某顷辱下访，不惮数百里之远，意亦勤矣。宠以长书，示以巨帙，礼甚度，德甚谦，已足以药世俗自满之病。顾衰耄残息，何足称此？至于奖誉过情，拟非其等，此则谨不敢闻也。既而捧巨帙而敬观，以苏氏《古史》为题，占地步以甚阔；以朱子《馀论》为主，立门户以甚正。竦然异之曰，大哉书乎！此近世之所未见也，老眼为之顿明。尝谓汉当暴秦煨烬之馀，典籍灭亡，太史公作《史记》一部，上出唐虞，下包春秋战国，罗网放逸，黜削稗野，开天下之盲聋。后世得之如至宝，尊之如圣人，孰敢议其非者？迁亦自谓厥协六经异传，整齐百家杂语，藏之名山，副在京师，俟后世圣人君子，其自负至不轻也。至本朝欧阳公始讥之，其序帝王世次图，先立一准的，曰孔子定《书》，断自唐虞，所以略其远而详其近，谨其所不知也。司马迁远出孔子之后，述黄帝以来，详悉其世次，不量力而务胜。及订其缪，可以发千古之一笑，止以「惑世」二字断之。苏黄门师欧公者也，习闻其说，亦谓迁浅近而不学，疏略而轻信，切中其病，其词已激昂，不如欧公之从容温润也。至于自编《古史》，又叙三皇反加详焉，岂临文之际而忘之乎？抑不免于务胜而惑世也！朱子曰近世言史者，惟此书为近理，而学者忽之，止于本纪中提出七章，以订其未醇。今足下乃用朱子之意，削其世次，益以事实，黜秦伯而不污其纪，降三晋田齐而不作世家，增虞夏商周名臣于列传，而春秋战国之贤亦与焉，别立孔子及弟子传，止于孟轲，斥老子、荀卿于异端。其立义凛然，其用力甚勇。其地步阔而又阔，复加以正；其门户正而又正，复济之以阔。岂非欲推本于经，折衷以理邪？若以是为识本原而可达于圣贤，则不可必。识本原可达于圣贤，而后能推本于经，折衷以理也。然虽非学者之先务，而程子所谓考古今、别是非，亦致知之一端。今此编考订有證，纲目粲然，亦自可以名家矣。若曰著书垂后，有必于名家，恐为计太蚤，而自待太凉。窃虑后之视今，亦犹今之视昔也，此则不敢不以忠告。某血气既衰，学问枯落，记魄不强，挂一漏万，不足以识足下纂辑之误不误，论议之差不差，姑以愚见有疑于《古史》之一二，为足下陈之。欧阳公《春秋论》辨鲁隐公非摄，如此之明，苏学于欧岂不闻之？今《鲁世家》一信《左氏》语，岂忘之乎？苏氏以管仲智有馀而德不足，亦过矣。当是之时，利欲汩没，人心已亡，其所谓智亦只知得利欲一路，而于天理民彝未尝知也。愚方病其不足，安得谓之有馀？独苏氏以管子之书为战国之士假托其名而为之，言治国则以智欺其民，言治外则以术倾邻国，此则非习俗之所能识。视《国语》全本管子无它语，岂不陋哉？然犹取内政之制，此为可疑。夫子之于《春秋》，凡诸国变先王之法度，如爰田、兵甲、刑书之类，悉书之，不应于内政独不书也。既无其證，何以信于后？至谓管仲既没，齐国因其遗业，常强于诸侯，此亦诬矣。苏氏之叙微子也，未免徇左氏、太史公之无识，曾不少悟。夫子以微子「去之」为殷之三仁，「去之」之「去」是去纣而隐遁也，岂曰去商而归周乎？纣虽无道，有必亡之势，是时周犹服事殷也，不应微子遽畔其国，弃宗庙社稷而先降于周，不仁孰甚焉？设如其说，纣既追微子，又何为面缚衔璧，衰绖舆榇于军门？于是时也，武王不以故都封微子，乃封武庚，所以待微子者亦甚薄也。以愚观之，面缚舆榇，正武庚祈哀请命之态，武王不忍绝其商祀，使复其所，此仁人之心。至武庚俟间倡乱而周公诛之，而商祀绝，微子不得已始出而归周。周公固知其贤久矣，亟封于宋，《有客》之诗益可想也，「加封」二字且无明證。此于事理晓然者，莫有辨其诬，是亦不免于轻信也。至于《孔子传》叙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，母讳之，不以告其父之墓，此又何为轻信也？书圣人之家世而不典如此，何以谓之学者？合不以正而生圣人，天命必不如是之僭也。其书告陈恒弑其君之语，谓齐人不与者半，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，此是以战国纵横之士待圣人也。圣人以大义告其君，岂以利害动其听哉？有曰孔子之归鲁，非求仕也，以为父母之邦，盖将老焉。此句大胜太史公。其为论也，谓夫子于陈蔡无取焉。以楚昭叶公之贤，前后六年，徘徊以俟，及浩然有归志，犹反于卫者，以须鲁人之招也。是以世俗鄙夫之意论圣人，与前一语如出两人之手。又言孔子以布衣养士，著籍三千人，其贤者凡十人而已，岂非轻信乎？其叙孟子也尤率心，借「不嗜杀人」之句，自发一段议论，又以指习为性为孟子之失。其论子夏开后世排伪学之端，其意亦有所指也。朱子虽谓其晚岁粗知省悟，终曰旧习已安，未易猝拔，而本原纲领终未明了。至哉言乎！今必有以细细剖击之，使后世无惑，则吾之本原方明，而吾之学力亦可以自慰也。然其议论之差，不胜其多，今不暇条列，更举一二言之。自入春秋以来，郑庄为一大罪魁，天伦荡灭殆尽，而苏氏犹以贤称之，此大惑也。自是之后，郑国数困于兵，可亡而不亡者，亦有其故。齐、秦、晋、楚之争伯，而郑居于中，遂为战场。惟其地为中国之险要，得之者必强，是以两欲得之，而非一国之所能独有也，故虽甚弊而不至于亡。及子产当国而伯业已衰，不然，则郑覆亡已久矣，安能待子产之出乎？子产之才，人孰不知？郑国之所以存亡者未易知也。晋文公不汲汲于得国，在春秋时固未易多得，苏氏遽以王者之事许之，则过矣，岂忘却圣人一「谲」字乎？至悼公频起诸侯之师，以不战困楚，此亦一谲之馀风，恐古之屈人兵者不如是也。其论乐毅也，不知身自堕于战国之习，所言不根于义理，反指书生之论以为笑，此其深病。前乎此，齐国伐燕矣，孟子教之曰「反其旄倪，止其重器，置君而后去之」，此则庶几乎王者之事。齐宣不能用，不足责也，乐毅自谓数奉于君子，而亦不知出此。既已席卷八百年之积聚归燕，顾乃久徘徊于二城之下，果何为哉？乌在其为奉君子之教？苏氏以为智勇相敌，势固然耳，此为实论乎？凡此之类，岂笔舌之所能既？足下潜心今古，识见迥特，议论淳正，比苏氏尤为峻洁。苏氏之传惟《伯夷传》实以夫子之言，此为最淳，其论亦简明，抑扬顿挫，有馀味也。足下已载其论，而去其春秋两辞，尤见高识。其间亦尚有些小徇苏处，更望玩索，无急急于成，甚幸。但名曰《古史要录》，未为正大，盖苏氏门下不是著脚处。昔司马温公尝编《稽古录》，极为简要，稽古之义亦甚大。拟欲易为《信古录》，如何？夫子曰「述而不作，信而好古」，是夫子之谦辞，此名也；今此录是录其古之可信者，此实也。又有一说，足下别录洙泗师友渊源，所以尊道统，阐圣学，淑人心，扶世教，揭民彝，此举甚善，但不以帝王本纪统之，似失其所以上接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之道。不若于春秋后自作洙泗师友一门，然后继以隐逸、异端、功利、兵法、刑名、纵衡诸家，如何？后世封谥不足为圣人轻重，盍去之？目录中历代诸臣，恐须列其姓名，庶分晓易见。本中误字脱落，尚亦有之。荒陋无以复来教，有辜下问之勤，不敢不尽所愿言。程子谓致知用力之方，凡一言考古今、别是非居其次，以读书讲明义理为第一，此正是识本原，可达圣贤之正路也。足下已幸需次差久，得以究朱子之渊源，一行作吏，此事便废。愿急急更于《四书》中夙夜探讨涵泳，其中义理无穷无尽。果能用力于此，则考古今、别是非特馀事耳。更于应事接物得其当也，出而事君，小则承流宣化，大则谋王断国，真可以阐圣学，淑人心，扶世教，揭民彝，不为虚语矣。不审高见然之否？不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