，宗室贤才，外崇训道之义，内息贪利之心，简其良能，随用爵之，强干弱枝之道也（《后汉·植传》）。

得其人与否，在卢生耳，选举莫取有名。名如画地作饼，不可啖也（《魏志·卢毓传》。又见《后汉·卢植传》注，《御览》八百六十。案：《通典》十六作魏文帝诏，当误。）。

观孟坚《汉书》，实命代奇作，及与陈宗、尹敏、杜𬂠、马严撰《中兴纪传》，其文曾不足观。岂拘于时乎？不然，何不类之甚也！是后刘珍、朱穆、卢植、杨彪之徒，又踵而成之，岂亦各拘于时而不得自尽乎？何其益陋也（《史通·内篇·核才》。不云在《自叙篇》，今附归《汉书》条后。）！

臣谨更思寻，参之时事。今强戎据于关雍，桀狄纵于河朔，封豕四逸，虔刘神州，长旌不卷，钲鼓日戒，兵疲人困，岁无休已，人事弊于下，则七曜错于上，灾沴之作，固其宜然。又顷者以来，无乃大异。彼月之蚀，义见诗人，星辰莫同，载于《五行》，故《洪范》不以为沴。

陛下今以晷度之失同之六沴，引其轻变方之重眚，求己笃于禹汤，忧勤逾乎日昃，将修大祀，以礼神祇，传曰：“外顺天地时气而祭其鬼神”。然则神必有号，祀必有义。案洪祀之文，惟神灵大略而无所祭之名，称举国行祀而无贵贱之阻，有赤黍之盛而无牲醴之奠，仪法所用，阙略非一。若率文而行，则举义皆阂；有所施补，则不统其源。汉侍中卢植，时之达学，受法不究，则不敢厝心。诚以五行深远，神道幽昧，探赜之求难以常思，错综之理不可一数。臣非至精，孰能与此（《晋书·江逌传》，帝不纳逌又上疏云云。）！

臣以下愚，不涉师训，孤陋闾阎，面墙靡识，谬蒙询逮，愧惧流汗。原夫礼者三千之本，人伦之至道。故用之家国，君臣以之尊，父子以之亲。用之婚冠，少长以之仁爱，夫妻以之义顺。用之乡人，友朋以之三益，宾主以之敬让。所谓极乎天，播乎地，穷高远，测深厚，莫尚于礼也。其乐之五声，《易》之八象，《诗》之《风》《雅》，《书》之《典》《诰》，《春秋》之微婉劝惩，无不本乎礼而后立也。其源远，其流广，其体大，其义精，非夫睿哲大贤，孰能明乎此哉。况遭暴秦焚亡，百不存一。汉兴，始征召故老，搜集残文，其体例纰缪，首尾脱落，难可详论。幸高堂生颇识旧义，诸儒各为章句之说，既明不独达，所见不同，或师资相传，共枝别干。故闻人、二戴，俱事后苍，俄巳分异，卢植、郑玄，偕学马融，人各名家。又后之学者，未逮曩时，而问难星繁，充斥兼两，摛文列锦，焕烂可观，然而五服之本或差，哀敬之制舛杂，国典未一于四海，家法参驳于缙绅，诚宜考详远虑，以定皇代之盛礼者也。伏惟陛下钦明玄圣，同规唐虞，畴咨四岳，兴言《三礼》，而伯夷未登，微臣窃位，所以大惧负乘，形神交恶者，无忘夙夜矣。而复猥充博采之数，与闻爰发之求，实无以仰酬圣旨万分之一。不敢废嘿，谨率管穴所见五十二事上呈。蚩鄙茫浪，伏用竦赧（《宋书·傅隆传》，元嘉十四年，太祖以新撰《礼论》付隆使下意，隆上表。）。

卢植云：「元，善也。郊天，阳也，故以日。藉田，阴也，故以辰」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解元辰云：「日，干也。辰，支也。有事于天，用日，有事于地，用辰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永明三年，助教周山文议。）」。

郑玄称先郊后吉辰，而不说必亥之由。卢植明子亥为辰，亦无常辰之证。汉世躬藉，肇发汉文，诏云：「农，天下之本，其开藉田」。斯乃草创之令，未睹亲载之吉也。昭帝癸亥耕于钩盾弄田，明帝癸亥耕下邳，章帝乙亥耕定陶，又辛丑耕怀，魏之烈祖，实书辛未，不系一辰，征于两代矣。推晋之革魏，宋之因晋，政是服膺康成，非有异见者也。班固序亥位云：「阴气应亡射，该藏万物，而杂阳阂种」。且亥既水辰，含育为性，播厥取吉，其在兹乎？班固序丑位云：「阴大旅助黄钟宣气而牙物」。序未位云：「阴气受任，助蕤宾君主种物，使长大茂盛」。是汉朝迭选，魏室所迁，酌旧用丑，实兼有据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，永明三年，殿中郎顾皓之议。）。

盖闻圣帝明王之治天下也，莫不尊奉天地，崇敬日月。故冬至祀天于员丘，夏至祭地于方泽，春分朝日，秋分朝月，所以训民事君之道，化下严上之义也。故礼云，王者必父天母地，兄日姊月。周礼典瑞云：王搢大圭，执镇圭，藻藉五采，五就，以朝日。马融云：天子以春分朝日，秋分夕月。觐礼，天子出拜日于东门之外。卢植云：朝日以立春之日也。郑玄云：端当为冕。朝日，春分之时也。礼记朝事议云，天子冕而执镇圭，尺有二寸，率诸侯朝日于东郊，所以教尊尊也。故郑知此端为冕也。礼记保傅云：三代之礼，天子春朝朝日，秋暮夕月。所以明有敬也，而不明所用之定辰。马，郑云：用二分之时。卢植云：用立春之日。佟之以为日者太阳之精，月者太阴之精，春分阳气方永，秋分阴气向长，天地至尊，用其始，故祭以二至。日月礼次天地，故朝以二分，差有理据。则融、玄之言，得其义矣。汉世则朝朝日，暮夕月，魏文帝诏曰，觐礼，天子拜日东门之外，反礼方明。朝事议曰：天子冕而执镇圭，率诸侯朝日于东郊。以此言之，盖诸侯朝天子，祀方明，因率朝日也。汉改周法，群公无四朝之事，故不复朝于东郊，得礼之变矣。然旦夕常于殿下东向拜日，其礼太烦。今采周春分之礼，损汉日拜之仪。又无诸侯之事，无所出东郊，今正殿即亦朝会行礼之庭也，宜常以春分于正殿之庭拜日。其夕月，文不分明。其议奏，魏秘书监薛靖论云：旧事，朝日以春分，夕日以秋分。案周礼朝日无常日，郑玄云，用二分。故遂施行。秋分之夕，月多东潜（《通典》作升）。而西向拜之，背实远矣。谓朝日宜用仲春之朔。夕用宜用仲秋之朔，淳于睿驳之，引礼记云：祭日于东，祭月于西，以端其位。周礼，秋分夕月，并行于上世。西向拜月，虽如背实，亦犹月在天而祭之于坎，不复言背月也。佟之（案，《通典》以天子东西游幸数句，皆属淳于睿语，疑此佟之二字后人误加。）案礼器云：为朝夕必放于日月。郑玄云：日出东方，月出西方。又云：大明生于东，月生于西。此阴阳之分，夫妇之位也。郑玄云：大明日也。知朝日东向，夕月西向，斯盖各本其位之所在耳，犹如天子东西游幸，朝堂之官及拜官者，犹北向朝拜，宁得以背实为疑邪？佟之谓魏世所行，善得与夺之衷。晋初弃员丘方泽于两郊，二至辍礼。至于二分之朝，致替无义。江左草创，旧章多阙，宋氏因循，未能反古。窃惟皇齐应天御极，典教惟新，谓宜使盛典行之盛代，以春分朝于殿庭之西，东向而拜日，秋分夕于殿庭之东，西向而拜月，此即所谓必放日月以端其位之义也。使四方观化者，莫不欣欣而颂义，旒藻之饰，盖本天之至质也。朝日不得同昊天至质之礼，故玄冕三旒也。近代祀天，著衮十二旒，极文章之义，则是古今礼之变也。礼天朝日，既服宜有异。顷世天子小会，著绛纱袍，通天金博山冠，斯即今朝服之次衮冕者也。窃谓宜依此拜日月，甚得差降之宜也。佟之任非礼局，轻奏大典，实为侵官，伏追惭震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永元元年，步兵校尉何佟之议，又见《通典》四十四。）。

案《礼记·王制》，天子先袷后时祭，诸侯先时祭后袷。《春秋》鲁僖二年袷，明年春禘，自此以后，五年再殷。《礼纬·稽命征》曰「三年一袷，五年一禘」，经、记所论禘袷与时祭，其言详矣，初不以先殷后郊为嫌。

至于郊配之重，事由王迹，是故杜林议云：「汉业特起，不因缘尧，宜以高帝配天」。魏高堂隆议以舜配天，蒋济云：「汉时奏议，谓尧已禅舜，不得为汉祖，舜亦已禅禹，不得为魏之祖。今宜以武皇帝配天」。晋、宋因循，即为前式。

又案《礼》及《孝经·援神契》并云「明堂有五室，天子每月于其室听朔布教，祭五帝之神，配以有功德之君」。《大戴礼记》曰：「明堂者，所以明诸侯尊卑也」。许慎《五经异义》曰：「布政之宫，故称明堂。明堂，盛貌也」。《周官·匠人职》称明堂有五室。郑玄云：「周人明堂五室，帝一室也」。初不闻有文王之寝。郑《志》赵商问云：「说者谓天子庙制如明堂，是为明堂即文庙邪」？郑答曰：「明堂主祭上帝，以文王配耳，犹如郊天以后稷配也」。袁孝尼云：「明堂法天之宫，本祭天帝，而以文王配，配其父于天位则可，牵天帝而就人鬼，则非义也」。太元十三年，孙耆之议，称郊以祀天，故配之以后稷；明堂以祀帝，故配之以文王。由斯言之，郊为皇天之位，明堂即上帝之庙。徐邈谓配之为言，必有神主；郊为天坛，则堂非文庙。《史记》云，赵绾、王臧欲立明堂，于时亦未有郊配。汉又祀汾阴五畤，即是五帝之祭，亦未有郊配。

议者或谓南郊之日，已旅上帝，若又以无配而特祀明堂，则一日再祭，于义为黩。案古者郊本不共日。蔡邕《独断》曰：「祠南郊，祀毕，次北郊，又次、明堂、高庙世祖庙，谓之五供」。马融云：「郊天之祀，咸以夏正，五气用事，有休有王，各以其时，兆于方郊，四时合岁，功作相成，亦以此月总旅明堂」。是则南郊、明堂各日之证也。近代从省，故与郊同日，犹无烦黩之疑。何者？其为祭虽同，所以致祭则异。孔晁云，言五帝佐天化育，故有从祀之礼，旅上帝是也。至于四郊明堂，则是本祀之所，譬犹功臣从飨，岂复废其私庙。且明堂有配之时，南郊亦旅上帝，此则不疑于共日，今何故致嫌于同辰。又《礼记》：「天子祭天地、四方、山川、五祀，岁遍」。《尚书·尧典》：「咸秩无文」。《诗》云：「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」。据此诸义，则四方、山川，犹必享祀，五帝大神，义不可略。魏文帝黄初二年正月，郊天地明堂，明帝太和元年正月，以武皇帝配天，文皇帝配上帝，然则黄初中，南郊明堂，皆无配也。

又郊日及牲色，异议纷然。《郊特牲》云：「郊之用辛，周之始郊也」。卢植云：「辛之为言，自新洁也」。郑玄云：「用辛日者，为人当斋戒自新洁也」。汉魏以来。或丁或已，而用辛常多。考之典据，辛日为允。《郊特牲》又云，郊牲币宜以正色。缪袭据《祭法》云，天地骍犊，周家所尚，魏以建丑为正，牲宜尚白。《白虎通》曰，三王祭天，一用夏正，所以然者，夏正得天之数也。魏用异朔，故牲色不同，今大齐受命，建寅创历，郊庙用牲，一依晋、宋。

谓宜以今年十月殷祀宗庙。自此以后，五年再殷。来年正月上辛，有事南郊。宜以共日，还祭明堂。又用次辛，飨祀北郊。而并无配。牺牲之色，率由旧章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。建元元年七月。）。

案《礼记·郊特牲》云：「郊之祭也，迎长日之至也，大报天而主日也」。《易说》「三王之郊，一用夏正」，卢植云：「夏正在冬至后，《传》曰启蛰而郊，此之谓也」。然则圜丘与郊各自行，不相害也。郑玄云：「建寅之月，昼夜分而日长矣」。王肃曰：「周以冬祭天于圜丘，以正月又祭天以祈谷」。《祭法》称「燔柴太坛」，则圜丘也。《春秋传》云「启蛰而郊」，则祈谷也。谨寻《礼》、《传》二文，各有其义，卢、王两说，有若合符。中朝省二丘以并二郊，即今之郊礼，义在报天，事兼祈谷，既不全以祈农，何必俟夫启蛰。史官惟见《传》义，未达《礼》旨。又寻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，其月十一日立春，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南郊，其月八日立春，此复是近世明例，不以先郊后春为嫌。若或以元日合朔为碍者，则晋成帝咸康元年正月一日加元服，二日亲祠南郊，元服之重，百僚备列，虽在致斋，行之不疑。今斋内合朔，此即前准。若圣心过恭，宁在严洁，合朔之日，散官备防，非预斋之限者，于止车门外别立幔省，若日色有异，则列于省前，望实为允，窃谓无烦迁日（《南齐书·礼志》上。永明元年当南郊，而立春在郊后，世祖欲迁郊，尚书令王俭启。又略见《通典》四十二。）。

臣闻国之大事，莫先郊祀，郊祀之本，实在审位。是以列圣格言，彪炳绵籍；先儒正论，昭著经史。臣学谢全经，业乖通古，岂可轻荐瞽言，妄陈管说。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，考之典制，或未允衷，既曰职司，请陈肤浅。

《孟春令》云：「其数八」。又云：「迎春于东郊」。卢植云：「东郊，八里之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东郊，木帝太昊，八里」。许慎云：「东郊，八里郊也」。郑玄《孟春令》注云：「王居明堂。《礼》曰：王出十五里迎岁，盖殷礼也。周礼，近郊五十里」。郑玄别注云：「东郊，去都城八里」。高诱云：「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东郊，八里，因木数也」。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。《孟夏令》云：「其数七」。又云：「迎夏于南郊」。卢植云：「南郊，七里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南郊，火帝炎帝，七里」。许慎云：「南郊，七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南郊，去都城七里」。高诱云：「南郊七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南郊，七里，因火数也」。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。《中央令》云：「其数五」。卢植云：「中郊，五里之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中央黄帝之位，并南郊之季，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中郊，西南未地，去都城五里」。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。《孟秋令》云：「其数九」。又曰：「迎秋于西郊」。卢植云：「西郊，九里郊」。贾逵云：「西郊，金帝少暤，九里」。许慎云：「西郊，九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西郊，去都城九里」。高诱云：「西郊，九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西郊，九里，因金数也」。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。《孟冬令》云：「其数六」。又云：「迎冬于北郊」。卢植云：「北郊，六里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北郊，水帝颛顼，六里」。许慎云：「北郊，六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北郊，去都城六里」。高诱云：「北郊，六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北郊，六里，因水数也」。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。宋氏《含文嘉》注云：「《周礼》：王畿千里，二十分其一，以为近郊。近郊五十里，倍之为远。郊迎王气，盖于近郊。汉不设王畿，则以其方数为郊处，故东郊八里，南郊七里，西郊九里，北郊六里，中郊在西南未地、五里」。《祭祀志》云：「建武二年正月，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。依采元始中故事，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」。此又汉世南、北郊之明据也。今地只准此。至如三十里之郊，进乖郑玄所引殷、周二代之据，退违汉、魏所行故事。凡邑外曰郊，今计四郊，各以郭门为限，里数依上。

《礼》：「朝拜曰月，皆于东西门外」。今日月之位，去城东西路各三十，窃又未审。《礼》又云：「祭日于坛，祭月于坎」。今计造如上。《礼仪志》云：「立高禖祠于城南」。不云里数，故今仍旧。灵星本非礼事，兆自汉初，专为祈田，恒隶郡县。《郊祀志》云：「高祖五年，制诏御史，其令天下立灵星祠，牲用太牢，县邑令长侍得祠」。晋祠令云：「郡、县、国祠稷、社、先农，县又祠灵星」。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。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，盖姬旦创成洛邑，故传世洛阳，崇祠不绝，以彰厥庸。夷齐庙者，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。今并移太常，恐乖其本。天下此类甚众，皆当部郡县修理，公私施之祷请。窃惟太常所神祇，自有常限，无宜临时斟酌以意，若遂尔妄营，则不免淫祀。二祠在太常，在洛阳，于国一也。然贵在审本。

臣以愚蔽，谬忝今职，考括坟籍，博采群议，既无异端，谓粗可依据。今玄冬务隙，野罄人闲，迁易郊坛，二三为便（《魏书·刘芳传》、《北史》四十二。）。

《礼》，孟春之月，立春迎春，又于是月以元日祈谷，又择元辰躬耕帝藉。卢植说礼通辰日，日，甲至癸也，辰，子至亥也，郊天，阳也。故以日。藉田，阴也，故以辰。阴礼卑后，必居其末，亥者辰之末，故《记》称元辰，法曰吉亥。又据五行之说，木生于亥，以亥日祭先农，又其义也（《南齐书·礼志上》，永明三年，太学博士刘蔓议。）。

窃见故处士赵郡李谧，十岁丧父，哀号罢邻人之相；幼事兄玚，恭顺尽友于之诚。十三通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尚书》，历数之术尤尽其长，州闾乡党，有神童之号。年十八，指学受业，时博士即孔璠也。览始要终，论端究绪，授者无不欣其言矣。于是鸠集诸经，广校同异，比三《传》事例，名《春秋丛林》，十有二卷。为璠等判析隐伏，垂盈百条。滞无常滞，纤毫必举；通不长通，有枉斯屈。不苟言以违经，弗饰辞而背理。辞气磊落，观者忘疲。每曰「丈夫拥书万卷，何假南面百城」。遂绝迹下帷，杜门却扫，弃产营书，手自删削，卷无重复者四千有馀矣。犹括次专家，搜比谠议，隆冬达曙，盛暑通宵。虽仲舒不窥园，君伯之闭户，高氏之遗漂，张生之忘食，方之斯人，未足为喻。谧尝诣故太常卿刘芳推问音义，语及中代兴废之由，芳乃叹曰：「君若遇高祖，侍中、太常非仆有也」。前河南尹、黄门侍郎甄琛内赞近机，朝野倾目，于时亲识求官者，答云：「赵郡李谧，耽学守道，不闷于时，常欲致言，但未有次耳。诸君何为轻自媒闑」？谓其子曰：「昔郑玄、卢植不远数千里诣扶风马融，今汝明师甚迩，何不就业也」？又谓朝士曰：「甄琛行不愧时，但未荐李谧，以此负朝廷耳」。又结宇依岩，凭崖凿室，方欲训彼青衿，宣扬坟典，冀西河之教重兴，北海之风不坠。而祐善空闻，暴疾而卒。邦国衔殄瘁之哀，儒生结摧梁之慕。况璠等或服议下风，或亲承音旨，师儒之义，其可默乎（《魏书·逸士李谧传》。延昌四年卒。四门小学博士孔璠等学官四十五人上书，诏谥曰贞静处士。）！

窃谓明堂者，所以通神灵，感天地，出教化，崇有德。《孝经》曰：「宗祀文王于明堂，以配上帝」。《祭义》云：「祀于明堂，教诸侯孝也」。黄帝曰合宫，尧曰五府，舜曰总章，布政兴治，由来尚矣」。《周官·考工记》曰：「夏后氏世室，堂修二七，广四修一」。郑玄注云：「修十四步，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，则堂广十七步半也」。「殷人重屋，堂修七寻，四阿重屋」。郑云：「其修七寻，广九寻也」。「周人明堂，度九尺之筵，南北七筵，五室，凡室二筵」。郑云：「此三者，或举宗庙，或举正寝，或举明堂，互言之，明其同制也」。马融、王肃、干宝所注，与郑亦异，今不具出。汉司徒马宫议云：「夏后氏世室，室显于堂，故命以室。殷人重屋，屋显于堂，故命以屋。周人明堂，堂大于夏室，故命以堂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，周人明堂，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」。若据郑玄之说，则夏室大于周堂，如依马宫之言，则周堂大于夏室。后王转文，周大为是。但宫之所言，未详其义。此皆去圣久远，礼文残缺，先儒解说，家异人殊。郑注《玉藻》亦云：「宗庙路寝，与明堂同制」。《王制》同：「寝不逾庙」。明大小是同。今依郑玄注，每室及堂，止有一丈八尺，四壁之外，四尺有馀。若以宗庙论之，袷享之时，周人旅酬六尸，并后稷为七，先公照穆二尸，先王昭穆二尸，合十一尸，三十六王，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，愚不及此。若以正寝论之，便须朝宴。据《燕礼》：「诸侯宴，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」。是知天子宴，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。《燕义》又云：「席，小卿次上卿」。言皆侍席，止于二筵之间，岂得行礼？若以明堂论之，总享之时，五帝各于其室。设青帝之位，须于太室之内，少北西面。太昊从食，坐于其西，近南北面。祖宗配享者，又于青帝之南，稍退西面。丈八之室，神位有三，加以簠簋笾豆，牛羊之俎，四海九州美物咸设，复须席工升歌，出樽反坫，揖让升降，亦以隘矣。据兹而说，近是不然。案刘向《别录》及马宫、蔡邕等所见，当时有《古文明堂礼》、《王居明堂礼》、《明堂图》、《明堂大图》、《明堂阴阳》、《太山通义》、《魏文侯孝经传》等，并说古明堂之事。其书皆亡，莫得而正。今《明堂月令》者，郑玄云：「是吕不韦著，《春秋十二纪》之首章，礼家钞合为记」。蔡邕、王肃云：「周公所作」。《周书》内有《月令》第五十三，即此也。各有证明，文多不载。束皙以为夏时之书。刘瓛云：「不韦鸠集儒者，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。不韦安能独为此记」？今案不得全称《周书》，亦未可即为秦典，其内杂有虞、夏、殷、周之法，皆圣王仁恕之政也。蔡邕具为章句，又论之曰：「明堂者，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。夏后氏曰世室，殷人曰重屋，周人曰明堂。东曰青阳，南曰明堂，西曰总章，北曰玄堂，内曰太室。圣人南面而听，向明而治，人君之位莫不正焉。故虽有五名，而主以明堂也。制度之数，各有所依。堂方一百四十四尺，坤之策也，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，乾之策也。太庙明堂方六丈，通天屋径九尺，阴阳九六之变，且圆盖方覆，九六之道也。八闼以象卦，九室以象州，十二宫以应日辰。三十六户，七十二牖，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。户皆外设而不闭，示天下以不藏也。通天屋高八十一尺，黄钟九九之实也。二十八柱布四方，四方七宿之象也。堂高三尺，以应三统，四向五色，各象其行。水阔二十四丈，象二十四气，于外以象四海。王者之大礼也」。观其模范天地，则象阴阳，必据古文，义不虚出。今若直取《考工》，不参《月令》，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，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。汉代二京所建，与此说悉同。建安之后，海内大乱，京邑焚烧，宪章泯绝。魏氏三方未平，无闻兴造。晋则侍中裴頠议曰：「尊祖配天，其义明著，而庙宇之制，理据未分。宜可直为一殿，以崇严父之祀，其馀杂碎，一皆除之」。宋、齐已还，咸率兹礼。此乃世乏通儒，时无思术，前王盛事，于是不行。后魏代都所造，出自李冲，三三相重，合为九室。檐不覆基，房间通街，穿凿处多，迄无可取。及迁宅洛阳，更加营构，五鬼纷竞，遂至不成，宗配之事，于焉靡托。今皇猷遐阐，化覃海外，方建大礼，垂之无穷。弘等不以庸虚，谬当议限。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？《尚书帝命验》曰：「帝者承天立五府，赤曰文祖，黄曰神升，白曰显纪，黑曰玄矩，苍曰灵府」。郑玄注曰：「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」。且三代相沿，多有损益，至于五室，确然不变。夫室以祭天，天实有五，若立九室，四无所用。布政视朔，自依其辰。郑司农云：「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」。不云居室。郑玄亦言：「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」。《礼图》画个，皆在堂偏，是以须为五室。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？《孝经援神契》曰：「明堂者，上圆下方，八窗四达，布政之宫」。《礼记·盛德篇》曰：「明堂四户八牖，上圆下方」。《五经异义》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：「上圆下方」。郑玄同之。是以须为圆方。明堂必须重屋者何？案《考工记》，夏言「九阶，四旁两夹窗，门堂三之二，室三之一」。殷、周不言者，明一同夏制。殷言「四阿重屋」，周承其后不言屋，制亦尽同可知也。其「殷人重屋」之下，本无五室之文。郑注云：「五室者，亦据夏以知之」。明周不云重屋，因殷则有，灼然可见。《礼记·明堂位》曰：「太庙天子明堂」。言鲁为周公之故，得用天子礼乐，鲁之太庙，与周之明堂同。又曰：「复庙重檐，刮楹达向，天子之庙饰」。

后周之时，以四声降神，虽采《周礼》，而年代深远，其法久绝，不可依用。谨案《司乐》：「凡乐，圜钟为宫，黄钟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姑洗为羽，舞《云门》以祭天。函钟为宫，太簇为角，姑洗为徵，南吕为羽，舞《咸池》以祭地。黄钟为宫，大吕为角，太簇为徵，圜钟为羽，舞《韶》以祀宗庙」。马融曰：「圜钟，应钟也」。贾逵、郑玄曰：「圜钟，夹钟也」。郑玄又云：「此乐无商声，祭尚柔刚，故不用也」。干宝云：「不言商，商为臣。王者自谓，故置其实而去其名，若曰，有天地人物，无德以主之，谦以自牧也」。先儒解释，既莫知适从，然此四声，非直无商，又律管乖次，以其为乐，无克谐之理。今古事异，不可得而行也。案《东观书·马防传》，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，下防。防奏言：「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，天子食饮，必顺于四时五味，而有食举之乐。所以顺天地，养神明，求福应也。今官雅乐独有黄钟，而食举乐但有太簇，皆不应月律，恐伤气类。可作十二月均，各应其月气。公卿朝会，得闻月律，乃能感天，和气宜应。诏下太常评焉。太常上言，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，奏寝。今明诏复下，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，因岁首之嘉月，发太簇之律，奏雅颂之音，以迎和气」。其条贯甚具，遂独施行。起于十月，为迎气之乐矣。又《顺帝纪》云：「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，以春秋为辟雍，隶太学，随月律。十月作应钟，三月作姑洗。元和以来，音戾不调，修复黄钟，作乐器，如旧典」。据此而言，汉乐宫悬有黄钟均，食举太簇均，止有二均，不旋相为宫，亦以明矣。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，才五十岁，用而复止。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，《尚书》曰：「予欲闻六律五声」，《周礼》有「分乐而祭」。此圣人制作，以合天地阴阳之和，自然之理，乃云音戾不调，斯言诬之甚也。今梁、陈雅曲，并用宫声。案《礼》：「五声十二律，还相为宫」。卢植云：「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，当用事者为宫。宫，君也」。郑玄曰：「五声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其阳管为律，阴管为吕。布十二辰，更相为宫，始自黄钟，终于南吕，凡六十也。皇侃疏：「还相为宫者，十一月以黄钟为宫，十二月以大吕为宫，正月以太簇为宫。馀月放此。凡十二管，各备五声，合六十声，五声成一调，故十二调」。此即释郑义之明文，无用商、角、徵、羽为别调之法矣。《乐稽耀嘉》曰：「东方春，其声角，乐当宫于夹钟。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」。若有商、角之理，不得云宫于夹钟也。又云：「五音非宫不调，五味非甘不和」。又《动声仪》：「宫唱而商和，是谓善本，太平之乐也」。《周礼》：「奏黄钟，歌大吕，以祀天神」。郑玄以黄钟之钟、大吕之声为均。均，调也。故崔灵恩云：「六乐十二调，亦不独论商、角、徵、羽也」。又云：「凡六乐者，皆文之以五声，播之以八音」。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。《御寇子》云：「师文鼓琴，命宫而总四声，则庆云浮，景风翔」。唯《韩诗》云：「闻其宫声，使人温厚而宽大。闻其商声，使人方廉而好义」。及古有清角、清徵之流。此则当声为曲。今以五引为五声，迎气所用者是也。馀曲悉用宫声，不劳商、角、徵羽，何以得知？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，得正声之名，明知雅乐悉在宫调。已外徵、羽、角，自为谣俗之音耳。且西凉、龟兹杂伎等，曲数既多，故得隶于众调，调各别曲，至如雅乐少，须以宫为本，历十二均而作，不可分配馀调，更成杂乱也（《隋书·音乐志下》，牛弘及秘书丞姚察、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、仪同三司刘臻、通直郎虞世基等，更共详议。）。

比者凶寇侵扰，荡灭之期，匪朝伊夕。伏愿圣虑，勿以为怀。今臣在此，观机而作，不得准诏行事。且陇西、河右，土旷民稀，边境未宁，不可广为田种。比见屯田之所，获少费多，虚役人功，卒逢践暴。屯田疏远者，请皆废省。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，若更屯聚，弥不获安。只可严谨斥候，岂容集人聚畜。请要路之所，加其防守。但使镇戍连接，烽候相望，民虽散居，必谓无虑（《隋书·贺娄子干传》，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，敕子干劝民为堡，营田积谷，以备不虞，子干上书。）。

昔汉高钦无忌之义，魏武挹子干之风，前代名贤，后王斯重。魏故度支尚书、美阳伯苏绰，文雅政事，遗迹可称。展力前王，垂声著绩。宜开土宇，用旌善人（《周书·苏绰传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