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曰：子谓《春秋》不以日月、名称、爵号为褒贬，信然矣。若是则《春秋》所书皆据旧史尔，门人高弟不能赞一辞，其义安在？曰：有《春秋》之达例，有圣人之特笔。有日则书日，有月则书月，名称从其名称，爵号从其爵号，与夫盟则书盟，会则书会，卒葬则书卒葬，战伐则书战伐，弑杀则书弑杀，一因鲁史旧文而书之焉，此达例也。或史之所无而笔之以示义，或史之所有而削之以示戒，此特笔也。「元年，春，王正月」，此史之所无也，而书「王」，是圣人笔之也。中国之诸侯有葬楚君者，此史之所有也，不书「葬」，是圣人削之也。晋侯召王，明见于传，则书曰「天王狩于河阳」，所以存天下之防，立万世君臣之大义也。宁殖出其君，名在诸侯之策，则书曰「卫侯出奔」，所以示人君之戒，为后代臣民之龟鉴也。不但曰仲子而曰「惠公仲子」，不但曰成风而曰「僖公成风」，不曰陈黄而曰「陈侯之弟黄」，不曰卫絷而曰「卫侯之兄絷」。阳虎陪臣，书之曰「盗」；吴、楚僭号，书曰「吴、楚」。纠不称公子，小白书「齐」；突不书郑，而忽书「郑」。立晋而卫书「人」，立子朝而尹子书「氏」。凡此皆圣人之特笔也。故曰：其事则齐桓、晋文，其文则史，其义则丘窃取之矣。盖用达例而无有加损，圣人之公心；有特笔而明其是非，圣人之精义。达例所书，非必圣人而后能，虽门人高弟预之可也；精义所在，门人高弟岂能措其辞哉！盖非圣人不能与也。学者之观《春秋》，必知孰为《春秋》之达例，孰为圣人之特笔而后可观《春秋》矣。沆尝推《春秋》之义，窃以为其大旨有三：一曰明分义，二曰正名实，三曰著几微。所谓明分义者何也？每月书正以明正朔之所自出；王人虽微，必序诸侯之上，皆以正君臣之大分。内齐而外楚，内晋而外吴，始书荆而后书楚，始书吴而后书子，皆所以别夷夏之大防。书晋申生、许止，明父子之恩；陈黄、卫絷，明兄弟之义。曹羁、郑忽，长幼之序正；成风、仲子，嫡庶之别植。凡此之类，皆所以明分义也。所谓正名实者何也？《传》称隐为摄而圣人书之曰公，则非摄矣；《传》称许止不尝药，圣人书之曰弑，则非不尝药矣。卓之立未踰年，圣人正其名曰君，则里克之罪不能逃；夷皋之弑归罪于穿，圣人书之曰盾，则赵盾之诛不能掩。齐无知陈佗踰年而书之曰弑，正君臣之大分也；阳虎陪臣，而书之曰盗，律讨贼之至公也。凡此数者，皆所以正名实也。所谓著几微者何也？郑伯使宛来归祊，而继书入祊，著其不当受之辞；宋人以郜鼎赂我，圣人书之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太庙，示其所可却之义也，今其不却、不辞者，欲心眩迷而天理晦蚀也。天王狩于河阳，壬申，以朝于王，所以明因狩而后朝王也。公如京师，遂会宋公、卫侯、郑伯、曹侯、邾人、滕人伐秦，明如京师而后伐秦也。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，遂及齐侯、宋公盟，著其所以失己失人也。隐公、齐侯、郑伯在中丘，公子翚帅师会齐人、陈人伐宋公，子翚无君之心著矣。葵丘之会，周公与焉，已而书曰「戊辰，诸侯盟于葵丘」，以周公与会而不与盟也。虽然，诸侯咸集，无敢异志，齐桓尊周之义见矣。邢丘之会，改命朝聘之数，怠其政而使大夫听命，曾不思邦交玉帛，非臣下所得专，晋悼乃不自为政，而委之大夫，是之谓倒持太阿而受之柄也。及溴梁而大夫独盟，威福之权操于下，而君上失政，其萌宁不兆于邢丘之会乎！盟宋之役，倡为弭兵之名，合诸侯而使晋楚交见，曾不思戎狄豺狼，非中国所可通，赵武乃徇其邪说，而与之交礼，是之谓自撤藩篱以媚夫盗也。及于申而蛮夷望风，篡弑之贼无忌惮，而夷狄强横，其事岂不自夫有宋之盟来耶？凡此之类，皆所以著几微也。其他书法，不一而足，然其大者则不出于三者之外矣。圣人之笔如化工，随物赋形，洪纤高下各得其所，而生生之意常流行于其间，虽其所纪事实不出于鲁史之旧，而其精神风采则异矣。学者之观《春秋》，知有《春秋》之达例，则日月、名称如后世诸儒之穿凿者不用也；知有圣人之特笔，则夫分义、名实、几微之辩，有关于义理之大原者，不可不深察也。若曰《春秋》但约鲁史之文，使其文简事该，则夫人皆能之矣，何以为《春秋》乎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