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近准敕命降授前件官、同知谏院。臣已祗受讫，于二十二日正衙，二十三日门谢，并毕。臣窃以告臣之辞云：「荐引公卿，措置职任，此而轻肆，宜有惩责」。臣受命已来，夙夜惟思，若以臣畎亩无状，学问〇落，不足以拾遗左右，论大臣能否，则已矣；若以臣所论，不当于理，则臣所学于古者如此，敢违臣所学以徇世乎？然敕命已下，不敢遽有论列，既乞补外，而三状闻奏，未蒙报可。臣欲勉强就职，则臣方以言忤旨，得罪夺官。《传》曰：「人臣不见察于君，不敢立于朝」。臣虽闇愚，敢忘斯义？臣谨上考圣人，旁稽传记，反覆一二，为陛下言之，非以避臣之罪也，将以明君臣之义也。陛下幸赦其罪，使得毕陈。臣闻孔子所谓谏臣七人者，三公四辅也。天子与此七人者处，而绳愆纠缪，格君心之非，群臣之贤不肖，相与谋议而进退之，泯然不见其辨争之迹，而治化已成于天下。后世七人者，不任其责，始以小官与人主论辩天下之万事，故谏官虽微，而与谋于王体，与闻于国论。宰相与人主进退贤不肖于庙堂之上，谏官与人主别白贤不肖于造膝之间，其所从来久矣。孔子曰：「君子之任，行其义也」。又曰「勿欺也而犯之」。故臣之事陛下也，情不敢隐，而每犯颜焉，义之所在，则言之不疑。又闻孔子曰：「君子之事君也，将顺其美，匡救其恶」。晏子曰：「君所谓可而有否焉，臣献其否而成其可；君所谓否而有可焉，臣献其可而去其否」。若如告辞所谓，则人臣之义有匡救而无将顺，有献否而无成可，始得事君之义，而无隐情也。或者乃谓谏臣小官，不当与人主进退大臣之事；又或云谏臣虽可以论大臣之贤不肖，然不当云「以某代某」。臣又以为不然。卫大夫史䲡以蘧伯玉贤而不用，弥子瑕不肖而任事，数以谏而君不听，死且不懈，至以尸谏。卫公卒退弥子瑕，而用蘧伯玉。成帝时，御史大夫缺，谷永荐薛宣，成帝用之。鲍宣以谏大夫上言，请黜汝昌侯傅商、方阳侯孙宠、宜凌侯息夫躬，而召用故大司马傅喜、故大司空何武、师丹、故丞相孔光、故左将军彭宣。明年，上遂召孔光，免孙宠、息夫躬，又召何武、彭宣，复为三公。杜诗以南阳太守上疏，称「伏湛柱石之臣，宜居辅弼」；郎顗言「黄琼、李固可任时政，伊尹、傅说不足为比」。此数人者，皆位下言轻，或劝人主进退大臣，或欲以某代某，当时或用或不用焉，未尝以为非也。唐之盛在太宗，太宗之臣莫如魏徵。时有言徵阿党亲戚者，太宗使温彦博按之，又使彦博责徵不得不存形迹。他日，徵入奏曰：「臣闻君臣叶契，义同一体，未闻不存公道，唯事形迹。若君臣上下，同遵此路，则邦之兴丧，或未可知」。太宗改容曰：「吾已悔之」。若徵之言，可谓深得治体矣。使太宗以形迹待群臣，群臣以形迹事太宗，嫌疑猜阻，上下之情不通，则与秦之末世何异，岂能成贞观之治哉！今使言者论群臣之非而不言其是，论群臣之恶而不言其美，称其人不得言堪某职，述其才不得言堪某任，其为形迹，岂不甚哉？臣虽非魏徵之贤，实欲陛下复太宗之治也。故臣之事陛下也，知尽臣之义，而无隐情，上不见三公之尊，下不知九品之贱，愚智忠邪，茍知其详者，悉以献于左右。《传》曰：「为人臣者，无以有己」。明委质以事君，则身非己有，生杀予夺，唯上所令。《传》曰「匹夫不可夺志」。岂谓可杀可生者身也，可予可夺，而志不可以夺欤？以臣贱微，言论不合，放废窜逐，何伤于治。圣恩博大，才夺两官，或周章震扰，丧其所图，遂于陛下怀不尽之意，则罪莫大焉。况臣自供谏职，才及两月，得对至于五六，而章十馀上，臣之本末，计亦粗简圣心。然臣所言，无一见效。臣论枢密院使邵亢在位无状，而陛下疑之；论御史中丞滕甫奸邪，而陛下不信。则是臣行犹可疑，而言不足听也。陛下置左右耳目之官，而取言行无足采者，不知将何补于治？臣所以区区求去者，非徒不得其言，亦以深为陛下谋耳。伏望圣慈特赐检臣前后三状，罢臣言职，除一外官。臣见居家待罪，所有实录院检讨、同知谏院、管干国子监，臣并不敢供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