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观太宗罪万纪言利，真得天子之体。天子为天下所尊，非止威势之重，由仁德之高也。仁德之本，莫大乎爱民；爱民之要，莫先乎节用。用之有节，天下贡赋之入，岁有馀矣，何至殚山泽之利，以困人力乎？然自三代之衰，秦汉而下，人君好利者，多由所为侈大而用无节也。天下贡赋之人，不足以充其费，奸人得以言利矣。人君顾所用不足，必说其言而从之。好利日甚，人力必穷；人力穷，则危乱自至。纵未至危乱，天子言为令，动为法，以好利闻于天下，岂其体哉！太宗斥言利之臣无他，能自节用，外谨制度，绝权倖，无过费耳。贞观一朝，其事可见。初，出宫人三千，天下固已颂其仁爱。及宫中欲脩一殿，则想秦始皇之过，不起其役。体不耐热，公卿请营二阁以避繁暑，亦念汉文罢露台之意，不从其请。将幸东都，敕预脩乾阳殿，给事中张元素极言隋室修乾阳劳民之事，嘉其言，立止。出降长乐公主，敕有司资送倍于长公主，魏郑公引故事，言长公主尊于公主，岂得以亲爱，厚资过于长公主？上纳其言，遂不越礼。其设官之制，命宰相定其员位，文武官止六百四十员，多得才能，而无冗食。其养兵之法，畿内及诸路府兵止六十万，惟元从禁军三万，及府兵番上或出征者有所给外，皆散之农亩而养焉。其行赏之事，功者厚，贤者礼，内无嬖人私其恩，外无倖臣窃其泽。天下岁入之物，有馀用矣，故薄赋敛，厚风俗，其道德与前代圣主并，所为得天子之体矣。呜呼！为天子者皆可以至是；可至是而不至者，由所为侈大，制度不立，权倖不抑所致耳。所为侈大，物力固难以给；若制度不立，则庶事无节而冗费益甚；权倖不抑，则奸人竞附而私恩益广。天子虽独尚俭德，亦何能省用？太宗自节其用，复能谨制度、绝权倖，所以不取山泽之利，不困生民之力，而财自丰，为天子而得其体，著仁德于无穷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