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仲尼之亡，六经之道遂散而不可解，盖其患在于责其义之太深，而求其法之太切。夫六经之道，惟其近于人情，是以久传而不废。而世之迂学，乃皆曲为之说，虽其义之不至于此者，必彊牵合以为如此，故其论委曲而莫通也。夫圣人之为经，惟其于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然后无一言之虚而莫不可考，然犹未尝不近于人情。至于《书》，出于一时言语之间，而《易》之文，为卜筮而作，故时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说。比其于法度已不如《礼》、《春秋》之严矣。而况乎《诗》者，天下之人，匹夫匹妇，羁臣贱隶，悲忧愉佚之所为作也。夫天下之人，自伤其贫贱困苦之忧，而自述其丰美盛大之乐，其言上及于君臣父子、天下兴亡治乱之迹，而下及于饮食床笫、昆虫草木之类，盖其中无所不具，而尚何以绳墨法度，区区而求诸其间哉？此亦足以见其志之不通矣！夫圣人之于《诗》，以为其终要入于仁义，而不责其一言之无当，是以其意可观，而其言可通也。今《诗》之传曰：「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」，「出自北门，忧心殷殷」，「扬之水，白石凿凿」，「终朝采绿，不盈一掬」，「瞻彼洛矣，维水泱泱」，若此者皆兴也。而至于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」，「南有樛木，葛藟累之」，「南有乔木，不可休息」，「维鹊有巢，惟鸠居之」，「喓喓草虫，趯趯阜螽」，若此者又皆兴也。其意以为兴者，有所取象乎天下之物，以自见其事。故凡诗之为此事而作，而其言有及于是物者，则必彊为是物之说，以求合其事，盖其为学亦以劳矣！且彼不知夫《诗》之体固有此也，而皆合之以为兴。夫兴之为体，犹曰其意云尔，意有所触乎当时，时已去而不可知，故其类可以意推，而不可以言解也。《殷其雷》曰：「殷其雷，在南山之阳」，此非有所取乎雷也，盖必其当时之所见而有动乎其意，故后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说，此其所以为兴也。若夫「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」，是诚有取于其挚而有别，是以谓之比，而非兴也。嗟夫，天下之人欲观于《诗》，其必先知夫兴之不可以与比同，而无彊为之说，以求合其作时之事，则夫《诗》之义庶几乎可以意晓而无劳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