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庙、元德皇太后庙飨用犊，孝惠诸后庙亲飨用犊，摄事用羊豕。

汉曹参自齐入相，饮酒继日，惠帝让之。参谢曰：「陛下自察神武孰与高皇帝」？上曰：「朕安敢望先帝」。「观臣孰与萧何」？上曰：「似不及也」。参曰：「陛下之言是也。且皇帝与萧何定天下，具法令，陛下垂拱，参等守职，遵而勿失，不亦可乎」？吁，君之不逮在贤隽，致之则尧舜可也；己之不逮在道德，进之则皋夔可也。况世革秦弊，时在守文。创业之君，则兵以诡胜，事以时设，有刑戮之威而无绳墨之制。高皇帝承秦弊而起，远近响应，数年之间，平定四海。暨继世之君则当守仁义，循法度，制礼乐，易章服，抚内外，明刑罚，官贤材，亲宗族，所以基太平而遵王道也。《传》所谓「王者必世而后仁」。故文武之政，周公制之。成王襁褓而德及三代，岂成王之德参于文武乎？参上不能致君，下不能自强，况治民乎？君则限以高祖，己则限以萧何，而不知古圣贤有殊功异代者矣。谓天下定而不可复危，法令具而不可复易，我不扰则天下静，我无事则天下定。呜呼，三城长安，役众百万，简易之道邪？降灾雨血，桃李冬花，无为之应邪？勿失之职，复可在哉？盖参祖尚黄老，饮酒不治，凭托异说，以致王室陵迟，诸吕弄权，实参之自欤！

臣窃见陕西、河东边计不足，遂铸铁钱以助军费，而民多盗铸，日犯极典，为法之弊，久将不堪。臣观《舜典》曰：「金作赎刑」。又《吕刑》曰：「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（注谓不应五刑，当正五罚，出金赎罪。）」。是虞、舜、周公，皆用赎法。孔子删《书》，垂于后世，明其可行之法也。历代尝行，今久不用，人或疑之。臣欲乞且于陕西、河东沿边、次边州军行之，候戎事稍息，官不阙用，则别从朝旨。今具条如后：

《舜典》曰：「金作赎刑（金，黄金，误而入刑，出金以赎罪。）」。

《吕刑》曰：「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（不简核，谓不应五刑，当正五罚，出金赎罪。）。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（不服，不成罚也。正于五过，从赦免。）。墨辟疑赦，其罚百锾。劓辟疑赦，其罚惟倍。墨辟疑赦，其罚倍差。宫辟疑赦，其罚六百锾。大辟疑赦，其罚千锾」。

汉惠帝：民得买爵三十级，以免死罪（令民出买爵之钱，级直钱二千，凡为六万。）。

文帝：输粟县官，得以除罪。

武帝：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，减死一等。

梁高祖：诏依周汉旧典，有罪入赎外，详为条格，以时奏闻。

梁武时，以尚书令王亮、侍中王莹、仆射沈约等参定刑书，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。弃市以上为死罪，大罪枭其首，其次弃市。刑二岁已上为耐罪，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。有髡钳岁五岁刑，笞二百，收赎绢，男子六十疋。又有四岁刑，男子四十八疋。又有三岁刑，男子三十六疋。又有二岁刑，男子二十四疋。罚金一两已上为赎罪。赎死者，金二斤，男子十六疋。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，金一斤十二两，男子十四疋。赎四岁刑者，金一斤八两，男子十二疋。赎三岁刑者，金一斤四两，男子十疋。赎二岁刑者，金一斤，男子八疋。罚金十二两者，男子六疋。罚金八两者，男子四疋。罚金四两者，男子二疋。罚金二两者，男子一疋。罚金一两者，男子二丈。女子各半之。五刑不简，正于五罚，五罚不服，正于五过，以赎论，故为此十五等之差。

一、徒以上罪不赎。

一、杖以下罪依下项。

一、侵损于人者，皆不赎（侵谓侵财物，损谓伤折于人。）。

一、兵士、公人不赎。内公人不因公事，私自失误者，亦听赎。

一、为盗并造作诈伪及诬告论不干己事者，皆不赎。

一、捕捉贼盗公人违限等罪不赎。

一、兴贩私茶盐酝，卖私酒并赌博人，罪不赎。

一、所犯罪新条该赎，至第三犯者，不赎。

一、众人共犯一事，合赎。富贵不均者，不赎。内有物力愿与众人纳罚钱者，即皆听赎。造意人不以贫富，不赎。

一、军人百姓同犯一事者，不赎。

一、应有荫并老小疾患之类，但旧条合赎者，并依旧法，每斤纳钱一百二十文足。

一、旧条不该赎，而今得赎者，并取情愿之人，其铜每斤纳钱一贯二百文足，亦许以粟帛依时价折纳其钱。无物赎纳者，自依常法区分。

一、逐县典押保举有行止、会笔札曹司一名，赴本州法司习学法律。委本州长吏以下聚厅试验，稍通刑名义理，即放归本县充法司。候三周年检断无失者，与转一资。有失误无赃私者，五年与转一资。

一、所断赎刑失错者，官吏各准其罪，不以失减官典受赃者，并以枉法赃论。

成天下之至治者，有君也，有臣也。有君而无臣，不足以成至治；有臣而无君，不足以成至治。圣如尧、舜，以咎陶、大禹、后夔、伯夷佐佑之；贤如禹、汤，以伯益、后稷、伊尹、仲虺翼辅之，然后能致其盛德大业，辉照于千古而不可攀，况其下者乎。故曰成天下之至治者，有君也，有臣也。三代既往，而西汉为盛，吾观孝武，聪明宏远，听断在己，有禹、汤之资，然其盛德大业，终弗克以肖之者，有君无臣也。昔秦氏肆虐，群圣之道烬矣。高祖以干戈取天下，故讲求之未暇也；孝惠暗懦，不足以议；孝文、孝景止以恭俭为天下先。惟孝武天启其衷，巍然独出，思复三代之至治也。于是尊用儒术，励精古道，出府库以购其书，空岩穴以聘其贤，由是天下为之丕变而向方焉。噫，群贤之道，迨秦而烬，微孝武则终将泯泯而弗章矣。孝武之功也盛哉！是时平津起徒步，不数年，位居丞相，非不用也。向使平津能内竭乃诚，外采群议以启沃，使孝武日闻其所未闻，日至其所未至，则三代之至治，可不日而复矣。嗟乎，平津无制礼作乐、长世御民之才，但以持禄固位、自图安乐为事。本传称「每朝会议，开陈其端，使人主自择，不肯面折庭诤」，又称「尝与公卿约议，至上前，皆背其约以顺上旨」。此非持禄固位、自图安乐者乎？孝武职此之由，其心荡矣，自是方士邪怪之说，得以入焉。按平津以元朔五年十一月代薛泽为丞相，元狩二年三月薨。且孝武崇神仙之淫祀，惑少君之妖言，祠灶入海以求神仙不死之事，此皆平津之所睹也，蔑闻吐一言以救之，卒使孝武之心荡而不复，为千古笑，诚可惜也。伊尹有言曰：「予不克俾厥后为尧舜，予心愧耻，若挞于市」。嗟乎！平津无伊尹之心，诚可罪也。

臣等昨闻朝廷欲为后庙四室并章惠皇后各立小忌，已具劄子论奏，至今尚未降出。臣等伏睹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故事，皇后不阙室者，皆不立忌。此国家大典礼，大制度，陛下不可不遵守。且孝惠、孝章、淑德、章怀、章惠，是陛下三世尊属，别庙崇奉，多历年所，即未尝有此拟议。今因循之间，遽尔更改，中外闻听，咸谓陛下因温成而遂追及先朝诸后。布之诏命，则取四方之讥；书之史策，则贻万世之诮。陛下临御天下，踰三十载，圣功神德，卓若尧舜。今忽录此一事，遂成非错，俾盛美光大，有愧于畴昔，陛下安忍如是？欲望特降圣旨，集百官议定，然后行下制敕。所贵礼典详协，以顺天人之心。

史氏以孝成委政外家，禄去王室，哀、平二帝，享年不永，贼莽乘之，盗窃神器，汉祚中绝者，孝成始之也。窃谓汉家之祸，不始于孝成。盖孝惠源之，陈平者，决而泄之，使其横流不已，㳽漫于景、武、宣、元之际，孝成复败其堤防，而极于昏垫也。昔者高皇帝逐秦鹿而得之，英雄乐推，遂正宸极，后族吕氏侯者三人，奉朝请、食租赋而已，赏刑大议，未尝及之。孝惠即祚，植性仁弱，吕后杀三赵王，号令自出。惠帝不能以新造之汉，正亡穷之法，定君臣之分，专生杀之柄，而乃感人彘之酷，意不久生，自促寿命，以成高后之势，不曰「孝惠源之」乎？高祖之约，非刘氏不王，非功臣不侯，彼陈平者，用辟疆率尔之辩，尊王诸吕，分将南北军，中宫称制以临天下。当是之时，向无周勃、朱虚之谋，齐、楚诸侯之兵，使禄、产体不近下，一有羿、浞之材，则汉之社稷，几为他姓所得矣，不曰「决而泄之，使其横流不已」乎？厥后魏其侯以窦后兄子，武安侯以王后异父同母之弟，并托肺腑，继为丞相。孝武最称英明，而田鼢为相，权移主上。上曰：「君除吏尽未，吾亦欲除吏」。此盖近中宫之势而用之，内积愤懑而宣于言也。卫青、霍去病虽以军功取大位，然亦因椒房之重。孝昭之时，上官桀父子、霍媪之谋，几倾汉室，皆帷廧之亲也。许、史、丁、傅之家，印累累，绶若若，分茅土，握符节，秉钧轴，乘朱轮华毂而朝者，不可胜数，不曰「㳽漫于景、武、宣、元之际」乎？汉之鼎所以不移者，赖忠贤之士间而持之耳。及孝成之在位也，赵氏娣弟专宠，贼害皇子，王氏五将世权，外擅国命，故莽因元后之势，席诸父之基，肆其奸险以取名器。复缘哀平短祚，国统三绝，张禹、师丹之辈谄谀邪佞，故取宗室，幼稚未能持国者，授之以令天下。使汉祚中缺者，职此之由也，不曰「败其堤防而极于昏垫」乎？西汉之祸，于是乎在。

臣伏以北狄自古为中国患，黄帝时谓之獯鬻，周时谓之猃狁，秦时谓之胡，汉时谓之匈奴，唐时谓之契丹，其名虽异，其实则一也。有民人而不知教化，有土地而不出货财，寒无温丽之服，饥无甘珍之食。凡百所欲，率皆不足，只知有射猎之事，禽虫之获，食其肉，衣其皮而已矣。于是见中国之盛，万物之富，爱而不可得，学而不可及，贪惏之性，复有趫武，则不得不为边鄙侵掠之患也。然为患深浅，系其强弱，亦系中国盛衰焉。或暂而入寇，或连岁扰边，或散处中原，或逐出漠北，或费兵力而臣畜之，或从权宜而亢礼之，伏叛相倚，胜败不常。历代帝王，知其若此，不欲困百性而外事四夷。故有曰比之蚊虻，驱之而已；复有曰接以礼让，羁縻不绝而已。又有或质其子，或盟于天。或啖之金帛，以厌其欲；或结之姻好，以昵其心。自古谋谟之臣，运筹画策，相与争于庙堂之上者，亦惟此数科而已。国家初得天下，震耀武威。太祖待北狄仅若一族，每与之战，未尝不克。太宗因亲征之衄，敌志遂骄，频年寇边，胜败相半。真宗嗣位之始，专用文德，于时旧兵宿将，往往沦没，敌骑深入，直抵澶渊，河朔大骚，乘舆北幸，于是讲金帛啖之之术，以结欢好。自此河湟百姓，几四十年不识干戈。岁遗差优，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。则知澶渊之盟，未为失策。而所可痛者，当国大臣，议和之后，武备皆废。以边臣用心者谓之引惹生事，以搢绅虑患者谓之迂阔背时，大率忌人谈兵。幸时无事，谓彼不敢背约，谓边不必预防，谓世常安，谓兵永息，恬然自处，都不为忧。西北之寇，稔知朝廷作事如此之失也，于是阴相交结，乘虚有谋。边臣有奏敌中事宜，则犹曰探候之人妄报，所以希赏，固未尝听也。蕃使每到朝廷悖慢，则尚曰夷狄之人无礼，是非异事，固不之恤也。但只自谩赫，佯为包容，其实偷安，不肯为国家忘私任责，画久长之远经，所以纵其奸谋，养成深患。是致宝元元年，元昊窃发，数载用兵，西人穷困，未有胜算。又至庆历二年，契丹观衅而动，嫚书上闻，中外仓黄，不知为计，不免益以金帛，且茍一时之安。此二边所以敢然者，盖国家向来轻敌忘战，不为预备之所致也。臣深见二虏为患，卒未宁息，西伐则北助，北静则西动，必欲举事，不难求衅。通和则安享重币，交战则必败官军，叛而复和，孰敢不许？擒纵自在，去住无梗，两下牵制，困我中国，有何大害而不为边患？有何后悔而长守欢盟？渝盟扰边，我则遂困。不幸凶荒相继，盗贼中起，则彼二寇所图，又甚大矣。臣故曰二寇为患，卒未宁息。臣上之所陈西北形势，乃唐室以前夷狄之事也。其后契丹自得燕、蓟以北，拓跋自得灵、夏以西，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。得中国土地，役中国人民，称中国位号，仿中国官属，任中国贤才，读中国书籍，用中国车服，行中国法令。是二寇所为，皆与中国等，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。中国所有，彼尽得之；彼之所长，中国不及。我当以中国勍敌待之，庶几可禦，岂可以古之夷狄待二寇耶？前既轻敌妄战，不为预备，致二寇结祸，为朝廷深忧，今又欲以茍安之势，遂为无事。二寇各获厚利，退而养勇，不数年相应而起，则无复以金帛可啖而盟诅可约也。臣向者累奉德音，令韩琦、范仲淹专管西事，命臣专管北事。臣才识无取，滥膺擢任，退自循省，何以塞责？然敢不强勉，夙夜揣摩。今辄得守策凡六事、禦策凡七事，谨具如左。

一、河北三十六州军内，缘边、次边如北京、雄、霸、祁、深、保、瀛、莫、沧、定、镇、冀十二州，广信、安肃、顺安、信安、保定、乾宁、永宁七军，总一十九城，皆要害之地，可以控制敌寇而不使得深入矣。定为右臂，沧为左臂，瀛为腹心，北京为头角。此四城者，河朔之所望也。馀十五城为指爪支节，乃四城之所使者。定、瀛、沧各置一大帅，馀十五城分属定、瀛、沧三路，悉择善将守之。十九城都用三十万：定五万，沧、瀛、镇各三万，冀二万（冀在要会之地，诸路皆通，故比馀郡蓄兵稍多。），保、祁、深、广信、安肃各一万（保州、广信、安肃当入寇之冲，故三城鼎足相峙，欲以交相会合，以禦初入之锋也。祁在镇定之东，旧颇慢，后来敌骑入边，以镇定有重兵，不肯趍镇定路，才过保州，便从东南道出祁、深，往取冀路，寇澶、魏，故祁、深亦须屯兵稍多。），雄、霸、漠、顺安、信安、保定、乾宁、永宁各五千，北京五万，为诸路救援之兵。今河朔平时有驻泊、屯驻、就粮兵十八万，本城五万，至用兵时，增十万人，则战兵足矣。此三十万兵，非如景德年中闭门自守，皆使出而接战者也。当时城守不敢出，所以寇兵堂堂直抵澶渊，几至渡河为京师患。今若使良将帅守十九城，分领三十万众，左右出入，纵横救应，闪误逗诱，冲陷掩袭，臣虽至愚，未信敌敢长驱而南也。顷年大兵悉屯定州，然闭门不使出战者，盖恐一败涂地，则无以救援，且防中渡之变也。今虽用兵三十万，然而分置十九城，右败则左救，纵失则横援，岂更有昔时之虞邪？其外十七城不复蓄兵，只以本郡乡兵坚守，不使出战。

一、河朔州军长吏最宜得人，以备匈奴之变。自来都不选择，赃污不才、年老昏昧者，尽使为之。又移替不定，久者不过一二年，其间茍且之人，只是干寻常之务，其经久利害，自知不及其身，率皆不为。前后相承，积弊已甚。若不选人久任，以矫前失，则异日虏有变故，边城不守，浸淫深入，为患不细。其上件十九州军，在河朔尤为要害，内定、保、雄、霸、沧五州，广信、安肃、顺安、信安四军，近已得旨选人差定，见施行次。北京已有大臣，自馀镇、冀、瀛、莫、祁、深六州，保定、乾宁、永宁三军，北平一寨，亦乞选差长吏，并使久于其任。内绩效著闻者，优与就迁秩禄及厚加赐予，使乐于边寄，亡所怨苦，则悉心营职，自甘久处。或廉勤可尚、才有不足者，罢之，与内地合入差遣。若故为乖缪，欲违边任，及有罪不可留而法不至死者，废之终身。如此，则人知祸福必及，孰敢不勉？别有事件，已具进呈。

一、除上件十九州军长吏已下，并乞诏本路转运、提刑、安抚、部署、钤辖分擘举充，仍委枢密院、三班、审官、铨司选择，不许循入，并须三年一替。所贵上下得人，众职皆举，用兵之际，有可供使，与夫临时外求，得失相万也。

一、屯兵备边，古今常制，所患者民赋有限，兵食多缺，必须广为经度。其间岁有凶歉，谋之不获，或寇至益兵，食常不足，则暴歛横取，何所不至？民由是困，盗由是起，此历代之所患也。河北自石晋失燕、蓟之险，无所固守，是以蓄兵愈多，积粟愈厚。国朝踵之颇久，至景德讲和之后，兵备渐弛，粟亦随减。前年敌忽生变，虽强与复和，而终非悠久之计。自此边衅已兆，向去未有宁岁，尤宜谨备禦之策，使久而不匮。臣辄得养兵二条，其一，据守边兵马合留外，屯驻、驻泊、就粮诸军，悉分屯于河南郓、齐、济、濮等州，以教以养。况其地富实，不营而足。率三年一代，遇有警急，发符召之，不旬日可到，岂有后期不及者邪？所以略省河朔诛歛，以宽疲民，使之安逸苏息，坐待寇至而用，庶几沛然，师有馀力，可以禦敌。其二，缘大河州军起敖仓，支移河南民税及漕江淮粟以实之。分屯近边兵马，每二岁一代，亦足以宽河湟之困民。二者可择一焉，或兼用亦善。不然，臣恐无事时，河北已见殚竭，一旦用武，又重加歛，民必怨叛，则肘腋之下，皆为仇雠，岂暇禦外寇哉？

一、河北最号劲兵之处，若尽得精锐，则无敌于天下，况夷狄乎！顷年朝廷未与匈奴讲和，敌每入寇，惟惧北兵，视南兵轻蔑之也。我分南北兵各为一军，凡敌阵，必先犯南兵，南兵溃，则并北军累之而必败。惩此，因有以南北兵混而战者，败走益甚。是不若纯用北兵之为胜也。今河北屯南兵尚多，徒能张为虚声，而实不足用。臣愿自今河北增募土人为禁军，料钱不过五百文，每成一指挥，即代南兵一指挥归营。不数年，三十万尽得北兵，又教之精勇，则匈奴自当畏服，岂敢轻动哉？恐议者谓财匮不宜益兵，则请于别路罢招，以此易彼，亡所增矣。既得土兵，勿戍他郡。粮不足，则愿用臣前养兵二条。

一、北寇风俗贵亲，率以近亲为名王将相，以治国事，以掌兵柄，而信任焉，所以视中原用人，亦如己国。向者燕王威望著于北寇，知是皇叔，又为王爵，举天下之尊无与二，谓朝廷庶事皆决于王。又疑王善用兵，天下兵皆王主之，严刑好杀，无敢当者。北寇疑此，益所畏惧。故燕、蓟小儿夜啼，辄曰「八大王来也」，于是小儿辍啼。每牵牛马渡河，或旅拒未进，又曰「必是八大王在河里」，其畏服如此。敌人每见南使，未尝不问王安否及所在。朝廷以王之故，亦见重于敌，谓朝廷有如是亲贤，每欲妄动，未必不畏王而止。今春王薨，识者亦忧之，谓王之生则北寇以朝廷为重，王之薨则北寇以朝廷为轻矣。臣亦尝念国家将帅，既未闻于夷狄，而亲王素有威望为匈奴所畏者，又已沦谢，且不复更闻有皇亲可以为朝廷屏翰者。敌必谓王室孤弱，无所扶助，本根不固，易以动摇，此诚宜为夷狄之所窥测也。臣愿陛下亲择宗室中年长知书、识理道、晓人事者十数人，为王畿千里知州（虑宗室不达民政，或有任性为事，通判位下难规正，宜择方严公干、近上朝廷一人为同知州。所贵势均力敌，可以共事，而无所乖失。俟历一两郡，决知可以独任，则罢同知州，只置通判。），又择其次者数十人，为千里内州郡钤辖（恐亦未练军政，职事不举，其都监、监押未可减省，宜择廉干历事之人，令共职，仍选良守臣伺察而裁处之。），其年少官卑，度其稍堪差使者为畿县都监、监押（虽年少亦须二十岁以上者，亦择良令长以谏正之。），并限二年一替，亦用文武臣寮赏罚之法以劝沮之。内有勤俭好学、接寮属有礼、晓习文法、能治民事者，量高下等第，或降诏奖谕，或赐金帛，或迁官秩。有诸过者，亦量大小等第，或罚俸，或赎金，或降官，甚者召还，黜于宫宅，俾之省过一二年，复遣补外。凡三省过而遂不改者，终身使奉朝请。如此教育之，选试之，善者必赏，不善必罚，臣知不数年，当有贤宗室如前汉河间、后汉东平二王者，不为难矣。内可以藩屏王室，外可以威示四夷，此有国家者之急务，长久之策也。臣观三代已后兴王者，今日得天下，明日封建宗室，至于襁褓之子，亦皆为侯为王，分割土地，自成邦国。所以分布枝叶，庇荫根本，张大王室，壮观天下。使英豪无间辞，无异意，谓四海之内，尽是一姓，虽有凶谋变计，不敢妄动。此前代帝王制御天下长久之策也，布在简牍，验之可信。今则埋没抑压，仅同豢养。纵其非僻，殊不教训，虽有说书之官，又实虚设，是尽欲愚之而不令知善道、为善人，甚非帝王养宗室之义也。至于臣庶之家，有子孙弟侄者，无不孜孜诲诱，使之成器，盖望持门户，主祭祀，若子孙不肖，则家道沦没。又有负担之夫，微乎微者，日求升合之粟，以活妻儿，尚每日那一二钱，令厥子入市学，谓之学课，亦欲厥子读书识字，有所进益而嗣其家。国家富有天下，基业全盛，实祖宗艰难而致，所宜子子孙孙相承不绝，为万世之计，岂可宗室满宫而陛下都不教导，任为过恶，俾外夷轻笑？是陛下自去枝叶而取孤根易摇之患，臣窃忧之。臣又伏思陛下任李用和为殿前副指挥使，任曹琮为马军副都指挥使，是任亲也。用和与琮诚亲矣，然皆异姓。异姓者尚可信之，则宗室同姓与陛下是骨肉之亲，反不可信之哉？陛下不过谓宗室无人，臣谓今则诚未见其人，教之试之，当自有人矣。今惟朝会时群行旅进，青盖满道，士大夫见者，方知有宗室，但出得都城四门之外，已不知宗室之有无，况天下乎？况四夷乎？上古直至周世宗，其间所历，何啻万代，而宗室不教、不试、不用，微弱乏人，未有如本朝之甚之极者也。宜乎为识者之所忧，而北狄之所轻也。且如北狄有南大王萧孝穆、北大王萧孝惠、鲁王惕隐、楚王夷离毕，是其近亲者甚众。臣前岁奉使，尽与之接，又询其国人，未必实皆才武，而中原闻之，莫不疑其人人皆良将也，其故何哉？盖闻其名而疑其有实尔。今朝廷若能崇植宗室，使声名渐著，闻于北狄，亦谓南朝宗室有人，根本牢矣，藩屏固矣，欲谋则息，欲动则止。古者有以实效济务者，亦有虚声慑敌者，兵家尤重先声而后实，况臣之所说，必能声实相副，愿陛下行之无疑。

一、景德以前，缘边土兵无事时戍本州军，寇至则尽为逐路部署司抽起。沿边缺人，却以南兵屯守，甚无谓也。夫土兵居边。知其山川道路，熟其彼中人情，复谙敌兵次第。亦藉其营护骨肉之心，且又服习州将命令，所以禦必坚，战必胜也。若迁入内地，则山川道路不知，人情不熟，敌兵不谙，骨肉不在，州将命令不习，又为南兵怯弱所累，则禦必不坚，战必不胜也。北狄惟惧土兵，每闻以南兵替入内地，敌人大喜，故来则胜而回。前年河朔有警，定帅复寻景德故事，尽抽边兵守定州。河湟之民大恐，以谓官军必败。幸而敌骑中止，不见失律，不然，丧师必矣。臣愿自此若敌入寇，沿边土兵只在本处，不复令部署司抽移。若逐处土兵尚少，即以南兵益之。如其有馀，方许部署司抽起。况部署司自有近里州军，土兵可以聚而为大阵矣（臣上篇议十九城分领兵三十万出战，馀十七城系近里州军，只用乡兵守之，更不出战。其逐路部署可于十七城聚而为大阵兵矣。）。边兵勇悍，不畏坚敌，敌骑初入，使当堂堂之锋，或得便可战，必能取胜。则近里州军，人心自壮，虽南兵之怯，亦自增气。茍以南兵在边，遇寇一败，敌骑乘胜而南，则表里震恐，虽精锐尽在部署司，亦已沮丧，安能保其全胜哉？

一、景德以前，匈奴寇边，多由飞狐、易州界道东西口，过阳山子，度满城，入自广信之西，后又多出兵广信、安肃之间。大抵敌骑率由西山之下入寇，大掠州军，然后东出雄、霸之间。景德前，二州之间塘水不相接，因名东塘、西塘。二塘之交，荡然可以为敌骑归路，遂置保定军介于二州，以当贼冲。厥后开导不已，二塘相连，虽不甚浩渺，而贼路亦少梗矣。然或穷冬冰坚，或旱岁水竭，亦可以济，未为必安之地。虽然，但少以兵控扼之，则虏骑无以过矣。自馀东从泥茹海口，西至保州一带数百里，皆塘水㳽漫，若用以为险，可以作限。只自保州以西至山下数十里，亡塘水之阻，敌骑可以平入。敌若守盟不动，则我无先发，但用臣上篇屯兵之法，足以固守。万一渝盟入寇，用臣之策，可以转祸为福，逞志泄愤矣。何以陈之？今敌若寇边，必由广信西来，敌骑初入境，沿边州军坚壁示弱亦不得出兵，敌必不顾而进。将入镇、定，亦坚壁，敌必易我而懈。于是令广信、安肃、保州三城开壁会兵，张虚声而不与战，彼必分兵来禦。已而令镇、定互开壁，复不与战。彼既前后受敌，必未敢长驱而南。于是我急从沧州取海上路，以数十艘出轻兵三千，趍平州入寇家口，咫尺燕、蓟矣（沧州至北界，平地水路约五百里，不数日登岸，地肥水草美，不必重赍。）。计其日，然后自雄、霸之间（即景德年敌骑东归之路也。），又出精兵，直抵燕京，会沧州兵，捣其腹心，破其聚积。彼见两下兵入，则莫之为计矣。燕地既乱，入寇者必有归心，又为王师所牵而不能遂去，于是乘其向背之际，使沿边三城及镇、定兵合击，必大破之。追奔及燕，尽逐敌兵过山后（敌兵入界则整，若败而出塞则纷然散走，无复行阵，易为驱除矣。），以兵守居庸关、古北口、松亭关、符家寨，则敌骑无复南者。因其妄动，可以一举而复全燕之地。拔数郡陷兵之族，平累朝切骨之恨，臣自谓必无遗策矣。既以兵守四关口外，惟西山后有新开父牛、铁脚、猪窠三口，敌人以通山后八州之路。然皆峻狭，不容车马（敌人凿山为径，只通人行，险峻，非兵行之道。），虽不加防守，亦无所害。或于口侧少伏兵马，纵敌入寇，发伏可以尽杀之。假如陛下谨重，未欲尽举复燕之策，即请寇入之后，顿重兵于西山下。敌纵有所掠而东出亡路，进退不遂，我于是以十九城之兵分布掩击，必使退败，保无深入之患。敌势既屈，与战则削，与和则久，亦制匈奴之一策也。

一、燕地割属契丹，虽逾百年，而俗皆华人，不惯为匈奴所制，终有向化之心，常恨中国不能与我为主，往往感愤，形于恸哭。臣前年奉使北廷，边上往复数次，边人皆劝臣曰：「无重契丹以困民，万一入寇，我沿边土人，甚有豪杰，每一豪杰可自率子弟数百人为官军前驱。愿朝廷复取燕、蓟，吾等却为华人，死亦幸矣」。臣窃壮之，慰谢而遣。臣退念朝廷之力未及外禦，遂虚边豪之请。虽然，臣未尝忘怀，思为异日之外用。自后不辍寻访，所得边豪颇多，将来敌若寇境，臣必能以所得边豪，令自率乡户，各成一队，或为向导，或为内应，或破阵，或攻城，大可以为王师之助矣。其始去则质其家，其成功则厚其赏，臣不患其谲而反为害也。

一、古者有外虞，则以夷狄攻夷狄，中国之利也。朝廷西有羌人之患，力足备禦，不假求外援以自助。惟是北寇强盛，十倍羌人，异日渝盟，悉众南下，王师力若不给，则祸未可涯。宜求所以牵制之术，使有后顾而不敢动，动则有所惮而不能尽锐以来，我力足以禦之，此不可不虑也。今契丹尽服诸番，如元昊、回鹘、高丽、女真、渤海、乌弋、铁勒、默尔赫、室韦、达靼、布希等，弱者尽有其地，强者止纳其贡赋。独有高丽不伏，自谓夷、齐之后，三韩旧邦，诗书礼义之风不减于中国。契丹用力制之，高丽亦力战，后不得已而臣之。契丹知其非本意，颇常劳于制御。高丽亦终有归顺朝廷之心。臣伏见淳化年中，其国王王治遭契丹兵入境，遣使元郁来朝纳欸，太宗不从，但婉顺回答。又于咸平年中，其国王王诵遣户部郎中李定古来使，真宗不纳，但降优诏而已。又于祥符七年，其国王王询遣工部侍郎尹古贡表来使，表称今断绝契丹，乞归附大国，仍乞降正朔并皇帝尊号，真宗又不许。陛下即位后，天圣二年，复曾遣使来朝，朝廷差柳植馆接，其事甚近，可以按證。前后高丽四次遣使修贡，每来必言不愿附契丹而愿归朝廷，终不允纳。虽然，高丽欸附之切，如渴者望饮，饥者望食，无一日而忘也。但略遣人翘发，则其来必矣。来则善遇之，许其岁朝京师，赐与差厚于前，以回其心；优为诏命之辞，以悦其意。他时契丹复欲犯顺以逞志，我遣人使高丽激之，且约曰：「契丹往年无故侵高丽三韩之地，今又累兴师深入，诛求无厌，高丽甚苦之。我先帝重惜民命，不欲数与之斗，故岁遣厚币，于兹四十年矣。今契丹又欲背施肆毒，犯我边境，我军民并怒，皆愿死战，我不敢违众，师行有日。高丽又举兵相应，表里夹攻。契丹败，则三韩之地及所得人民府库，尽归高丽，我秋毫不敢有，但止复所割故地尔」。高丽素怨契丹侵其地，又怨每岁歛取过重，向者恨无大国之助以绝之，闻今之说，必然从命，然则契丹不足破也。或者疑其纳高丽，则契丹可以为衅端，不便。臣答曰：「前岁之隙，岂为纳高丽兴辞邪？夷狄之性，变诈多端，茍欲背盟，何说不可，岂宜动自拘碍，不敢有为，直俟祸来，坐受其弊？愚者尚不肯如此，况谋谟天下之事乎？高丽果入贡，假契丹来问，我当答以中原自古受方国之朝献，矧高丽素禀朝廷正朔，但中有阻隔，今却复旧好，使我何辞阻绝之？与契丹纳诸国之欸一也，契丹安能使我必不纳高丽之贡哉」？臣又思之，若契丹寡弱，不足为虞，或能谨守盟誓，无陵侵中国之志，则何用远纳高丽之欸而忽契丹之约？今契丹尽吞诸蕃，事力雄盛，独与中原为敌国，而渐有凭陵之心。况前岁已生衅隙，自知不直，谓朝廷伪增金帛，后图释憾，不久又将先有以制我焉。发而谋之，则不及矣。经营措置，今乃其时。臣又尝闻契丹议曰：「我与元昊、高丽约，连衡攻中原，元昊取关西，高丽取登、莱、沂、密诸州（又曰：高丽隔海，恐不能久据此数城，但纵兵大掠京东官私财物而去。），我则取河北三十六州军，以河为界」。臣闻此久矣，万一果如斯说，臣恐朝廷必无以制之。外寇如此窥图中国，中国但因循，日过一日，臣不知终久如何！夫高丽累年贡奉朝廷，朝廷终不许，遂决志事契丹，所以为契丹用也。契丹所使，无令不从。今朝廷能许高丽进贡，正遂其久志，则必反为我之用矣，契丹何能使之耶？臣熟知高丽虽事契丹，而契丹实惮之。天圣三年，契丹尝伐高丽（是年朝廷遣李维奉使。），高丽败契丹兵三十万，疋马只轮无回者，自是契丹常畏之而不敢加兵。朝廷若得高丽，不必候契丹动而求助，臣料契丹必疑高丽为后患，卒未敢尽众而南。只此已为中国之大利也，臣愿陛下行之无疑。

一、镇、定西山有谷口十馀道，尽通北界山后之路。景德已前，不甚迹熟，盖溪涧峻狭，林木壅遏，故敌罕由兹路而入，虽有来者，亦必艰阻。臣顷闻河朔人说契丹自山后斩伐林木，开凿道路，直抵西山汉界而止。今则来往通快，可以行师。臣亦细诘其由，云契丹旧亦疑朝廷有复燕之志，恐天兵渡界河，直北趋燕京。则敌人欲出我不意，由山后进兵，旁击镇、定，横行河朔，牵制王师，以解收燕之患也。臣必料往年缘边已曾探报，闻于朝廷。今或契丹自广信、安肃入寇，我必以重师禦其锋，若有西山别众，出于镇、定，横行背击，官军败绩，则大事去矣，兵家切务，不可不知。当得能干而谨密者，阴往经制，如何屯戍，如何捍禦，必有可以胜之之术，先事而定，以待其来，则保边之道也。

一、祁、深二城旧非要郡，宿兵至少，故城垒迫而陋，不甚修葺。切闻契丹今复入寇，知吾重兵屯镇、定，不肯南面直走，才过保州，便取东南路，由祁、深以来。祁、深二垒，当广而高之，以防攻逼（誓书言，不得创制城池，若因而广之，则无疑。）。又曰，敌既惮镇、定而忽祁、深，必谓二城兵寡，不戒而过。我若乘其不备，使二城潜出精兵，首尾应而击之，必大得志。此系于临时，非可预度，然亦当知之，俟其变则易为谋矣。

一、汉唐以前，匈奴入寇，率由上郡、雁门、代州、定襄等路。盖当时中国据全燕之地，有险可守，匈奴不敢由此路而来也。自石晋割燕、蓟入契丹，无险可守，由是敌骑直出燕，不复寻定襄等故道。今朝廷若留意河朔，边鄙有备，寇不可得而入，须求别路以来。或虽可入寇，第取定襄等路为犄角之势，则河东不得不大为之防。或创立城池，或造作险阻，何地可以设奇伏，何路可以出牵制，此须预为经度，素有堤备，则临时足以禦捍，应卒不至仓皇。使与河朔表里相应，寇不能逞其欲，实边防之急务也。

右守、禦二策总一十三条，是臣庚辰、壬午二岁奉使契丹日，于河朔往回十馀次，询诸缘边土兵并内地故老，博采参较，得之甚详。及到边廷议事，又颇见其情状，以至稽于载籍，质于时务，用是裒聚撰述，以副陛下委责之意，即非臣任胸臆，罔圣听。惟陛下令两府会议，可者速行之，其未可者，交相致诘而是正之。臣必不敢持己徇私，旁拒众證，两府亦不得畏事养病而无所发明。如此，则庶几谋行而患可弭矣。臣闻古者人君遭患难，则退修道德，可以无咎。是故文王出羑里，纯任教化，而终灭独夫；勾践脱会稽，厉精武事，而卒破夫差。又闻主忧则臣辱，主辱则臣死。是故陈主答书悖慢，而杨素下殿请死；蔡贼跋扈难制，而裴度誓不两全。终之隋灭江南，裴度平淮西，有以见古之君臣所为各得其道，无不建功立业，声流后世者也。昨契丹背约，呼索无厌。朝廷以中国之尊，凶丑敢尔，陛下固未闻有文王、勾践复雠雪耻之心，臣下亦未见有杨素、裴度死难平贼之志。如此而望排患解纷、建功立业，如古之君臣，何可得也？臣计北狄势方强盛，可以为寇而辄肯议和者，有谋也。谋而后举，以为万全之策也。又计中国之势，如人坐积薪之上而火已然，虽焰未及其身，可谓危矣。北狄之强既如彼，中国之危又如此，而尚不急求所救之术，是欲秦之鱼烂、梁之自亡耶？臣备位枢府，夙夜忧畏，恨未得死所，少纾国难。愿解臣密职，与河朔一要郡，得以效拙，经营边事。虽未敢必谓无虞，然料或可稍宽陛下北顾之忧矣。伏惟早赐裁幸（《宋名臣奏议》卷一三五。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五○，《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》卷五九，《太平治迹统类》卷八，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一二，《群书考索》后集卷四一、四六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二七、七六，《右编》卷三三，《续资治通鉴》卷四六。）。

之寇：右引作「二敌」。

「益甚」至「今河北屯」十七字，原无，据右引补。

开：右引作「闭」，疑是。

与元昊：原倒作「元昊与」，据右引改。

天下有大忧危，国家有大蔺患，圣贤发至诚，运至智，定至谋，以扶安之。圣贤之诚，诚矣；圣贤之智，明矣；圣贤之谋，果矣。如机之发，如蓍之占，如节之合，作于此而应于彼，言于近而验于远，不差毫矨。噫！圣贤之谋必行，则自古无丧身，无败家，无亡国，无倾天下。丧身、败家、亡国、倾天下，由圣贤之谋不用也。桀从伊尹之谋，安有南巢之放？纣从比干、箕子之谋，安有大白之诛？项从范增之谋，安有楚江之亡？汉从刘向之谋，安有王氏之篡？唐高宗从遂良之谋，安有武氏之祸？明皇从九龄之谋，安有禄山之难？陈不从痒冶之谋，故乱；晋不从宣子之谋，故弑；虞不从宫之奇之谋，故亡；秦不从蹇叔之谋，故丧崤、函之师；赵不从蔺相如之谋，故失长平之众；成安君不从广武之谋，故死瘝水之上；汉高皇不从建春之谋，故困平城之中。尧能用舜、禹之谋，是以光宅天下；舜能用夔、契之谋，是以浚哲文明；禹能用益、稷之谋，是以禅虞；汤能用伊尹之谋，是以克夏；文、武能用吕望、周、召之谋，是以革商；高祖能用三盓之谋，是以有汉；惠帝能用子房之谋，是以定位；光武能用耿、邓之谋，是以复乃堂构；刘备能用葛亮之谋，是以王有巴蜀；文帝能用高赹之谋，是以创始有隋；太宗能用房、杜之谋，是以光亨于唐。梁公之谋行，则李氏再祀；姚、宋之谋行，则开元升平；裴度之谋行，则元和靖武。大哉！圣贤之谋至矣。用之则生，不用则死；用之则存，不用则亡。死生存亡，大矣！彼不能用，愚闇甚矣。嗟乎！

或曰：汉改三王之道，作之者其谁欤？曰：曹参、陆贾、叔孙通之罪也。汉高祖以干戈而定天下，陆贾曰：「陛下马上得之，不可马上治之」。于是使贾著秦所以失天下，汉所以得天下，及古今成败之故。贾凡著十二篇，每奏一篇，帝辄称善。高祖已平天下，群臣饮酒争功，或妄呼拔剑击柱，上患之。叔孙通乃与弟子百馀人，杂采古礼与秦仪，以为汉仪。帝用之，曰：「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」！汉高祖豁达大度，聪明神圣，温恭浚哲，英威睿武，其资材固不下乎汤、禹与文、武，道之使为帝，则帝矣，使为王，则王矣。方平定祸乱，思为汉家改正朔，定礼乐，立制度，明文章，施道德，张教化，一风俗，兴太平，以垂于千万世。贾若能远举帝皇之道致于人君，施于国家，布于天下，通若能纯用三王之礼施于朝廷，通于政教，格于后世，以高皇之材而不能行之乎？乃龊龊进夫当时之近务、五霸之猥略，贵乎易行，孜孜举夫近古之野礼，亡秦之杂仪，求夫疾效，使高祖上视汤、武有鷏德，汉家比踪三王为不侔，可惜也哉！初，萧何为相，天下未甚碍而何死，曹参代之。参以为萧何为之规，当守之勿失，日饮醇酒，宽纵不治事。虽复惠帝求治，参不能竭才辅之，直以高祖之初定祸乱，萧何之草创律令，民仅出涂炭，为已太平；国仅立法式，为已大备。当其高祖之既平祸乱，萧何之既定律令，惠帝之方求治，参能竭伊尹致君如尧、舜之心，周公辅成王致太平之道，以事惠帝。制度之未脩者脩之，教化之未格者格之，文章之未备者备之，礼律之未明者明之，刑政之未和者和之，尽循三王之道而行之。贾与通既施之于前，参复行之于后，汉岂有不及三王之治者乎！故曰：陆贾、叔孙通、曹参之罪也。

古者制礼本于亲亲，而母以子贵，妇以夫贵。故天子之母虽不及贵，亦有追册之典。舍是二义，在礼无传。恭以章惠皇太后保佑圣躬，其德隆茂，先帝顾命，正位太妃。而陛下不忘慈爱之勤，特崇保庆之号，生荣以养，没隆以恩。肇祀别宫，允为称礼。其于孝惠、孝章、淑德、章怀皇后义盖有殊，礼难同祔。章惠皇太后伏请仍旧奉慈庙，其南郊荐飨一如皇后庙之制。

臣闻礼始乎大婚，《诗》首于《关雎》。《易》曰：「正家而天下定」。故啻喾之立四妃，虞舜之嫔二女，涂山配禹，简娀启商。周自古公、王季，姜任、太姒世德相载，故文王「刑于寡妻，以御于家邦」。夫三代之制，后妃嫔御，皆所以助釐阴教，赞成内治，阃外之事，非所预闻。自秦芈后，始摄朝事，以弟魏冉当国任政。故范睢以为秦独有穰侯，天下不知有王也。及汉吕氏，因惠帝之早世，乘间挺起，干据帝座，阴阳错位，根干倒植，末涂沦溃，几迁运历。孝成即祚，委政王氏，皇绪中微，正统三绝。外家昌大，执权四世，而东朝寿考为之宗主。至于新莽，遂盗神器。逮乎东京孝安之后，外立者四帝，临朝者六后，地深帷幄，礼间外朝。莫不衡柄归于父兄，诏令专于阍寺。于是有利幼之立，忌贤之难。邪谋阴策，以图自固。匪人乘间，又牵牛而蹊田；正士悼心，思投鼠而忌器。害家凶国，滥觞有渐。近如唐时，大帝、孝和武、韦之乱，庙社危绝，仅续如线。《春秋》之义，君子大居正。虽嗣王继历，幼冲缵服，而犹朝政总听乎冢宰，师傅保乂乎上躬，则阿衡专美于有商，周公勤劳乎王家，其人也。故三代之道，无后妃预政之理。汉自诸吕之乱，大臣议所立，而先择外家之贤者，以定大计。故孝文之入继，抑由薄氏仁良之故。及武帝机识超远，深谋独断，顾命金、霍，克隆基图，诚雄杰英主哉！魏文帝鉴东京之覆辙，立后世之长绪，亦尝作为戒誓，其事可法。夫六宫之位，稽诸《昏义》，则有三夫人、九嫔、二十七世妇、八十一女御之数。其在《周礼》，则世妇、女御职存而数阙，盖明君子不茍于色，有妇德则择以充位，无则阙之矣。自姬室衰陵，诸侯僭纵，秦并六国，迁其后宫，恣用汰心，益崇爵号。汉自文、景，务循俭德，奕世累盛；而至武、元，选纳益广，嬖幸用烦，至乃掖庭三千，增级十四。是以人君耽娱佚之乐，起骄怠之感，倦勤废政，乱是用长。唐景龙之孽、天宝之败，是皆始于女德也。夫其初皆恃当世之平宁，因天下之全盛，罔思生民作业之劳，不念四方惟正之供，沉溺留连，渐至蠹弊。女谒干乎王度，奸微窃乎事权，帑藏以淫费而耗竭，赏刑以私昵而谬滥，召祸当日，垂鉴后人，良可哀也。是故考历代治乱之迹，览彤史得失之论，择善违失，可举而言。若夫戒慎失政之方，保全外戚之道，则莫若赋之禄而使就第，教之学而使循礼。傅之以儒雅笃行之士，而绝其便僻险伪之交；示之以恭让俭德之赏，而惩其慢游僭汰之好。以义节之，是谓宠之；以恩骄之，是谓祸之。梁、窦无噍类于汉，武、韦不遗育于唐，是可戒矣。若夫体乾坤之法，正闺闱之治，则莫若登选良姓之种，采纳衣冠之绪，屏卑贱之妖色，斥猥微之淫行，叙进婉顺之德，崇近清閒之性。雨露均施，照临无颇，以资昊天悠久之无疆，以取文王百斯之善庆。若夫保邦求理之法，节用安人之善，则莫若省其品号，罢虚授之廪禄；放其游冗，节徒费之羞服。裁用度以宽民力，息旷怨以除沴气。是故治世贤王之修身、正家、爱民、经国之道，莫先于此也已。

汉高祖起沛入关，王蜀汉，还破三秦，与楚人争天下，血战五年，卒灭项氏，其贤杰之从君者众矣。有若萧、曹者，为之腹心股肱，以固其根本；有若良、平者，运筹帷幄，以出奇制胜；有若韩、彭者，统兵帅众，以尅国擒敌；有若哙、歙者，披坚执锐，以禦侮捍难；有若随、郦者，凭轼结纼，以驰说诸侯；有周、纪之忠节，以坚人心；有陵、勃之方厚，以荷重事。及其既定乎天下也，则奉春论都，以安其居；稷嗣制礼，以定其位。律令以具，章程以立，虽日不暇给，规模博远矣。《大雅》曰：「无竞惟人」。汉所以集大命而成丕业者，其信有人哉！自高祖之世，至历代之士，论汉初之功臣者辄曰：是其得三杰，而酂侯功次第一。以愚论之，在汉之初定，论功之时，则酂侯宜无与让；在历世之议者，则未之思也。以愚论之，汉氏之功臣，叔孙氏不在良、平之下矣。夫高祖自布衣提三尺剑起于大泽之中，颠危艰险，不济者数矣，历数有在，人多归之。忠者守，知者虑，勇者战，辩者说，以其宽仁大度，不忌不克，故天下之材咸为之用，卒以有成。及项氏之亡，群臣诸将皆野人武士，与帝同起畎亩之中，素常差肩等夷者，一旦而为之君臣，其心不能卒服，乃至酒諠殿上，拔剑奋击。当是时也，乱在顷刻，变在须臾，虽萧、曹之忠，良、平之谋，英、彭之勇，随、郦之辩，顾无所施矣。叔孙氏一创朝仪，而悍夫慑，勇夫服，不施威刑，不烦训令，君尊臣卑，上下肃定。宗庙以严，朝廷以庄，位分以叙，贵贱以别，高祖乃始叹天子之贵焉。在成周多士矣，然其成文武之业，致太平之功者，终在周公。而周公所以致太平之迹，乃具于六典之法。懿、夷下衰，王室微弱，后王所守，惟祭与号，而天下尚知宗周，以其邦秩国典，纲本所系。虽齐桓、晋文立威定霸，必挟王命以令诸侯，犹赐胙而下拜，请遂而不许。降及末世，韩、魏之分晋，田氏之得齐，咸因诸侯请命于周，有封籍于文武之庙，而后敢正名称爵，通于天下。则知疆域之大，士民之众，甲兵之强，威势之盛，不可以犯典礼之重也。不然者，以齐、晋之视安、烈，匹夫擒之耳。至战国兵拿祸大，诸侯先窃，焚削旧礼之篇籍，而遂僭用王章焉。然其维持邦国八百馀年，虽危不亡，将绝复续，非礼何以存之！汉自孝惠之继立，其大臣旧将北面于孺子之前，慑然无敢有异望者。及吕氏以妇人临国，坐闺帷之中以制天下，彼陵、勃辈输力服事，盖束于朝廷之仪，而迫于大义也。及光武中兴，三辅耆旧再见汉官仪，至或感泣，识者固以知其能复汉祚矣。由是言之，则知叔孙之于汉，子孙所赖者也。彼攻城野战，出奇画策，特决功于一日尔。周典司勋氏辨臣之六功，有国功，有民功，有战功者。若叔孙氏，其可谓有国功者欤！愚故曰：汉氏之功臣，叔孙氏不在良、平之下矣。

汉高祖挟数用术，以制一时之利害，不如陈平；揣摩天下之势，举指摇目以劫制项羽，不如张良。微此二人，则天下不归汉，而高帝乃木彊之人而止耳。然天下已定，后世子孙之计，陈平、张良智之所不及，则高帝常先为之规画处置，以中后世之所为，晓然如目见其事而为之者。盖高帝之智，明于大而暗于小，至于此而后见也。帝尝语吕后曰：「周勃厚重少文，然安刘氏必勃也。可令为太尉」。方是时，刘氏既安矣，勃又将谁安邪？故吾之意曰：高帝之以太尉属勃也，知有吕氏之祸也。虽然，其不去吕后，何也？势不可也。昔者武王没，成王幼，而三监叛。帝意百岁后将相大臣及诸侯王有武庚禄父者，而无有以制之也，独计以为家有主母，而豪奴悍婢不敢与弱子抗。吕后佐帝定天下，为大臣素所畏服，独此可以镇压其邪心，以待嗣子之壮。故不去吕后者，为惠帝计也。吕后既不可去，故削其党以损其权，使虽有变而天下不摇。是故以樊哙之功，一旦遂欲斩之而无疑。呜呼，彼岂独于哙不仁耶？且哙与帝偕起，拔城陷阵，功不为少矣。方亚父嗾项庄时，微哙诮让羽，则汉之为汉，未可知也。一旦人有恶哙欲灭戚氏者，时哙出伐燕，立命平、勃即斩之。夫哙之罪未形也，恶之者诚伪未必也，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斩天下之功臣，亦明矣。彼其娶于吕氏，吕氏之族若产、禄辈，皆庸才不足恤，独哙豪健，诸将所不能制，后世之患，无大于此矣。夫高帝之视吕后也，犹医者之视堇也，使其毒可以治病，而无至于杀人而已矣。樊哙死，则吕氏之毒将不至于杀人，高帝以为是足以死而无忧矣。彼平、勃者，遗其忧者也。哙之死于惠之六年也，天也。使其尚在，则吕禄不可绐，太尉不得入北军矣。或谓哙于帝最亲，使之尚在，未必与产、禄叛。夫韩信、黥布、卢绾皆南面称孤，而绾又最为亲幸，然及高祖之未崩也，皆相继以逆诛。谁谓百岁之后，椎埋屠狗之人，见其亲戚乘势为帝王而不欣然从之邪？吾故曰彼平、勃者遗其忧者也。

圣人之道，有经、有权、有机；是以有民、有群臣、而又有腹心之臣。曰经者，天下之民举知之可也；曰权者，民不得而知矣，群臣知之可也；曰机者，虽群臣亦不得而知矣，腹心之臣知之可也。夫使圣人而无权，则无以成天下之务；无机，则无以济万世之功。然皆非天下之民所宜知。而机者，又群臣所不得闻。群臣不得闻，谁与议？不议不济。然则所谓腹心之臣者，不可一日无也。后世见三代取天下以仁义，而守之以礼乐也，则曰圣人无机。夫取天下与守天下，无机不能。顾三代圣人之机，不若后世之诈，故后世不得见耳。有机也，是以有腹心之臣。禹有益，汤有伊尹，武王有太公望。是三臣者，闻天下之所不闻，知群臣之所不知。禹与汤武倡其机于上，而三臣共和之于下，以成万世之功。下而至于桓、文，有管仲、狐偃为之谋主；阖庐有伍员，勾践有范蠡、大夫种。高祖之起也，大将任韩信、黥布、彭越，裨将任曹参、樊哙、滕公、灌婴，游说诸侯任郦生、陆贾、枞公，至于奇机密谋，群臣所不与者，惟留侯、酂侯二人。唐太宗之臣多奇才，而委之深、任之密者，亦不过曰房、杜。夫君子为善之心与小人为恶之心，一也。君子有机以成其善，小人有机以成其恶。有机也，虽恶亦或济；无机也，虽善亦不克。是故腹心之臣，不可以一日无也。司马氏，魏之贼也，有贾充之徒为之腹心之臣以济。陈胜、吴广，秦民之汤武也，无腹心之臣以不克。何则？无腹心之臣者，无机也，有机而泄也。夫无机与有机而泄者，譬如虎豹食人而不知设陷阱，设陷阱而不知以物覆其上者也。或曰：机者创业之君所假以济耳；守城之世，其奚事机而安用夫腹心之臣？呜呼，守成之世，能遂熙然如太古之世矣乎？未也，吾未见机之可去也。且夫天下之变，常伏于燕安，田文所谓「主少国危，大臣未附」，如此等事，何世无之？当是之时，而无腹心之臣，可为寒心哉！昔者高祖之末，天下既定矣，而又以周勃遗孝惠、孝文。武帝之末，天下既治矣，而又以霍光遗孝昭、孝宣。盖天下虽有泰山之势，而圣人常以累卵为心。故虽守成之世，而腹心之臣不可去也。传曰「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」。彼冢宰者，非腹心之臣，天子安能举天下之事委之，三年而不置疑于其间邪？又曰「五载一巡狩」，彼无腹心之臣，五载一出，捐千里之畿，而谁与守邪？今夫一家之中，必有宗老，一介之士，必有密友，以开心胸，以济缓急。奈何天子而无腹心之臣乎？近世之君抗然于上，而使宰相眇然于下，上下不接，而其志不通矣。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，而君亦如天之视人，泊然无爱之之心也。是以社稷之忧，彼不以为忧；社稷之喜，彼不以为喜。君忧不辱，君辱不死。一人誉之则用之，一人毁之则舍之。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，何暇尽心以忧社稷？数迁数易，视相府如传舍。百官泛泛于下，而天子茕茕于上。一旦有卒然之忧，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。圣人之任腹心之臣也，尊之如父师，爱之如兄弟，握手入卧内，同起居寝食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百人誉之不加密，百人毁之不加疏，尊其爵，厚其禄，重其权，而后可以议天下之机，虑天下之变。太祖之用赵中令也，得其道矣。近者寇莱公亦诚其人，然与之权轻，故终以见逐，而天下几有不测之变。然则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杀人而后可也。

《载师》：「凡宅不毛者有里布，凡田不耕者出屋粟，凡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」。谓宅不毛者，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；空田者，罚以三家之税粟。民虽有间无职事者，犹出夫税、家税。夫税者，百亩之税；家税者，出士徒车辇给繇役也。《闾师》：「凡庶民不畜者祭无牲，不耕者祭无盛，不树者无椁，不蚕者不帛，不绩者不衰」。谓庶人五母鸡，二母彘，无失其时，是以不畜者罚之死后祭无牲也。黍稷曰盛。耕者所以殖黍稷，今田不耕，非直罚以屋粟，又死后祭无盛也。五亩之宅，树以桑麻。今宅不毛，非直罚以里布，死后又无椁也。蚕则得帛，不蚕故身不得衣帛。绩则得布，不绩故死则不为之著衰，以罚之也。夫财赋力征，人所吝啬，与其无事而重，孰若有业而轻？以此罚之，敢或不勉者乎？帛，所以养老；衰，所以送死。葬礼祭礼，乃为令终，一有解惰，则不得用。以此罚之，敢或不勉者乎？是圣人驱民以反本之术也。汉高祖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税租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，然市井子孙，亦不得为官吏。商贾乃在四民之目，而前代且谪之。后之游惰，去四民远甚者，其类不可胜数，为国者非徒函容，或尊宠之，伤哉！

师氏「掌以美诏王，以三德教国子：一曰至德，以为道本：二曰敏德，以为行本；三曰孝德，以知逆恶。教三行：一曰孝行，以亲父母；二曰友行，以尊贤良；三曰顺行，以事师长」。保氏「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，乃教之六艺：一曰五礼，二曰六乐，三曰五射，四曰五驭，五曰六书，六曰九数。乃教之六仪：一曰祭祀之容，二曰宾客之容，三曰朝廷之容，四曰丧纪之容，五曰军旅之容，六曰车马之容」。以美诏王，告王以善道也。谏者，以礼义正之。国子，公卿大夫之子弟，师氏教之，而世子亦齿焉。养国子以道者，以师氏之德行审谕之，而后教之以艺仪也。师保诏王以善，谏王之恶。王者既立乎无过之地矣，又使教养国子，而世子与焉，是策之上也。《王制》曰：「乐正崇四术，立四教，顺先王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以造士。春秋教以《礼》、《乐》，冬夏教以《诗》、《书》。王太子，王子，群后之太子，卿大夫元士之适子，国之俊选皆造焉」。则古之教人者，世子无不在也。《文王世子》曰：「行一物而三善皆得者，唯世子而已，其齿于学之谓也。故世子齿于学，国人观之曰：『将君我而与我齿让，何也』。曰：『有父在则礼然』。然而众知父子之道矣。其二曰：『将君我而与我齿让，何也』？曰：『有君在则礼然』。然而众著于君臣之义也。其三曰：『将君我而与我齿让，何也』？曰：『长长也』。然而众知长幼之节矣。故父在斯为子，君在斯谓之臣，居子与臣之节，所以尊君亲亲也。故学之为父子焉，学之为君臣焉，学之为长幼焉。父子、君臣、长幼之道得而国治」。夫将以宗庙社稷属之，可不教乎？贾谊有言：「天下之命系于太子，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」。三代之所以长久者，以其辅翼太子，有此具也。文中子曰：「储后不训而晋业隳矣！观惠帝之失天下，可无寒心也哉」？荀卿曰：「圣王有百，吾孰法焉？欲观圣王之迹，则于其粲然者矣，后王是也。道过三代谓之荡，法贰后王谓之不雅，然则舍周其何适哉」？孔子曰：「甚矣，吾衰也！久矣，吾不复梦见周公」。噫！犹有望于今之世乎。

夏商以往，谥号盖简。有周之初，典文浸兴。《礼记》载武王之事，追王太王、王季、文王者，谓太王、王季，既尊以称号。至于文王，更加以谥法也。太姜、太任、太姒之贤，而尚未有谥，则其礼犹略焉。于后幽王之后谓之幽后，惠王之后谓之惠后，此皆从王之谥以为称，同王之谥以为谥也。《左传》记景王之后，谓之穆后，则后之有谥，始于此焉。东周之际，王制所及，国俗不一。夷蛮远国，易名不及其君长；中夏诸侯，考行或达于臣妾。在夷则略，在华则详，礼斯然矣。其间诸侯，鲁礼尤备。君之夫人，皆自有谥，不从于夫，独定姒以首末非义，止曰定姒，不称小公。《公羊》载宋之恭姬者，乃其从夫之谥为配耳，非谓姬之始谥自为恭也。汉室之兴，周典尚近，未能考故，而习秦馀，乃尊太公曰太上皇，又加昭灵、昭哀二后谥。谥加于妣，而不加于父，号及其姊，而不及其祖，以为失矣。前汉诸后，皆不加谥，止从帝名以为之称。赵太后未亡而贬为孝成皇后，此又足以知从帝之谥以为称，非同帝之谥以为谥也。惟卫氏以追尊之故，乃谥思，许氏以早世不遂，谥曰恭哀。盖于时宪度未立，后妃之谥，或有或无，非有定制。汉家之典，为未备矣。后汉中兴，世主好礼，考姬周之典，参前汉之仪，既从其帝名，复加后谥。表帝之名于上，系后之谥于下。故光烈皇后者，谓光武之烈皇后也，非兼光以为谥也。明德皇后者，谓明帝之德皇后也，非兼明以为谥也。然自明德皇后而下，皆以德谥。故蔡邕以为善恶不实，非行大者受大名，行小者受小名之义。乃追改和后曰熹，安后曰思，顺皇后曰烈。后之谥虽改，而帝之名不易，又足以知从帝之谥以为称，非同帝之谥以为谥也。魏氏及晋，盖亦因之。魏武帝宣皇后者，谓武帝之宣皇后也。文昭皇后者，谓文帝之昭皇后也。武之为谥，非后所宜，又非帝名，帝之名止于一，而后之名得兼二也。晋之武元皇后、武悼皇后，义亦同此。传称之止曰元后，曰悼后，史氏追书，又系以武焉。惠皇后以居位不终，故不得谥，止曰惠皇后，盖从帝之名，而非后之谥也。东晋称简文帝之后曰简文顺皇后，孝武之后曰孝武定皇后，以帝谥有二，非后之名兼此三者也。其后宋之文元、梁之武德，并先易名而后系帝号，义犹此也。后魏本自北夷，而礼同中夏。悼武以上，且从帝名，而由前汉之制也。明元以降，更加后谥，采后汉之法也。文明皇后以临朝之故，加谥二字。史氏书曰文成文明皇后者，由帝之与后俱以文谥，非相从配，故两称之。帝后同谥，乃两出之者，又足以见从帝之谥以为称，非同帝之谥以为谥也。唐室因之，亦无所变，太武之后，其谥曰穆，故曰太穆皇后。文皇之后，其谥曰德，故曰文德皇后。睿宗以后，或追改旧谥，或增加本号，故自昭成肃明二后以下，不复配以帝名，史氏称之，乃或冠以庙号。庙号之冠于后谥，又始于此。朱梁之世，礼官失谬。梁祖之谥，其名有五，独取其一以系后，谥曰元正皇后。原其本意，谓以后当同谥也。违误之由，良始于此。人君后妃，善恶自异，受名之义，安可同也？五代之际，时运屡改，后妃终位，厥数无几。若后唐之正简，有周之宣懿，近于唐制，此颇为得。圣朝之初，亦因五代之制。及昭宪皇后上谥，有司乃议改明为昭，此于梁世礼官，其意同也。又孝惠、孝明二后，所上谥在太祖之前，而并以孝谥。及后太祖上谥，乃于帝谥之中取其孝字，以追配焉。然臣以为于义虽有违，于文尚未失。于义有违者，以后同帝之谥以为谥也；于文未失者，帝之谥犹在上，后之谥犹在下也。洎懿德、淑德二后，上谥亦皆在太宗上谥之前，而又并以德谥，及后太宗上谥，复取帝谥之中德字以追配焉。臣故谓义之与文斯俱违矣。何则？德者，帝之谥也，今更在下；淑与懿，后之谥也，今更在上。帝之与后，犹天之与地，上下之位，不可易也。今乃以所从帝之名系于下，所配后之谥著于上，远考周汉，次及魏晋、南北诸朝、隋唐五代，未有此也。臣又闻后之谥，忠和纯淑曰德，汉之明德、章德是也，此则帝名之德与后谥之德异矣。臣不知上此谥者，意谓帝之德邪，谓后之德邪？以为帝之德也，则不当系于后谥之下；以为后之德也，则不当以为从帝之称。臣故以为违谬始于梁世之有司，流祸自彼，积疑至今。乃者庄怀、庄穆二后，又俱以庄谥，后以帝谥无庄，方复追改。而未知违失之源，由于不考。《书》曰：「若稽古」。言帝者之作，必考于古也。《语》曰：「必也正名乎」！今以帝谥系于下，后谥著于上，谓之曰正，臣窃未安。夫革弊去惑，修复圣制，明王之盛举也；因陋就寡，拘滞所习，愚俗之常守也。臣幸得以鄙陋之资，值盛明之运，故敢发舒所见，候圣哲而裁焉。

臣近与孙抃等议故太师侍中陈执中之谥，论有异同，遂具状申中书门下。臣以谓朝廷且将复下有司，使议执中所以得谥「恭」之状，然后决其是非。遽闻降敕考功，以「恭」字为定。臣伏思之，不胜皇惑。臣以「荣灵」谥执中者，正谓责其废礼不恭，失为臣之节，而朝廷遂用「恭」法，此臣不得不惑也。臣闻孟子曰：「责难于君，谓之恭」。谓以难行之道进于君而勉之也。孔子曰：「恭近于礼，远耻辱也」。盖礼之意非恭不立，而恭不近礼，适足以招耻辱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官师相规，工执艺事以谏，其或不恭，邦有常刑」。此言治古之世，自公卿大夫以至百工，各以其职谏，有不如此，谓之不恭也。执中备位宰相，遭遇明主，若以仁恕临下，赋事行政，惟大臣是咨，惟古训是式，前代人君之所难，陛下皆易之。此诚人人自竭尽之秋，而执中内怀阿倚，茍援不正之说，僭渎大礼，尚不能成明主之易，可谓责难乎？陛下中宫在上，而妃嫔之没，治丧发册近在殿中，此虽宫省使令之人犹知其不可。执中尚不能及使令之所知，可谓近礼乎？有司上孝惠祠殿之比，不享不乐，罢斥其议，而遂僭祖宗之制。执中表帅群司，纵不能远复治古，各以职谏，而首自乱礼，此又常刑之所不赦也。且「恭」之法曰：「不懈于位」。夫位以宅才，才以治事。茍事之不治，虽修洁其衣冠，庄严其色辞，终日危坐，无少懈之容，何益哉？执中犯不恭者三，而顾以「恭」为谥，如此则是谥法可废，而官守无用也！夫设法而至于可废，命官而同于无用，臣愚不识朝廷处此，于义何当？伏望陛下亟诏有司格敕未行，复令礼官得尽谥「恭」之说，然后并以臣议下尚书都省，集百官参定。臣论有少屈，退伏妄言之诛，诚无所恨。

伏以苍精告辰，太簇中律，销严气于冰井，上荣光于露台。恭惟皇后天合作祥，阴仪处顺。仙山何所，应陪羽驾之游；春日空长，那复蚕宫之御。适临改岁，倍积驰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