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之大，不可以才智运也，以才智而运天下，则其所遗者必多，何也？周防检察，将以求胜天下之奸，而天下之奸反捷出而策吾之所不及，故与天下战于才智之中者，虽足以起一时之治使之整肃，而心地不广，规摹不宏，亦足以为治道之累。古之圣人，非不用心于为治，然其酬酢万变，陶冶一世，必有出于才智之表，而非徒倚办于才智，故治之全体，浑然醇粹，无一毫之可恨。后之人主，既以才智角奸雄而得天下，故其守之之日，不能脱其旧习，犹欲用其故智以从事于臣民，是以为治之效有不能满人意者，汉之光皇是也。方其鞭笞群盗，算无遗策，使炎刘之业灿然复兴，不可谓非其才智之力，然既得之，复袭其前日之所为，曾无转移迁化之功，此恃才智之过也。大抵才智之在人，非能用之为难，而不能尽用之为难。变故之相仍而利害之相攻，祸患之迭起而雌雄之未决，于斯时也，非才智不足以胜之，而曰不尽用之为难者何也？呜呼，以才智而收克敌之功，君子固无恶夫才智，以才智而为守文之具，君子固亦忧其所终，何也？道无时而息，术无时而穷，才用而不已则有遗才，智用而不已则有遗智。故善用才智者深藏而时出之，如干将之出柙，牛既解则韬而藏之，苟用之而不已，其不缺且折者几希。又况人主之拨乱反正，非神武之才，聪明之智，未易以慑英雄而使之帖服。君子固谓欲成中兴之美，非才智不可也。然中兴之功已成，不知养才于拙，晦智于愚，其中翘然，恃其所长，视在廷之臣若无以当其任者。凡一政一事，惟恐以愚拙目我，于是介介焉以思，役役焉以察，必期下之人不能欺然后已。吁，胡不考古人之所以致治者，夫岂不足于才智哉？然商宗之所以中兴者，亦惟严恭寅畏，自度治民；周宣之所以中兴者，亦惟有常德以立武事，未闻察察然以一己任术而自为之也。光武果能尔邪？自其初而观之，东讨西略，虽曰藉诸将之力，然寇、邓诸人，往往皆遵帝之节制乃克有成，一或违焉，则动辄以败。至于昆阳之战，百万之众，亦帝见大敌勇之力。当是时，帝之视诸将，无能为矣，而帝之才智亦呈露于斯时而有可观矣。中兴之功，不属之帝而属之谁？惜也，帝恃才智而尽用之也。惩韩彭难制之患，虽寇邓之贤而不任以职；惩王氏篡夺之祸，虽置三公而不任以事，专任尚书，以发奸摘伏为贤，政事察察，甚者异己者升，非谶者弃，专以一身任天下，其明之所不见、力之所不举者多矣。不然，贤如周举、严光，何以不肯屈于臣列？良以帝之持心非近于厚，而谓以柔道理天下者，是亦自欺而已矣。使帝即位之后，屏智虑，黜聪明，泯才智于无用，兼天下之视听以为视听，资大臣之谋猷以为谋猷，有好问之诚，无自用之失，断大事以圣人之经，假宰相以进退之权，无以谣言而亟易守令，毋以谶文而妄议封禅，则中兴之美岂不全尽！惟其贻谋之不能宏阔，是以显宗继之，愈任察慧，而史臣叹其无宽洪之道。回视高文之深仁厚泽，至是槁无馀润矣。人见东都之治斩然精明，遂以为二帝整齐之力，而不知才智可以致治于暂，而不可以持久，若非继之以章帝之长者，汉之为汉未可知也。然则人主尽用才智者，可不以是为戒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