十一月十四日预顿首：岁忽已终，别久益兼其劳。道远，书问又简，间得来说，知消息，申省次若言面（《淳化阁帖》三）。亲故数移转，想祖父白具云也。祖父如足下来言面小大云具绝汝亲亲也。有信数附，书信以慰吾心也（《淳化阁帖》三）。

张参天之黼帐（《书钞》一百三十二）。

重酝醴醇，沃土名清。甜甘无常，五味相并（《书钞》一百四十八）。

酌以雕觚，盛以彝器。腾波传觞，托水班类（《书钞》一百五十五）。

庶羞既口，异味代臻。糅以丹橘，杂以芳鳞（《书钞》一百四十二）。

太羹生华，兰椒馥芬。孤粮雪累，班脔锦文。馨香播越，气干青云（《书钞》一百四十二、一百四十四）。

农父进菰粱之精稗，虞官贡飞禽之群□。伊尹爨以五熟之鼎，易牙投以犀象之器（《书钞》一百四十二）。

膳夫骋伎，飘忽若仙。披素面之挥霍，若将绝而复连（《书钞》一百四十四）。

飞刀覆切，解发杂叠。各要谷轻（案当有误）□□□□咸酸得适，和味应宜（《书钞》一百四十二）。

律者八，以正罪名；令者八，以存事制。二者相须为用（《书钞》四十五，《艺文类聚》五十四，《御览》六百三十八）。

太康元年三月，吴寇始平，余自江陵还襄阳，解甲休兵，乃申抒旧意，修成《春秋释例》及《经传集解》。始讫，会汲郡汲县有发其界内旧冢者，大得古书，皆简编科斗文字。发冢者不以为意，往往散乱。科斗书久废推寻，不能尽通。始者藏在秘府，余晚得见之。所记大凡七十五卷，多杂碎怪妄，不可训知。《周易》及《纪年》最为分了。《周易》上下篇与今正同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，疑于时仲尼造之于鲁，尚未播之于远国也。其《纪年篇》起自夏殷周，皆三代王事，无诸国别也。唯特记晋国，起自殇叔，次文侯昭侯，以至曲沃庄伯。庄伯之十一年十一月，鲁隐公之元年正月也。皆用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编年相次。晋国灭，独记魏事，下至魏哀之二十年，盖魏国之史记也。推校哀王二十年，太岁在壬戌，是周赧王之十六年，秦昭王之八年，韩襄王之十三年，赵武灵王之二十七年，楚怀王之三十年，燕昭王之十三年，齐湣王之二十五年也。上去孔丘卒百八十一岁，下去今太康三年五百八十一岁。哀王于《史记》，襄王之子，惠王之孙也。惠王三十六年卒，而襄王立。立十六年卒，而哀王立。古书《纪年篇》，惠王三十六年，从一年始至十六年，而称惠成王卒，即惠王也。疑《史记》误分惠成之世，以为后王年也。哀王二十三年乃卒，故特不称谥，谓之今王，其著书文意，大似《春秋经》，推此足见古者国史策书之常也。文称鲁隐公及邾庄公盟于姑蔑，即《春秋》所书邾仪父，未王命，故不书爵。曰仪父，贵之也。又称晋献公会虞师伐虢，灭下阳，即《春秋》所书虞师、晋师灭下阳，先书虞，贿故也。又称周襄王会诸侯于河阳，即《春秋》所书天王狩于河阳，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也。诸若此辈甚多，略举数条，以明国史皆承告据实而书时事。仲尼修《春秋》，以义而制异文也。又称卫懿公及赤翟战于洞泽，疑「洞」当作「洞」，即《左传》所谓荧泽也。齐国佐来献玉磬纪公之嶭，即《左传》所谓宾媚人也。诸所记多与《左传》符同，异于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，知此二书，近世穿凿，非《春秋》本意审矣。虽不皆与史记尚书同，然参而求之，可以端正学者。又别有一卷，纯集疏《左氏传》卜筮事，上下次第，及其文义，皆与《左传》同，名曰《师春》，「师春」似是钞集者人名也。《纪年》又称，殷仲壬即位居亳，其卿士伊尹，仲壬崩，伊尹放大甲于桐，乃自立也。伊尹即位，放太甲七年，太甲潜出知桐，杀伊，乃立共子伊陟、伊奋，命复其父之田而中分之。《左氏传》伊尹放太甲而相之，卒无怨色，然则大甲虽见放，还杀伊尹，而犹以其子为相也。此为大与《尚书》叙说太甲事乖异，不知老叟之伏生，或致昏忘，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，未足以取审也。为其粗有益于《左氏》，故略记之，附《集解》之末焉。

释例曰：《书》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，允厘百工，庶绩咸熙。是以天子必置日官，诸侯必置日御，世修其业，以考其术。举全数而言，故曰六日，其实五日四分日之一，日。一日行一度，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畸，日官当会集此之迟速以考成晦朔，错综以设闰月。闰月无中气，而北斗邪指两辰之间，所以异于他月也。积此以相通，四时八节无违，乃得成岁，其微密至矣。得其精微，以合天道，则事叙而不愆。故《传》曰：「闰以正时，时以作事。事以厚生，生民之道，于是乎在」。然阴阳之运，随动而差，差而不已，遂与历错。故仲尼、丘明，每于朔闰发文，盖矫正得失，因以宣明历数也。

桓十七年，日有食之，得朔。而史阙其日，单书朔，僖十五年，日食，亦得朔，而史阙朔与日。故《传》因其得失，并起时史之谬，兼以明其余日食，或历失其正也。庄二十五年，《经》书六月辛未朔，日有食之，鼓用牲于社。周之六月，夏之四月，所谓正阳之月也。而时历误，实是七月之朔，非六月，故《传》云「非常也」。唯正月之朔，慝未作，日有食之，于是乎有用币于社，伐鼓于朝，明此非用币：伐鼓常月，因变而起，历误也。文十五年，经文皆同，而更复发，《传》曰《非礼》，明前《传》欲以审正阳之月，后《传》发例，欲以明诸侯之礼也。此乃对贤之微旨，先儒所未喻也。

昭十七年夏六月，日有食之，而平子言非正阳之月，以诬一朝，近于指鹿为马，故《传》曰「不君矣」，且因以明此月为得天正也。刘子骏造「三统历」，以修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，而《三统历》唯得一食，历术比诸家既最疏，又六千余岁辄益一日。凡岁当累日为次，而无故益也，此不可行之甚者。固前代名儒，而谓之最密。非徒班固也，自古以来，诸论《春秋》者，多述谬误，或造家术，或用黄帝以来诸历，以推《经传》朔日，皆不得谐合。日食于朔，此乃天验，《经传》又书其朔日食，可谓得天，而刘、贾诸儒说，皆以为月二日或三日，公违圣人明文，其蔽在于守一元，不与天消息也。余感春秋之事，尝著历论，极言历之通理。其大指有云：「天行不息，日月星辰，各运其舍，皆动物也」。物动则不一，虽行度大量，可得而限，累日为月，累月为岁，以新故相序，不得不有毫毛之差，此自然之理也。故《春秋》日有频月而食者，有旷年而不食者，理不得一，而算守恒数，故历无有不差失也。始失于毫毛，而尚未可觉，积而成多，以失弦望朔晦，则不得不改宪以从之《书》所谓「铁若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」；《易》所谓「治历明时」，言当顺天以求合，非为合以验天者。惟此论之，春秋二百余年，其治历通变多矣，虽数术绝来，还寻《经传》微旨，大量可知，时之违谬则《经传》有验，学者固当曲循《经传》月日日之食，以考朔晦，以推时验。而见皆不然，各据其学以推《春秋》，此无异度己之迹，而欲削他人之足也。

余为《历论》之后，至咸宁中，有善算李修、夏显，依《论体》为术，名《乾度历》，表上朝廷，其术合日行四分之数，而微增月行用三百岁改宪之意，二元相推，七十余岁，承以强弱。强弱之差盖少，而适足以远通盈缩。时尚书及史官以《乾度历》与《太始历》参校《古今记》注，《乾度历》殊胜《太始历》，上胜《官历》四十五事，今其术具存。时又并考古今十历，以验《春秋》，知《三统历》之最疏也。今具列其时得失之数，又据《经传》微旨证据及失闰者，考日辰朔晦，以相发明，为《经传》长历如左，诸《经》传证据及失闰违时，文字谬误，皆甄发之。虽未必其得天，盖春秋当时之历也。学者览焉（《续汉·律历志中》注，《永乐大典》本《春秋释例》，《晋书·律历志下》）。

别子者，群之嫡妻之子，长子之母弟也。君命为祖，其子则为大宗。常有一主，审昭穆之序，辨亲疏之别，是故百代不迁。若无子，则支子为后，虽七十，无主妇。若殇死，则衰绖加一等，以兄弟之列代之。殇无为父道，兄弟昭穆同故也。死皆为之齐衰，其月数各随亲疏为限。虽尊、虽出嫁，犹不敢降也。属绝，则为之齐缞三月，若始封群相传，则自祖始封君。其支子孙皆宗大宗。然则继体君为宗中之尊，支庶莫敢宗之，是以命别子为宗主，一宗奉之。故曰祖者高祖也。言属逮于君则就君，属绝于君则适宗子家也。而说者或云「君代代得立大宗」，或云「别子之母弟亦得为祖」，或云「命妾子为别子，其适妻子则迁宗于君」，皆非也。别子之弟，子孙无贵贱，皆宜宗别子之子孙。小宗一家之长也。同族则宗之。其服随亲疏为此。姊妹出嫁，不敢降之。五属断服，则不宗之矣（《通典》七十三）。

古不合葬，明于终始之理，同于无有也。中古圣人改而合之，盖以别合无在，更缘生以示教也。自此以来，大人群子或合或否，未能知生，安能知死，故各以己意所欲也。吾往为台郎，尝以公事使过密县之邢山山上有冢，问耕父，云是郑大夫祭仲，或云子产之冢也。遂率从者祭而观焉。其造冢居山之顶，四望周达，连山体南北之正而邪东北，向新郑城，意不忘本也，其隧道唯塞其后而空其前，不填之，示藏无珍宝，不取于重深也。山多美石不用，必集洧水自然之石，以为冢藏，贵不劳工巧，而此石不入世用也。君子尚其有情，小人无利可动，历千载无毁，俭之致也。吾人入朝，因郭氏丧亡，缘陪陵旧义，自表营洛阳城东首阳之南为将来兆域。而所得地中有小山，上无旧冢。其高未足以邢山然东奉二陵，西瞻宫阙，南观伊洛，北望夷叔，旷然远览，情之所安也。故遂表树开道，为一定之制。至时皆用洛水圆石，开隧道南向，仪制取法于郑大夫，欲以俭自完耳。棺器小敛之事，皆当称此（《晋书·杜预传》，又《北堂书钞》一百六十、《御览》五百五十四并引王隐《晋书》）。

凡挽，天子六绋，诸侯四，大夫士二（《御览》五百五十二）。

少而好学，在官则勤于吏治，在家则滋味典籍（《书钞》九十七）。

预为镇南将军，观兵于江，男女降者百万余口，军中为之谣曰：以计待战一当万（《书钞》一百十九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