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曰重淮。夫所谓重淮者何？臣尝论之曰：有三镇然后能守河，有两淮然后能守江。江之恃两淮，如河之恃三镇，皆所以藩篱其外而扃鐍于内。自渡江以来，强邻悍敌相与隔藩墙而分尔汝，盖无岁而不有疆埸之警，然建康未尝聆西北金革之声，而长江未尝染西北戎马之气。虽苻坚倾天下之锋而尽锐于一掷，卒阻于淝水而止。宋文帝与佛狸相抗，彼佛狸之师非脆敌矣，冲荡飘忽，一旦而临瓜步，遂与建康相望，然逡巡退避，若不可以终日。故臣以为晋之所以能保江左者，以两淮有以当其前；佛狸之所以不能越瓜步者，以两淮有以邀其后。国家渡江之初，迹未著而心未安，是故有两淮而不能守。和亲之后，誓已定而约已明，是故有两淮而不敢守，然不能蔽淮终不可蔽江。今沿江之屯有四：一军驻鄂州，一军驻池州，一军驻建康，一军驻镇江。平居无事，形联气接，可以当冲要而塞孔道。一旦有急，上下数千里，聚之则不遍，散之则不多，故臣以为蔽江莫先于蔽淮。非以为淮之果可以蔽江也，缀之于前而待之于后，则守之也固而应之也閒。盖军旅之中，一夫被重铠，一夫被单铠，被重铠者一铠洞则一铠存，而被单铠者一铠洞则肌肤切矣。然而今日之计，有蔽江之实而无蔽江之名，有蔽江之实则我得利，无蔽江之名则彼不惊，此不可以不熟讲也。今两浙州郡之卒亡者不捕而在者无几，是故有其籍而无其名，所以供官吏、卫府库、递邮传者举不能备数。如是则莫若以给役之名而增州郡之卒，小州五百人，大州倍之。今之两淮地旷人稀而郡县孤弱，是以有冒禁通茶之商出没乎其间，发源于江西而波流于江北，盖尝震动郡县，力不能制。如是则莫如以御盗之名而增巡检之土兵、尉司之弓手，小寨土兵二百人，大寨倍之，小县之弓手百人，大县倍之。一路有几州，一州有几县，一县有几寨，诚能皆勇锐悍敏之夫，属之以戈矛弓矢之法，而示之以坐作进退之节，诱之以赏，惩之以罚，不出五年，则精兵可以所在而有。此可谓我得其利而彼不惊者也。陛下若以臣之言为然，则密谕两淮之计臣，可以损其馈军之数而留之以为养土兵之资，则两淮不为无用，而缓急可以缀敌，长江不为无助，而仓卒得以为备。盖天下之事不可使庸夫处之，庸夫处之则坐安而待衅；不可使褊夫处之，褊夫处之则张皇而生变。惟夫缓不为庸，急不为褊，然后能收冥冥之功。是臣之策也。

二曰重蜀。夫所谓重蜀者何？臣尝论之：蜀之常势非盗贼窃发、蛮夷侵扰之为可忧，而将帅专制之为可畏。自古蜀之盗贼惟公孙述、李雄崛起于闾阎草野之中，猖狂僭窃，以干正朔。盖其适逢大乱之世，自李宝、张忠之败，罗尚之死，而朝廷不复有一戈一戟入剑阁，纵横飘忽，听其所往而莫之限。故此二人者前无所忌，后无所顾，得以坐成割据之势。其馀如汉之马相、赵祇，晋之谯纵，本朝之王均、李顺，皆不旋踵而扑灭。唐自天宝以后，蜀岁被南诏之扰，盖尝一至成都而不能居，又尝再犯而不能入，然卒以奔败而远遁。故臣以为盗贼窃发、蛮夷侵扰不为蜀忧，何者？主客之势然也。今夫蜀地险阻而离隔，其人柔忍而朴厚。惟其地险阻而离隔，虽有盗贼卒起于其间，而首尾肘腋不能以相应，故其心摇。蛮夷无故而深入，则断续先后不能以相入，故其势孤。心摇者易散，势孤者难立，可以为一时之扰，而不可为久远之患。至于柔忍朴厚之人，呼之则来，招之则应，有奸雄桀勇之夫而专制乎其上，浸淫渐渍，久而必至于为害。故唐之崔宁、韦皋，皆积屡岁之久，遂拥兵擅利，以抗朝廷。梁之王建、后唐之孟知祥，亦皆先恢拓其腹心，而长养其羽翼，一旦反目，而从容谈笑，坐得数千里之地。小而为崔、韦，大而为王、孟，久而制蜀，未有不然者。此臣之所以为今日之虑也。今之制蜀者，其初始有一时之功，栽培涵养，而遂有不可拔之势，兄弟之相承，支党之相联，吏之奉承其风旨，民之习熟其名字也，盖已久矣。夫平居无事，彼犹肯以虚名奉我，我得以虚名役彼，彼不幸有摇足之变，则虚名有不可施而实祸将生。盖臣以为杜鸿渐择其所畏，假之以兵而布之列郡，以扼其势而制其奸；安重诲纳京师之兵，扼蜀之腹心，以幸其有所惮而不敢动，而不知圉虎豹于一闲，跳跄奋齧，乃所以趣其斗，拟刃于人胸，手足不疾应者，未之有也。鸿渐之策是圉虎豹于一闲，而重诲之策则拟刃于其胸也，故二策之在今日，皆有所不可行，何者？将以销变而反以生变，非朝廷之利也。臣愚以为镇静而不惊，宽缓而不迫，久远而有利者，莫若厚恤二川之民，于常赋之外时有所蠲除其征需，于常佣之外时有所宽简其力役。间遣使者发德音，下明诏、丁宁委曲，为之训辞，而深恤其疾苦。盖朝廷之待巴蜀必有以大过于江淮闽浙湖广之民，而后有以大慰巴蜀之心，使其常有不能忘朝廷之心，则缓急之际，斯有不忍负朝廷之意。夫如是，则将帅能有兵而不能有民，有兵而不能有民，则可以为患而不可为大患。今两川之民外资边屯，内供朝廷，以臣度之，盖必有重困者。纵而不收，恐为专制者资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