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、唐之初，兵革才定，未暇治外侮，则屈意以讲和。承平之后，兵力有馀，而外侮不已，则以兵治之。孝武之于匈奴，太宗之于突厥颉利是也。《春秋》内其国外诸夏，内诸夏外四裔，明王者之兴，当先正京师，乃正诸夏，诸夏正，乃正四裔，以渐治之，自近者始也。宋兴七十年，四海之内莫不臣妾，可谓诸夏正矣。然而北敌桀骜，数寇深、赵、贝、魏之间，先朝患征调之不已也，故屈己与之盟。然彼以戈矛为耒耜，以剽虏为商贾，而我垒不坚、兵不练，徒规规于盟歃之间，岂久安之策哉？夫善禦敌者，必思所以务农实边之计。河北为天下根本，其民俭啬勤苦，地方数千里，古号丰实。今其地十三为契丹所据，馀出征赋者七分而已。魏史起凿十二渠，引漳水溉斥卤之田，而河内饶足。唐至德后，渠废，而相、魏、磁、洺之地并漳水者，屡遭决溢，今皆斥卤不可耕。故缘边近郡数蠲税租，而又牧监刍地占民田数百千顷，是河北之地虽有十之七，而得租赋之实者四分而已。以四分之力，给十万防秋之师，生民不得不困也。且牧监养马数万，徒耗刍豢，未尝获其用。请择壮者配军，衰者徙之河南，孳息者养之民间，罢诸坰牧，以其地为屯田，发役卒、刑徒佃之，岁可获谷数十万斛。夫漳水一石，其泥数斗，古人以为利，今以为害，系乎用不用尔。愿募民复十二渠，渠复则水分，水分则无奔决之患，以之灌溉，可使数郡瘠卤之田变为膏腴。如是，则民富十倍，而帑廪有馀矣。以此驭敌，何求而不可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