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体不同，固有铺陈其事，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。然必其事之犹可言者，若《清人》之诗是也。至于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之篇，则雅人庄士有难言之者矣。孔子之称思无邪也，以为《诗》三百篇劝善惩恶，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，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，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。今必曰彼以无邪之思铺陈淫乱之事，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，则曷若曰彼虽以有邪之思作之，而我以无邪之思读之，则彼之自状其丑者，乃所以为吾警惧惩创之资耶？而况曲为训说而求其无邪于彼，不若反而得之于我之易也。巧为辨数而归其无邪于彼，不若反而责之于我之切也。若夫《雅》也，郑也，卫也，求之诸篇，固各有其目矣。《雅》则《大雅》《小雅》若干篇是也，郑则《郑风》若干篇是也，卫则《邶》《鄘》《卫风》若干篇是也。是则自卫反鲁以来，未之有改，而《风》《雅》之篇，说者又有正、变之别焉。至于《桑中》小序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」之文与《乐记》合，则是诗之为桑间，又不为无所据者。今必曰三百篇皆《雅》，而《大》、《小雅》不独为《雅》，《郑风》不为郑，邶、鄘、卫之《风》不为卫，《桑中》不为桑间亡国之音，则其篇帙混乱，邪正错糅，非复孔子之旧矣。夫《二南》《正风》，房中之乐也，乡乐也。《二雅》之正，朝廷之乐也。商周之《颂》，宗庙之乐也。是或见于序义，或出于传记，皆有可考。至于《变雅》，则固已无施于事，而《变风》又特里巷之歌谣。其领在乐官者，以为可以识时变、观土风而贤于四夷之乐耳。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，则未知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之属当以荐何等之鬼神，接何等之宾客耶？

盖古者天子巡守，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，固不问其美恶而悉陈以观也。既已陈之，固不问其美恶而悉存以训也。然其与先王《雅》《颂》之正篇帙不同，施用亦异，如前所陈，则固不嫌于厖杂矣。今于《雅》郑之实察之既不详，于厖杂之名畏之又太甚，顾乃引夫浮放之鄙词，而文以风刺之美说，必欲强而置诸先王《雅》《颂》之列，是乃反为厖杂之甚而不自知也。夫以胡部与郑卫合奏犹曰不可，而况强以《桑中》《溱洧》为雅乐，又欲合于《鹿鸣》《文王》《清庙之什》而奏之宗庙之中、朝廷之上乎？其以二诗为犹止于中声者，太史公所谓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《韶》《武》之音，其误盖亦如此。然古乐既亡，无所考正，则吾不敢必为之说。独以其理与其词推之，有以知其必不然耳。又以为近于劝百讽一而止乎礼义，则又信大序之过者。夫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侈矣，然自「天子芒然而思」以下，犹实有所谓讽也。《汉广》知不可而不求，《大车》有所畏而不敢，则犹有所谓礼义之止也。若《桑中》《溱洧》，则吾不知其何词之讽而何礼义之止乎？若曰孔子尝欲放郑声矣，不当于此又收之以备六籍也，此则曾南丰于《战国策》，刘元城于三不足之论皆尝言之，又岂俟吾言而后白也哉！

大抵吾说之病，不过得罪于桑间洧外之人，而其力犹足以完先王之乐。彼说而善，则二诗之幸甚矣。抑其于《溱洧》而取范氏之说，则又似以放郑声者，岂理之自然，固有不可夺耶？因读《桑中》之说而惜前论之不及竟，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，因书其后，以为使伯恭生而闻此，虽未必遽以为然，亦当为我逌然而一笑也。呜呼悲夫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