兵之来也，以救民之死。子之在上无道，倨傲荒怠，贪戾虐众，恣睢自用也。辟远圣制，謷丑先王，排訾旧典，上不顺天，下不惠民，徵敛无期，求索无厌，罪杀不辜，庆赏不当，若此者天之所诛也，人之所雠也，不当为君。今兵之来也，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，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也。民有逆天之道、卫人之雠者，身死家戮，不救。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，以里听有禄之以里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，以邑听者禄之以邑，以国听者禄之以国（《吕氏春秋。怀宠》：「先发声出号。」高诱注：「号令。」）。

子华子曰：全生为上，亏生次之，死次之，迫生为下（《吕氏春秋。贵生》高诱注：「子华子，古体道人。」）。

臣闻国之大事，莫先郊祀，郊祀之本，实在审位。是以列圣格言，彪炳绵籍；先儒正论，昭著经史。臣学谢全经，业乖通古，岂可轻荐瞽言，妄陈管说。窃见所置坛祠远近之宜，考之典制，或未允衷，既曰职司，请陈肤浅。

《孟春令》云：「其数八」。又云：「迎春于东郊」。卢植云：「东郊，八里之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东郊，木帝太昊，八里」。许慎云：「东郊，八里郊也」。郑玄《孟春令》注云：「王居明堂。《礼》曰：王出十五里迎岁，盖殷礼也。周礼，近郊五十里」。郑玄别注云：「东郊，去都城八里」。高诱云：「迎春气于东方八里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东郊，八里，因木数也」。此皆同谓春郊八里之明据也。《孟夏令》云：「其数七」。又云：「迎夏于南郊」。卢植云：「南郊，七里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南郊，火帝炎帝，七里」。许慎云：「南郊，七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南郊，去都城七里」。高诱云：「南郊七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南郊，七里，因火数也」。此又南郊七里之审据也。《中央令》云：「其数五」。卢植云：「中郊，五里之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中央黄帝之位，并南郊之季，故云兆五帝于四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中郊，西南未地，去都城五里」。此又中郊五里之审据也。《孟秋令》云：「其数九」。又曰：「迎秋于西郊」。卢植云：「西郊，九里郊」。贾逵云：「西郊，金帝少暤，九里」。许慎云：「西郊，九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西郊，去都城九里」。高诱云：「西郊，九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西郊，九里，因金数也」。此又西郊九里之审据也。《孟冬令》云：「其数六」。又云：「迎冬于北郊」。卢植云：「北郊，六里郊也」。贾逵云：「北郊，水帝颛顼，六里」。许慎云：「北郊，六里郊也」。郑玄云：「北郊，去都城六里」。高诱云：「北郊，六里之郊也」。王肃云：「北郊，六里，因水数也」。此又北郊六里之审据也。宋氏《含文嘉》注云：「《周礼》：王畿千里，二十分其一，以为近郊。近郊五十里，倍之为远。郊迎王气，盖于近郊。汉不设王畿，则以其方数为郊处，故东郊八里，南郊七里，西郊九里，北郊六里，中郊在西南未地、五里」。《祭祀志》云：「建武二年正月，初制郊兆于雒阳城南七里。依采元始中故事，北郊在雒阳城北四里」。此又汉世南、北郊之明据也。今地只准此。至如三十里之郊，进乖郑玄所引殷、周二代之据，退违汉、魏所行故事。凡邑外曰郊，今计四郊，各以郭门为限，里数依上。

《礼》：「朝拜曰月，皆于东西门外」。今日月之位，去城东西路各三十，窃又未审。《礼》又云：「祭日于坛，祭月于坎」。今计造如上。《礼仪志》云：「立高禖祠于城南」。不云里数，故今仍旧。灵星本非礼事，兆自汉初，专为祈田，恒隶郡县。《郊祀志》云：「高祖五年，制诏御史，其令天下立灵星祠，牲用太牢，县邑令长侍得祠」。晋祠令云：「郡、县、国祠稷、社、先农，县又祠灵星」。此灵星在天下诸县之明据也。周公庙所以别在洛阳者，盖姬旦创成洛邑，故传世洛阳，崇祠不绝，以彰厥庸。夷齐庙者，亦世为洛阳界内神祠。今并移太常，恐乖其本。天下此类甚众，皆当部郡县修理，公私施之祷请。窃惟太常所神祇，自有常限，无宜临时斟酌以意，若遂尔妄营，则不免淫祀。二祠在太常，在洛阳，于国一也。然贵在审本。

臣以愚蔽，谬忝今职，考括坟籍，博采群议，既无异端，谓粗可依据。今玄冬务隙，野罄人闲，迁易郊坛，二三为便（《魏书·刘芳传》、《北史》四十二。）。

刘向所定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，《崇文总目》称第十一篇者阙，臣访之士大夫家，始尽得其书，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，然后《战国策》三十三篇复完。叙曰：向叙此书，言「周之先，明教化，修法度，所以大治。及其后，谋诈用，而仁义之路塞，所以大乱」。其说既美矣。卒以谓「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，不得不然」。则可谓惑于流俗，而不笃于自信者也。夫孔孟之时，去周之初已数百岁，其旧法已亡，旧俗已熄久矣。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，以谓不可改者，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？亦将因其所遇之时、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，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。二帝三王之治，其变固殊，其法固异，而其为国家天下之意，本末先后，未尝不同也。二子之道，如是而已。盖法者所以适变也，不必尽同；道者所以立本也，不可不一，此理之不易者也。故二子者守此，岂好为异论哉？能勿苟而已矣，可谓不惑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。战国之游士则不然，不知道之可信，而乐于说之易合，其设心注意，偷为一切之计而已。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，言战之善而蔽其患，其相率而为之者，莫不有利焉，而不胜其害也；有得焉，而不胜其失也。卒至苏秦、商鞅、孙膑、吴起、李斯之徒以亡其身，而诸侯及秦用之者亦灭其国，其为世之大祸明矣，而俗犹莫之寤也。惟先王之道，因时适变，为法不同，而考之无疵，用之无弊，故古之圣贤，未有以此而易彼也。或曰：「邪说之害正也，宜放而绝之，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」？对曰：君子之禁邪说也，固将明其说于天下，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，然后以禁，则齐；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，然后以戒，则明，岂必灭其籍哉？放而绝之，莫善于是。是以孟子之书，有为神农之言者，有为墨子之言者，皆著而非之。至于此书之作，则上继春秋，下至楚汉之起，二百四五十年之间，载其行事，固不可得而废也。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，或曰三十二篇，《崇文总目》存者八篇，今存者十篇云。

谨案班固《前汉书》：淮南王安「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，作为《内书》二十一篇，《外书》甚众。又有《中篇》八卷。书言神仙黄白之术，亦二十馀万言」。《中篇》者，《刘向传》所谓《鸿宝苑秘》是也，与《外书》今并亡。《内书》则《鸿烈》是也，《艺文志》谓之《内篇》。是书有后汉时太尉祭酒许慎、东郡濮阳令高诱二家之注，隋、唐目录皆别传行，今校崇文旧书与蜀川印本，暨臣某家书凡七部，并题曰《淮南子》。二注相参，不复可辨。惟集贤本卷末有前贤题载云：「许标其首，皆曰『閒诂』，《鸿烈》之下谓之『记上』。高题卷首，皆谓之『鸿烈解经』，《解经》之下曰『高氏注』，每篇之下皆曰『训』，又分数篇为上下，以此为异」。《崇文总目》亦云如此。又谓「高氏注详于许氏本书，文句亦有小异」。然今此七本皆有高氏训叙，题卷仍各不同，或于《解经》下云「许慎记上」，或于「閒诂」上云「高氏」，或但云《鸿烈解》，或不言「高氏注」，或以《人间篇》为第七，或以《精神篇》为第十八，参差不齐，非复昔时之体。臣某据文推次，颇见端绪。高注篇名皆有「故曰」、「因以题篇」之语，其间奇字，并载音读。许于篇下粗论大意，卷内或有假借用字：以「周」为「舟」、以「楯」为「循」、以「而」为「如」、以「恬」为「惔」，如此非一。又其详略不同，诚如《总目》之说。互相考正，去其重复，共得高注十三篇，许注十八篇。又案高氏叙「典农中郎将卞揖借八卷，会揖丧，遂亡，后复补足」。今所阙八篇，得非后补者失其定著？外所阙卷，但载《淮南》本书，仍于篇下题曰「注」，今亡许注，仍不录叙，并以黄纸缮写，藏之馆阁。

《战国策》，《隋·经籍志》三十二卷，刘向录；高诱注，止二十一卷；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。《唐·艺文志》刘向所录已阙二卷，高诱注乃增十一卷，延淑坚之论尚存。今世所传三十三卷。《崇文总目》高诱注八篇，今十篇，第一、第五阙。前八卷，后三十二、三十二，通有十篇。武安君事在中山卷末。

右《战国策》，《隋·经籍志》：三十四卷，刘向录；高诱注，止二十一卷；汉京兆尹延笃论一卷。《唐·艺文志》，刘向所录已阙二卷，高诱注乃增十一卷，延叔坚之论尚存。今世所传三十三卷。《崇文总目》，高诱注八篇。今十篇，第一、第五阙。前八卷，后三十二、三十三，通有十篇。武安君事，在中山卷末，不知所谓。叔坚之论，今他书时见一二。旧本有未经曾南丰校定者，舛误尤不可读。南丰所校，乃今所行。都下建阳刻本，皆祖南丰，互有失得。余顷于会稽得孙元忠所校于其族子悫，殊为疏略。后再扣之，复出一本，有元忠跋，并标出钱、刘诸公手校字，比前本虽加详，然不能无疑焉。如用「地」、「𢘑」字，皆武后字，恐唐人传写相承如此。诸公校书，改用此字，殊所不解。窦苹作《唐史释音》，释武后字，内「地」字云：「古字，见《战国策」》。不知何所据云然？然「地」乃古「地」字。又「地」字，见《亢仓子》、《鹖冠子》，或有自来；至于「𢘑」字，亦岂出于古欤？幽州僧行均《切韵训诂》，以此二字皆古文，岂别有所见耶？孙旧云五百五十签，数字虽过之，然间有谬误，似非元书也。括苍所刊，因旧无甚增损。余萃诸本，校定离次之，总四百八十馀条。太史公所采，九十馀条，其事异者，止五、六条。太史公用字，每篇间有异者，或见于他书，可以是正，悉注于旁。辨「灓水」之为「渍水」，「案」字之为语助，与夫不题校人，并题续注者，皆余所益也。正文遗逸，如司马贞引「马犯谓周君」、徐广引「韩兵入西周」、李善引「吕不韦言周三十七王」、欧阳询引「苏秦谓元戎以铁为矢」、《史记正义》「竭石九门，本有宫室以居」、《春秋后语》「武灵王游大陵梦处女鼓瑟」之类，略可见者如此，今本所无也。至如「张仪说惠王」乃「韩非初见秦」，「厉怜王」引诗乃韩婴《外传》，后人不可得而质矣。先秦古书，见于世者无几。而余居穷乡，无书可检阅，访《春秋后语》，数年方得之，然不为无补。尚觊博采，老得定本，无刘公之遗恨。绍兴丙寅中秋，剡川姚宏伯声父题。

《月令》见今《戴记》。汉贾逵、马融、蔡邕、魏王肃，皆以为周公作。晋孔晁因曰：「周公制十二月赋政之法，作《月令」》。而郑康成、高诱等以为秦吕不韦时集诸儒作，唐孔颖达因曰：「不韦十二月纪，正与《月令》文同，而小异者才三数字耳」。束皙则又以为夏时之书；刘子圭则又以为秦诸儒取圣王月令之事记之；牛里仁则又以为杂有虞夏商周之法，不得全称周书，亦未可全称秦典。然窃考之，周三公不称相，至六国时始称相，而《月令·孟春》曰「命相布德和令」。周有大司马无太尉，至秦官始有太尉，而《月令·孟夏》曰「命太尉赞桀俊」。周有内宰无奄尹，而《仲冬》曰「命奄尹申官令」。周有酒人无酋人，而《仲冬》曰「命大酋秫稻必齐」。周以建子为正，而《季秋》曰「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」。周以上春衅龟，而《孟冬》曰「命太史衅龟」。周五时迎气，皆前期十日齐，而《孟春》曰「先立春三日，天子齐」。又若《孟春》言「兵戎不起，不可从我始」；《仲冬》言「农有不收藏积聚者，马牛畜兽有放佚者，取之不诘」之类，决非周公语也。则《月令》不出周公时明甚。然当吕不韦时，秦始皇未并天下，尚称王，而《月令》云天子；秦未改周政，而《月令》以孟冬为岁首；不韦方招致宾客游士，欲以并天下，食客至三千人，家僮至万人，而《月令·仲冬》云「罢官之无事者」。凡此又疑不尽为吕氏时书也。若以始皇既并天下称天子，而秦人取不韦书增加之为《月令》耶，则始皇既并天下，罢侯置守矣，而《月令·孟夏》曰「行赏封诸侯」。始皇置三十六郡矣，而《季夏》曰「命四监，大合百县之秩刍，以养牺牲」。始皇以十月朔为正矣，而《季冬》曰「天子与公卿大夫，共饬国典，论时令，以待来岁之宜」。始皇子弟为匹夫矣，而《季冬》曰「命同姓之邦，共寝庙之刍豢」。始皇更民名曰「黔首」矣，而《孟春》曰「行庆施惠，下及兆民」。始皇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矣，而《孟春》曰「天子载青旗，衣青衣」。凡此则又非始皇为帝时书也。既非周公时书，又非吕不韦书，又非始皇既为帝时书，则《月令》果何人作耶？予详求其说，盖以为吕氏使其客人人著所闻，集论以为十二纪，初非出一手也。至汉淮南王安，与苏飞、李尚及诸儒大山、小山等著书，又取吕氏十二纪附益为《时则训》，今见《淮南鸿烈解》，盖亦诸儒为之，而非出一手也。夫十二纪既非出一手，汉人取而附益之又非出一手，已而礼家抄合于《礼记》，则《月令》岂一人之为哉？意不韦宾客著所闻，或取虞夏商周之遗典，或据时事以为说，其后汉诸儒又增加之，故《月令》官名时事，杂用虞夏商周秦汉之制。何以知《月令》杂用虞夏商周之制也？盖鸾车，有虞氏之路也，而《孟春》曰「天子乘鸾路」。周之大司寇，在夏为大理，而《孟秋》曰「命理瞻伤察创视折」。又凡《月令》，皆本夏时，多与《夏小正》合；而车旗衣服，皆取于商之制而有变焉。以此知其杂用虞夏商周之制也。何以知《月令》杂用汉制也？按前所论，季秋「合诸侯，制百县，为来岁受朔日」。以为周，则不当谓十月；以为秦，则不当言诸侯。盖淮南王安与诸儒著书在文帝时，汉犹以冬十月为岁首，而又有诸侯，故「合诸侯」与「为来岁受朔日」之说，惟稽之汉制，无龃龉不合者。当是汉儒增加不韦《季秋纪》中语，而汉人传者，因以《鸿烈解》为正，并易吕氏《季秋》本文，从《时则训》，礼家又取以为《月令》，故今三书季秋「合诸侯」与「为来岁受朔日」文皆同。以此知其杂用汉制也。何以知汉人取十二月纪增加之也？按《周礼》秋献龟，与凡取龟皆用秋时，实夏之秋耳，《月令·季夏》乃曰「命渔师伐蛟取鼍，登龟取鼋」。盖作《月令》者，误以秋献龟，据周秋之也。周之八月，夏之六月，故妄于季夏言登龟。以其误妄，知汉人增加之也。又按《时则训》：「孟春之月，招摇指寅，其位东方，其日甲乙。盛德在木，服八风水，爨箕燧火。东方御女，青色，衣青衣，鼓琴瑟。其兵矛，其畜羊，朝于青阳左个，以出春令」。凡此类皆吕氏书所无，则汉人增加亦多矣。岂惟《季秋纪》哉？郑康成于「鸿雁来」注云：「今《月令》『鸿』皆为『候」』。孔颖达谓《月令》出有先后，入《礼记》者为古，不入《礼记》者为今。盖戴圣删大戴书为四十六篇，谓之《小戴记》，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，融又足《月令》、《明堂位》、《乐记》，合四十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