嗣天子臣某诚感诚庆、顿首顿首再拜上言：伏以驾飙之游，俯临于秘宇；凌云之构，钦奉于灵源。完葺在辰，祺祥叠矩。瑞图祗考，实茂于降祯；慈训永怀，益增于追孝。臣无任感幸激切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臣某诚感诚庆、顿首顿首，再拜谨言。

嗣天子臣某诚感诚庆、顿首顿首再拜上言：近以中闱授役，方在缮完，普宙降祥，遽彰鉴祐。嘉祥屡睹，瑞典寔符。缵绍基图，茂臻于善应；励精夙夜，庶展于孝思。臣无任感幸激切之至，谨奉表称谢以闻。臣某诚感诚庆、顿首顿首，再拜谨言。

汾阴后土之祠，自汉武帝后废而不行。开元十一年上亲祠，改汾阴为宝鼎。二十年，中书令萧嵩上言：「十一年亲祠祈谷，自是累年丰登。有祈必报，礼之大者。且汉武亲祠，前后数四。伏请准旧行赛谢之礼」。上从之。

右《志第四》。祠后土，非古也，旷代不讲，而明皇行之。行之十年，不复讲矣，而萧嵩劝之。嵩为公相，不能止人主非礼之动，又劝之，异哉！

人主为治，莫患乎饰治者有馀、而出治者不足也。夫文物者饰治之具，而宽洪者出治之本。自夫本不足而具有馀，是以一时之政虽足以眩耀人之耳目，而大体实伤于冥冥之中。何也？品式之具而根本之戕也，华藻之丽而质朴之亡也，典章之盛而道德之役役也。故善为政者，宁使治本之不立，有如文物之灿然，而宽洪之缺然，则治本亦既不立矣，于治具乎何观？是故古之圣人，以具扶本，不以具胜本；以文辅质，不以文灭质。先立其大者，而后从事于其小者，是以政之成也，有条理而不紊。后世人主，惟务治具之举张，而大本不立，君子奚取焉！吾尝求之天地矣：日月星辰系焉，山川草木丽焉，人以为天地之文，若是然也，而天地曷尝无文，然天地之德不专在于文也，是以《易》于《贲》卦则贵夫「白贲」，而赞乾坤之德者，亦惟曰「大哉乾元」，曰「含洪光大」而已矣。人君出而经理天下，岂能不从事于文物，而索天下于枯槁之域也哉！顾唐、虞、三代之君，所以存心、所以抚物及人者，必有出于文物之表，而不从倚办于文物，何也？本大则末必蹶，华盛则实必衰，文之綦则德之凉也。是故临简御宽者，皆圣人体天地之量；而以严束下，以慧察物者，必非进德之阶。彼狭隘褊急者，非不知为君之道不应尔也，然冒而为之、有所不顾者，盖其溺心于刑政之末，常虞人臣之欺己，是以逞聪明而役智虑，务以察见臣下之情。夫岂知为君之道，不难于使人臣之不敢欺，而难于使人臣之不忍欺。万几之夥，千官亿丑之众，岂一人聪明智虑之所能固？有所及必有所不及。自其有所及，是以有文物之可述；自其有所不及，则宽洪之量欲进于常王之域，毋乃大有径庭乎！君子是以为显宗喜而亦为显宗不满也。且以治具之綦大者，不过数端而已：制度也，时令也，养老而乞言也，崇儒而重道也，厚本而劝农也。今也帝皆能之，可覆而按也。定南北郊之冠冕车服制度，则永平元年也；亲幸辟雍，尊事三老，兄事五更，则永平二年也；亲耕藉田，以祈农事，则永平四年之诏也；开立学校，置五经师，则永平九年之诏也。洋洋乎诗书之盛，彬彬乎文学之盛，孰谓永平之政非一时之至治乎？然刑理善而德化之不闻，法令明而度量之不广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故公卿大臣数被诋毁，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拽，以万乘之尊而自以杖撞郎，其与帝尧容四凶而不诛，周人容饮酒而不杀者，不亦大相远邪！是以朝廷莫不悚慄，争为严切以避诛责，而以苛刻为俗。百官无相亲之心，吏人无雍雍之志。至于感逆和气，以致天灾，有如钟离意之言者，信有之矣。宋均亦以慧察为言。岂非文物有馀而宽洪不足乎？向使帝循高文之家法，以宽仁为心，以洪大为度，毋狃其南阳之对以为能，则永平之政岂止于今日之所观！后之有为治之志者，请以显宗为法；无容人之量者，请以显宗为戒。

夫天下是非折于理，不折于势，故君子论学，不容以挟贵为也。况夫天子有天下之尊，意所予夺，群臣承望不及，是是非非，岂能尽当于天下之理乎？汉明、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，尊礼师傅，是正经义，岂不尽善尽美哉？明帝临幸辟雍，自为辨说，固已失人君之体矣。他日章帝患五经同异，博集诸儒，会议白虎观，天子称制临决。去圣久远，六经残阙，诸儒论难，前后异说，而欲以天子之尊临定其是非于一言之间，难矣哉。夫有的于此，十人射之，不如百人之射，谓其中者之多也。当六经残阙之馀，诸儒各以其意说经，一是一非，何常之有。并存不削，以待后之人择焉，夫亦何恶于明经哉？必将去彼取此，则纷纷之见何时定乎！呜呼！秦火汉壁之馀，散失已久，岂无字画之讹，义理之难晓哉？蔡邕书五经文字，刻石置诸太学，观者填咽，亦安保其无失也？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，杂取谶讳之说，以为注疏之学，又恶可尽信乎？自宣帝讲五经于石渠，已不能行于后世。章帝复踵宣帝故事，天子自定其是非，恶保其久而不变乎？夫天子之尊，不当自用其聪明也。隋炀帝自以诗名，而忌群臣之能，此固不足责矣。唐太宗命群臣修晋史，而加以御制，为人君亦安用修史为也？自秦、汉以来，小人事君为容悦者，恶群臣异议，始劝人君自为制作，以震服群臣。杜周欲人主自为法令，儿宽劝人主自为礼乐，此岂可以为法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