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，臣等伏见近日言事之臣为陛下言建学取士之法者众矣，或欲立三舍以养生徒，或欲复五经而置博士，或欲但举旧制而修废坠，或欲特创新学而立科条，其言虽殊，其意则一。陛下慎重其事，下其议于群臣。而议者遂欲创新学，立三舍，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。其始也，则教以经艺文辞；其终也，则取以材识德行。听其言则甚备，考于事则难行。夫建学校以养贤，论材德而取士，此皆有国之本务，而帝王之极致也。而臣等谓之难行者，何哉？盖以古今之体不同，而施设之方皆异也。古之建学取士之制，非如今之法也。盖古之所谓为政与设教者，迟速异宜也。夫立时日以趋事，考其功过而督以赏罚者，为政之法也，故政可速成。若夫设教，则以劝善兴化、尚贤励俗为事，其被于人者渐，则入于人也深，收其效者迟，则推其功也远，故常缓而不迫。古者家有塾，党有庠，遂有序，国有学。自天子诸侯之子，下至国之俊选，莫不入学。自成童而学，至年四十而仕。其习乎礼乐之容，讲乎仁义之训，敦乎孝悌之行，以养父兄、事长上、信朋友，而临财廉，处众让。其修于身，行于家，达于邻里，闻于乡党，然后询于众庶，又定于长老之可信者而荐之，始谓之秀士。久之，又取其甚秀者为选士；久之，又取其甚秀者为俊士；久之，又取其甚秀者为进士。然后辨其论，随其材而官之。夫生七八十岁而死者，人之常寿也。古乃以四十而仕，盖用其半生为学考行，又广察以邻里乡党，而后其人可知。然则积德累善如此勤而久，求贤审官如此慎而有次第，然后矫伪干利之士不容于其间，而风俗不陷于媮薄也。古之建学取士，其施设之方如此也。方今之制，以贡举取人。往者四岁一诏贡举，而议者患于太迟，更趣之为间岁。而应举之士来学于京师者，类皆去其乡里，远其父母妻子，而为旦暮干禄之计。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，就学于其庠序，而邻里乡党得以众察徐考其行实也。盖古之养士本于舒迟，而今之取人患于急迫，此施设不同之大概也。臣请详言方今之弊。既以文学取士，又欲以德行官人，且速取之欤，则真伪之情未辨，是朝廷本欲以学劝人修德行，反以利诱人为矫伪。此其不可一也。若迟取之欤，待其众察徐考而渐进，则文辞之士先已中于甲科，而德行之人尚未登于内舍。此其不可二也。且今入学之人，皆四方之游士，赍其一身而来，乌合群处。非如古人在家在学，自少至长，亲戚朋友、邻里乡党众察徐考其行实也。不过取于同舍一时之毁誉，而决于学官数人之品藻尔。然则同学之人，蹈利争进，爱憎之论，必分朋党。昔东汉之俗尚名节，而党人之祸及天下，其始起于处士之横议而相訾也。此其不可三也。夫人之材行，若不因临事而见，则守常循理，无异众人。苟欲异众，则必为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，而高谈虚论以求材识之誉。前日庆历之学，其弊是也。此其不可四也。今若外方专以文学贡士，而京师独以德行取人，则实行素履，著于乡曲，而守道丘园之士，皆反见遗。此其不可五也。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京师者多而不知其士行，遂严其法，使各归于乡里。今又反使来聚于京师，云欲考其德行。若不用四方之士，止取京师之士，则又示人以不广。此其不可六也。夫儒者所谓能通古今者，在知其意，达其理，而酌时之宜尔。大抵古者教学之意缓而不迫，所以劝善兴化，养贤励俗，在于迟久，而不求近效急功也。臣谓宜于今而可行者，立为三舍可也，复五经博士可也。特创新学，虽不若即旧而修废，然未有甚害，创之亦可也。教学之意在乎敦本，而修其实事，给以糇粮，多陈经籍，选士之良者，以通经有道之士为之师，而举察其有过无行者黜去之，则在学之人皆善士也。然后取以贡举之法，待其居官为吏，已接于人事，可以考其贤善优劣，而时取其尤出类者旌异之。则士知修身力行，非为一时之利，而可伸于终身，则矫伪之行不作，而媮薄之风归厚矣。此所谓实事之可行于今者也。臣等伏见论学者四人，其说各异，而朝廷又下臣等，俾之详定。是欲尽众人之见，而采其长者尔。故臣等敢陈其所有，以助众议之一，非敢好为异论也。伏望圣慈，特赐裁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