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顿首启元中观文相公大孝服次：人还，蒙教赐，窃审迩来动静之详，慰佩无喻。春深，气益暄，伏惟孝履祇福。睹三月六日内禅诏旨，王室变故，遂至于此，痛愤何言！又传禦营将士榜檄，乃知逊位缘此之故，所传敌国之意非也，诏旨姑欲假此以为辞耳。彼为赵氏之故，而欲以此为讲好息兵之谋，其术不亦疏乎？自古不能自彊，而专以退避为事，威灵尽去，则必有此变。曩议巡幸，亦尝陈此，以谓留中原虽艰危，然人心士气百倍，可保无虞；若幸东南，则肘腋之变不可测，实不敢任其责，盖亦以理料之耳。方建炎丁未秋，主谋者既不为保中原之计，即须乘势幸建康，而料理淮南，以为藩篱，措置战舰、水军，据江以为险，则东南犹可保，而无一旦仓卒之患，犹得下策。此琅琅王所以闻西晋之故，即日渡江也。当时诸人但为身谋，不为国计，以谓渡江则天下以弃中原之罪归于己，故操两可之说，为驻维扬之谋，以南迁议归咎他人。扬声北还，又不为东南守禦之备，日复一日，惟幸敌人之不来，而来即南渡以避之，自以为得策耳，然不知大江阻其后，非仓卒所能济，则必有扰攘狼狈之势。祸变不测，向之谋自以为巧者，乃所以为疏也。大抵为身计巧，则所以谋国者必疏；为国计深，则所以谋身者必拙：二者不可得而兼。故能忘身及家以为国者，国安而身与家同其休；窃窃然惟以谋身为事，则家国必至于俱亡而后已。此君子小人之所以异，而有国者必以用小人为戒也。别纸所谕，何虑之深。方今戴宋之志无穷，而不以进退二其心者，独吾二人耳。借使如前书所谓死得其所矣，尚何言哉。自古必有不二心之臣死社稷者，亦常理也，况又不必尔耶。宣和间，王、蔡、童、梁所以谋身者至矣，然卒不免；靖康间，唐、聂之徒所以谋身者亦至矣，然又不免；至汪、黄，则又巧过于数子，然又有今日之事。吾二人者，其拙不若人，可胜言哉！以其拙，故反得视听食息以至于今，此岂可以人力致耶？如仆之危，又非公比。姑置靖康不论，前日用事者以事势相激之，故必欲置之死所，撰造百端，处心积虑，念念不忘；未及措手，彼已先自罹祸。以是知天之能胜于人，而力不足以胜命也。居易俟命，使内省不疚，俯仰无愧，足矣。如是而不能免，亦命也。舍虚幻身，求真实法，为宋纯臣而死，不犹愈于彼之死乎？以此胸次坦然，无复忧惧。此说虽似不情，然理实如此，不知公以为如何？区区自过象郡，颇觉为岚气所中，饮食多呕，姑少留怀泽将理。公傥尚居龙城，健步往还，不十数日可通音问，或有所见，愿见告也。初夏祇数日间，千万节抑，为天下自重，不宣。某再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