右，臣准吏部牒，备坐都省劄子：臣僚上言，边事未宁，乞大询众庶备御之策。圣旨令行在职事官以上具所见实封闻奏，仍限五日者。臣以疏拙不才，罪戾废弃之馀，仰蒙陛下过听收召，今者备列六官之长。恩厚德大，虽在承平无事之时，犹当感激奋励，图报万一，况此中外艰虞，陛下焦劳旰食，日不暇给之际，且复屈己下逮，思尽群策，主忧臣辱，义当即死，虽其愚陋，敢不竭尽犬马之诚，或冀千虑一得。窃惟逆虏不道，凭陵中国，四年于兹矣。所举无不中，所为无不成，卒莫能少挫其锋者，岂以荒秽暴起之馀，越数千里之地，虐用其民二十馀年，叛天逆理，流毒于我，而我合天下之智，真不能与之抗乎？其患在于始谋不臧，动失机会，因循横溃，养成其势。是以在彼者日益肆，在我者日益困，于今救之于末，为愈难也。夫兵，机事也，不度时，不料敌，则不可为。故机会一失，则为之每难于靖康之初矣。若以今春视去冬，盖又有难者焉。去冬所闻出没于陕西、河北之间者，或曰游骑，或曰签军，未知主谋总众者何人。今闻粘罕尝亲至相州，又至濮州，又至开德府，是主兵者在粘罕，此难者一也。去冬以开德府守河，我尚恃河以保南境，故虏屡击桥，我辄争得之。今开德既陷，河已非我有，则河南之地，惟虏所欲往，此难者二也。去冬河北、京东诸郡存者尚众，南倚开德，北倚大名，东倚东平，此三大镇者鼎足相峙，而沧州又在其北，德、博与濮更为唇齿，其力犹足以相抗。今惟东平岿然独当宋魏之冲，沧州孤绝在后，此难者三也。南京自古最为南北咽喉关键，唐安史之乱，张巡、许远以死守之，卒全江淮。今又京师粮道所寄，沿汴而下，距维扬无十日之程，视唐利害尤重。澶、魏既破，道途之言皆谓虏骑尝已至楚丘，万一遂薄南京，则上可绝京师，下可迫楚、泗，此难者四也。京东、河北诸郡初固皆欲死守，故我力虽不能经纪，而一方自为婴城之计，民社各欲保其乡里者，犹有可恃。自开德等陷，人情震骇，皆无固志，闻德州乃望风迎降，而巡社之民亦或反为之用，则见存诸郡岂复可保？此难者五也。只此三两月之间，难易不同，又复如此，不早为计，虏既多得吾地，遂择膏腴利便之所以为巢穴，重诱吾民，胁之以威，骎骎四出，今日复振，则三两月复陷一州，以渐及于东南。取者不复可得，陷者不可复振，则三两月之后，其救之岂不更难于今日乎？又况猖蹶之志，有不止于此者。臣窃观虏前年冬、去年春，先破西京、长安而去，冬抽还陕西、京西军马，未几河北、京东诸郡相继遂陷。盖其为谋自有次第，是必欲潜窥淮甸，而惧京西、陕西与河北之民踵蹑其后，故先去其援。今既得志矣，则乘间而南。不在今春，必在今秋。若先自单州趋南京，次又趋宿州，次又自淮阳军趋楚州，则沿汴一带皆不可枝梧。然是特为淮甸虑而已，何者？我犹可恃江以为之限也。若更分兵，一自陈、颍出和州，渡宣化、采石以趋金陵，一自唐、汝出襄阳，抵鄂州、荆南以处上流，则长江之险，我亦不得专，吾复何以为计哉！此臣所以私忧也。为今之计，必先深戒靖康机会之失，然后论起备御之策。所为靖康之失者何也？固守京师而不知避是也。古之帝王一岁而四巡狩，初不以为难。后世巡狩之礼虽废，然事有急缓，必不得已而从权者，未尝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义。臣在经筵，尝因魏惠王迁都于梁之事论之矣，以谓王者无故而迁都则不可，因事而巡狩则无不可。自昔变难扰攘之际，未有不因迁避而存、迟疑固守而亡。故唐明皇以安禄山幸蜀，代宗以吐藩幸陕，德宗以朱泚幸梁，僖宗以黄巢再幸蜀。此五君者，虽一时不免奔趋远适之劳，而后日皆保安全无事之福。惟晋成帝当苏峻之变而不避故危，梁武帝当侯景之乱而不避故亡。此已事之明验，不待深考而知者。靖康主谋之臣不知论此，乃合迁都巡狩为一事，不料敌之弱彊，不度我之胜负，徒袭宣和末议，以固守京师为得计，已大误矣。又复决意谓虏必不再至，远则边境未尝为防托力拒之谋，近则大河未尝为经画必守之计，终岁分争于口舌之间者，仅在战和二说，以逞其私。缓其所可急，急其所可缓，逮期至事迫，始命李回复蹈何瓘之覆辙，以数万众守河，而旋设四辅。回至则尽溃，四辅兵未集，虏已过河，讫束手不能效一战，祸遂至于不可言，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释也。今扬州则京师也，东京、京西见存诸郡则边境也，长淮则大河也。陛下视靖康之失如彼，则今日之图其缓急先后宜如何哉？且天子居而在京师，则以京师为家，而外以经营四方；出而在外，则择外之安存深固之地为家，而外以经营四境。为家者一定，应事之机，往来进退，而以马上治之，固不以所一定者自为域也。汉高帝起于汉中，东向而当项羽，故以咸阳为家，而萧何守之。咸阳有定，而高帝往来进退，必至于擒羽者，未尝有定也。光武起于南阳，西向而当群贼，故以河内为家，而以寇恂守之。河内有定，而光武之往来进退，必至于诛贼者，未尝有定也。使高帝不离咸阳，光武不离河内，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，安知无坐困于敌人者哉？臣愚以谓，今隆祐太后、六宫既在钱塘者，陛下之咸阳、河内，所宜为家者也。陛下若定家钱塘，銮舆进则负江而北，退则阻江而南，惟便利之所在，不必固守维扬，以顺动为重。陛下与大臣讲此宜详矣。今虏猖蹶大约已可见，臣所不知者，朝暮缓急之势也。慎重国体，固欲举措得宜；精审敌情，亦必机会中节。伏望陛下博通下情，广远斥候。如势必至于过江，则愿以进退顺动之意预定其期，亟下诏书，明喻中外，无幸其不来，而使得仓猝乘吾不意。所处既定，扈从臣子之心安矣，四方形势之望彊矣，则备御之策，惟吾力行而已。臣谓今日之务，有当为而未可为者，有不可不为者，有不得已而预为者。臣闻虏虽得吾两河诸郡，然事势犹未成，人心犹未一，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际，并兵力战，复过大河，以与河北见在诸郡山寨水寨之众相为表里，因以待衅驱逐，使不得安吾境，此当为者也，然势未可为。先且厚慰抚两河，然后专事京东、京西、淮南控扼之地，谋其藩篱，内拒淮为险，以塞南牧之路，使不得觊觎，此不可不为者也，则当速为。淮狭而难守，江阔而易守，万一三路藩篱不能捍，而淮不可保，必退而守江，则镇江、金陵与上游荆南、襄、鄂之地，择其要害，抗以舟师，此不得已而为之者也，然不可不预为。请试一二陈之。今夫虏之骤彊，诚天假之，连年战胜之威百倍于我。两至京城，如蹈无人之境，残破州郡，唯其所欲，我之不敌，亦已审矣。而臣方以可复过河驱逐出境者，夫较彊弱虽在力，而论强弱所由致则在理。天下无常弱，唯理之所在而已。我得其理，则其气伸；其气伸，则其势不激而自彊，不在力之众也。我失其理，则其气屈；其气屈，则其势不挫而自弱，不在力之寡也。昔后唐庄宗父事契丹阿保机，及庄宗之难，阿保机谓其使者姚坤曰：「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、乐官千人，放鹰走狗，嗜酒好色，任用不肖，不惜人民，此其所以败也。我自闻其祸，则举家断酒，解放鹰犬，罢散乐官。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，非公宴不用」。由此言之，虏虽非人类，未可谓冥然全无知识者也。及德光援石敬瑭，破张达，敬瑭问所以速战而胜者，曰：「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，则事未可知。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，吾知大事必济。且吾兵多难久，宜以神速破之，此所以胜也」。然则德光虽彊，亦必视形势地利，度其所可济而后决胜。宣和之末，边臣失计，既与虏通，又与之来，我中国政事之过，觇之多矣。深谋狡智，乘我而重轻之者，既已窥于前，逮其两入，我所以待之者未尝有一事一为当其节，彼复谓我无能为而可侮者，又有以察于后，则饱其吞噬之气，以驯致其彊者，岂无自而然哉？今陛下若能监宣和致寇之失，而一切尽反之，屏声色，远谗佞，抑侥倖，戒奢靡，简诛求，抚彫瘵，凡可以兴衰扶危者无不为。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，深求靖康误国之弊，而一切尽矫之，收人心，作士气，择将帅，练军伍，较地利，料敌情，凡可以救灾捍患者无不举。夫彼既以是觇而乘我，亦必以是觇我而知其不可乘；既以是察而侮我，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。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，率此用众而众从，其理一易，而气随之，彼岂终怙其彊，我岂终屈其弱乎？且周世宗之兴，中国、契丹之势未有以异也，奋然一起，以唐晋之兵治唐晋之敌，不血刃而复三关，虏遁逃折北之不暇，彊弱之易变，于此可见矣。窃闻两河山寨水寨之民动以万计，其怨虏深入骨髓，仰怀祖宗二百年德泽蟠结之久，南向号呼，以待中国之救者，未尝一日而忘。我诚能力行前之所陈于内，而使人重抚此遗民，以收其用于外，数月之后，徐为大举，臣知大势一返，当如转圜石于千仞之上。王寻之师非不众，而光武破之于昆阳；曹操之师非不彊，而周瑜败之于赤壁；苻坚之师非不锐，而谢玄溃之于淝水。事不至此，未可以定中兴之期，所谓当为而未可为者此也。天下之势在州郡，州郡能立形势者在将与兵。祖宗以来，处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边之术略可见矣。总之有帅，命之有将，属之有兵。以某郡为帅府，则与之将者若干人，与之兵者若干人。险要之地如何为堡寨，捍御之卒如何为屯戍，如是而守，如是而战，如是而分，如是而合，有定法也。其自中出者，唯选帅命将、出师之节而已。臣独怪兵兴之后，我之境土日蹙，则前日号为边面者皆迤逦次迁于腹里，而朝廷未尝以三边之法处之。除一二大帅之外，其馀州郡虽与敌境相接，犹一用承平故事，吏按籍，以书生文吏计资考而为之守，朝夕所从事犹在簿书狱讼、期会往来之间，将之有无未尝问也，兵之多寡未尝知也。忽遇卒变于内，盗贼聚于外，则时出行在之兵为之诛讨，事已复归，泰然相忘，守一定之法，而治不急之务，与从容无事之时无以异。主兵者不过兵官巡尉，为兵者不过弓手疲卒。幸而随其守之才，或粗能招集军民，或其僚属间有可用，皆各出私意，自保朝暮，帅臣有名无实，一旦有事，战守无所取谋，合散无所听命，胜不相闻，败不相救。如向者颍昌、蔡州等诸郡弃城逃遁，守臣例不过以力不足藉口，朝廷亦莫能诘。而日近濮州、冀州等处虽能固守，外无一兵一骑以为之援，亦卒至于陷没而后已。以此治边面，虏何惧而不吾侵也？臣愿亟取淮南、京东、京西三路要害之郡与虏相近者，一以前日三路极边之法治之。东则郓州、徐州、南京，西则颍州，寿州、和州，南则唐州、襄州、荆南，各随其远近立为军数，或使之召募，或为之分隶，而命以大将，与其帅参治。中择近臣明敏宏毅、忠信沉远者一人为之总帅，以节制之，小郡与偏裨联于大郡，大郡与将联于总帅。应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馀官，守将专领军事，各条其所当为者上之，朝廷为择其可者颁于总帅，而授于所部。虏未至则如何守，既至则如何战，攻某州则某州应援，入某地则某州牵制，预定成算，日久按习，缓急有事，举而尽行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，臂指可以相及。守者如檀道济之在寿阳，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钟离，击者如韦睿之在合肥，拒者如臧质之在盱眙。纵今人才寡少，未必皆得如数人，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。虽未能克敌，岂遽以单弱奔溃孤绝陷没乎？所谓不可不为而速为者此也。保江，下策也。虏势既未可测，则我亦当为不可测之备。去年秋，始获进对，即尝论虏或宿师河洛，分兵鼓行，直趋襄沔，横据荆渚，因我舟楫人卒顺流进逼江左，即王浚等入吴之路，以为彼之上策。自许、蔡而南，一出历阳，俓断采石，以趋金陵，即苏峻所从乱晋、本朝曹彬所从下江南，以为彼之中策。是时河南与京东诸郡尚存，虏之去就犹远，姑自河洛言之而已。今既不止于此，则尤当过为之防。敢终言其详。自古有事于东南，未尝不先以舟师出上流，盖所以夺我者，以势不以力也。王浚自益州至荆南，作大船，连舫百二十步，受二千馀人，以木为城，驰马其上。及既进，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。苏峻在历阳，即今和州，其袭姑熟，进慈湖，盖今太平州之间，由采石而渡。我曹彬下李氏，亦循用其迹。虏骑去春尝已至汝州、蔡州矣。自汝州入襄州，至荆渚，自蔡州入光州，至历阳，固不难，则江之可防非一道也。然是犹有可言者，浚与彬皆中国人也，浚在益州作船，七年而后成。度虏虽得荆南，其势未必遽能至是。然虏多燕人，粗能知书，或窃取浚之馀意而效之，与袭苏峻之故道，则亦未易可当。但其驱我人而用之，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，无足惮者。若欲自为之谋，则弃鞍马、事舟楫，舍所长而用所短，我视平原易地，得算为终多也，唯控扼者如何耳。臣尝建议，欲以鄂州与荆南别为一路，置帅府。此实上流控扼之要，而襄汉之所从出，吴孙氏尝都以拒魏，唐始以岳鄂为观察使，后升为节度，其意可见。若镇江、金陵，韩滉在唐，最为近事。筑石头五城，修坞壁，起建业，抵京岘，楼雉相望。建业即金陵，京岘即镇江之境也。造楼船三千柁，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，复与扬州陈少游以甲士三千临江，会于金山。当朱泚之乱，东南赖以安静。今车驾或驻两浙，则镇江、金陵尤所当先治。舟师不讲已久，去冬虽尝募海船四百馀艘于镇江，然而战阵之习未闻其严也。镇江之师止可为镇江之用，未见金陵所以待上流者，江东之备当以江东之舟与人用之。又镇江有子城而无外城，未有无城而能守险者。今若速以鄂州与荆南各分一路以抗于上，而命镇江、金陵、扬州三帅力举韩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，则彼度地之利害，较技之短长，必有觇而知畏者。所谓不得已而预为者此也。恭惟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，诞受中兴之业，躬履艰勤，克己愿治，其长虑却顾宜无不至，今日复以虏势之迫，下询于众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」。夫圣人成天地之能，而并立于其间者，不过明则谋之人，幽则谋之鬼。而百姓之安危，天下之安危也，既尽人谋而同其安危，则内可以保一己，外有以保天下，百姓其谁舍之乎？《洪范》九畴，其次七稽疑曰：「汝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是之谓大同。身其康彊，子孙其逢吉」。谋众稽疑之道，其效盖如此。陛下既用是道，则不可不求是效。若臣所见，常智皆所共察，利害得失，显然易明，窃料陛下亦尝熟计于胸中矣。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与臣同者。陛下果尝计于胸中，而臣又言之，卿士又同之，则愿陛下断而必行耳。虽然，陛下无乃以方祈请二圣，宇文虚中奉使未回，意和议可恃，不欲重见兵端乎？臣以为不然。夫靖康所以旷日持久、不力为备者，正以耿南仲持和议，堕虏计中而不悟。今虚中之请，成否未可知，安可舍目前之急，而待万里之报？盍姑存其说而不废。幸而有成，不过虚为之备；如其不成，固无后悔。况必欲还二圣，非我形势先彊，彼肯遽有顺从？今但自为备，非彼见迫，我不交锋，不可谓之兵端。臣智识凡陋，思虑短狭，不足以仰塞明诏，不胜拳拳忧国爱君之诚，惟陛下垂惠采择。干冒天威，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