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责曰：「子处今之世，好古文与古人之道，其不思乎！苟思之，则子胡能食乎粟，衣乎帛，安于众哉？众人所鄙贱之，子独贵尚之，孰从子之化也？忽焉将见子穷饿而死矣」。柳子应之曰：「于乎！天生德于人，圣贤异代而同出。其出之也，岂以汲汲于富贵，私丰于己之身也？将以区区于仁义，公行千古之道也。己身之不足，道之足，何患乎不足？道之不足，身之足，则孰与足？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，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。古之教民，以道德仁义；今之教民，亦以道德仁义。是今与古胡有异哉？古之教民者，得其位，则以言化之，是得其言也，众从之矣；不得其位，则以书于后，传授其人，俾知圣人之道易行，尊君，敬长，孝乎父，慈乎子。大哉斯道也！非吾一人之私者也，天下之至公者也。是吾行之，岂有过哉？且吾今恓恓草野，位不及身，将以言化于人，胡从于吾矣？故吾著书自广，亦将以传授于人也。子责我以好古文，子之言何谓为古文？古文者，非在辞涩言苦，使人难读诵之，在于古其理，高其意，随言短长，应变作制，同古人之行事，是谓古文也。子不能味吾书，取吾意，今而视之，今而诵之，不以古道观吾心，不以古道观吾志，吾文无过矣。吾若从世之文也，安可垂教于民哉？亦自愧于心矣。欲行古人之道，反类今人之文，譬乎游于海者乘之以骥，可乎哉？苟不可，则吾从于古文。吾以此道化于民，若鸣金石于宫中，众岂曰丝竹之音也，则以金石而听之矣。食乎粟，衣乎帛，何不能安于众哉？苟不从于吾，非吾不幸也，是众人之不幸也。吾岂以众人之不幸，易我之幸乎？纵吾穷饿而死，死即死矣，吾之道岂能穷饿而死之哉？吾之道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道；吾之文，孔子、孟轲、扬雄、韩愈之文也。子不思其言，而妄责于我。责于我也即可矣，责于吾之文、吾之道也，即子为我罪人乎」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