补亡先生，旧号东郊野夫者。既著《野史》，后大探六经之旨，已而有包括扬、孟之心，乐与文中子王仲淹齐其述作，遂易名曰开，字曰仲涂。其意谓将开古圣贤之道于时也，将开今人之耳目使聪且明也；必欲开之为其涂矣，使古今由于吾也，故以仲涂字之，表其德焉。或曰：「子前之名甚休美者也，何复易之，不若无所改矣」。先生曰：「名以识其身，义以志其事，从于善而吾恶夫画者也。吾既肩且绍矣，斯可已也，所以吾进其力于道，而迁其名于己耳，庶几吾欲达于孔子者也」。或曰：「古者称已孤不改，若是，无乃不可乎」？先生曰：「执小礼而妨大义，君子不尔为也」。乃著《名解》以祛其未悟者，众悉以为然。先生始尽心于《诗》《书》，以精其奥，每当卷叹曰：「呜呼！吾以是识先师之大者也，不幸其有亡逸者哉，吾不得见也，未知圣人之言复加何如耳」？尤于馀经博极其妙，遂各取其亡篇以补之。凡传有义者，即据而作之；无之者，复己出辞义焉。故号曰补亡先生也。先生凡作之书，每执笔出其文，当稿若书他人之辞，其敏速有如此，无续功而成之者；茍一举笔不终其篇，虽十已就其八九，亦弃去不复作矣。众问之，先生曰：「吾性不喜二三而为之者，方出而或止之，辞意遽纷乱，纵后强继以成之，亦心竟若负病矣」。或问之曰：「子之《补亡篇》，于古不足当其逸，于今不足益其存，无妄为乎」？先生对曰：「然纵不能有益于存亡，庶胜乎无心于此者也」。既而辞义有俱亡不知其可者，虑人之惑，先生即皆先立论以定其是非，用质其旨要。先生常谓人曰：「夫六经者，夫子所著之文章也，与今之人无异耳。盖其后之典教不能及之，故大于世矣，吾独视之，与汝异耳」。先生乃手书九经，悉以细字写之，其卷大者不过满幅之纸，古谓其巾箱之者，亦不过矣。以而诵之，日尽数万言，未尝废忘。有讲《书》以教后学者，先生或诣其精庐，适当至《虞书·尧典篇》，曰「日中星鸟，以正仲春」。说云：「春分之昏，南方朱鸟之星毕见，观之以正仲春之气也」。先生乃问曰：「然夫云『日中星鸟，以正仲春』者，是仲春观朱鸟之星，以正其候也。且云朱鸟者，南方之宿，以主于夏也。既观其星以正其候，即龙星乃春之星也，春主于东方，可观以正其候也。今何不云是，而反观朱鸟之星，何谓也」？说者不能对，惟云传、疏若是，无他解矣。先生挥其座者曰：「起前，吾语汝。夫岁周其序，春居其始，四星各复其方。圣人南面而坐，以观天下，故春之时，朱鸟之星当其前，故云『观之以正仲春』矣」。四座无不拜而言曰：「先生真达于经者也，所以于补亡不谬矣」。先生于诸经若此者，不可遍纪。先生又以诸家传解笺注于经者，多未达穷其义理，常曰：「吾他日终悉别为注解矣」。大以郑氏笺《诗》为不可，曰：「吾见玄之为心，务以异其毛公也，徒欲强己一时之名，非能通先师之旨。且《诗》之立言，不执其体，几与《易》象同奥，若玄之是笺，皆可削去之耳」。又以《论语集解》阙注者过半，曰：「古之人何若是？吾闻韩文公昔重注之，今吾不得见，吾将下笔，又虑与韩犯，使吾有斯艰也，天乎哉」！先生每读《中说》，叹曰：「后之夫子续六经矣！世故道否，吾家不克有之。甚乎，年之始成也，逝矣！天适与其时，行之为事业，尧舜不能尚也。茍不死，天下何有于唐哉」！先生以房、杜诸子散居厚位，叶佐其主，遇其君不能扬其师之道，大其师之名，乃作书以罪之。先生所行事，人咸以为非可与伍。范诗有《复古》之什以颂其德。以其先生能敦复于古，故赋《复古》；以其能行仲尼之道，故赋《阙里》；以章别当世之人，能作《野史》，故赋《踵孟》；以其能解释子云之书，故赋《先雄》；以其或笔削其韩文之繁者，故赋《删韩》；以其将求太常第，故赋《多文》；以其必首冠于四科，故赋《高第》；以其后天王俾不家食，故赋《出禄》；以其将果得其位，则指南于吾道，故赋《指南》；末以释经终其篇，谓其章明经旨，永休于世用，故赋《释经》。先生见之曰：「范果知我矣，天之未丧斯文哉！天之若丧斯文也，则世无范矣，范无是言矣」。开宝中，先生来京师，遂刻石为记于补亡亭内，以志其己之事。后从仕于世而行其道焉。

论曰：孔子没，经籍遭秦之焚毁，几丧以尽。后之收拾煨烬之馀者，得至于今用之也。其能继孔氏者，轲之下，虽扬雄不敢措一辞，以至亡篇阙。而其名具载，设虚位，使历代诸君子徒忿痛而见之矣。故有或作而补之者，夫亦不能过其百一，力盖不足继也。隋之时，王仲淹于河汾间，务继孔子，以续六经，大出于世，实为圣人矣。是以门弟子佐唐用王霸之道，贞观称理首，永十八君之祚，尚非其董恒辈之曾及也。于乎！知圣人之道者，成圣人之业矣，吾犹不得见王氏之书乎！观夫补亡先生能备其六经之阙也，辞训典正，与孔子之言合而为一，信其难者哉！若王氏之续六经，盖自出一家之体裁，比夫《补亡篇》，力少殊耳。所谓后生可畏者，虽经籍尚能补之，矧其馀者哉？不可谓代无其人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