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曰：人君恶臣下朋党者，以其植私而背公，欺聪明，窃威福，乱国政也。朋党为患如是，诚不可不防，然在辨之精尔；辨之不精，君子为小人所陷矣。盖君子、小人各有其徒，君子之徒以道合，小人之徒以利合。以道合者思济其功，此同心于国事，非朋党也；以利合者思济其欲，此同心于私计，乃朋党也。二者混淆并进，非明君曷易辨之？君不能辨，则君子为小人所胜必矣。盖君子之徒，见义则锐意以进，诚其言，直其道，不能曲防非意之事。小人窥之，惧君子道行则不便于己，取疑似之迹谗之于君矣。君子被谗，又耻自辨，但守道自信而已。小人之徒不然，见利则诡计以进，巧其言，曲其意，复弥缝其隙，用心无所不至。胜于人，便于己，险薄邪佞皆可为，所以常胜于君子也。君子、小人情状如此，非君之明，曷能辨也？前代之君辨者少，而不辨者多，其事不能疏举，直以唐之四事论之。君至明，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；君虽明，为情所惑，则不能察小人之党，辨君子之不党；君虽明而弱，虽辨君子小人，而不能制其党；君明不足，虽察其有党，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。贞观中，萧瑀谓房乔辈数大臣相党，常独奏云：「此等相与执权，有同胶漆，陛下宜细诘之，但未反尔」。太宗谓瑀曰：「为人君者须驾驭英才，推心待士，卿言不亦甚乎？何至于此」！时房乔辈同心国事，知无不为，瑀虽非小人，但以性刚躁，复多猜惑，妄言乔辈朋党。太宗英明，方辨其事，不然数贤何以免责？不惟不免其责，且无以尽其才谋，助成治平之业矣。此所谓「君至明，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」也。元和末，裴度、崔群同相，度以勋德，群以仁贤，为天下瞻望。及皇甫镈以聚敛进，复结倖臣，取相位，中外大以为非。度、群累言镈邪险之状，宪宗反疑度、群朋党，宠镈愈甚，至谓度等曰：「人臣事君，但力行善事，自致公望，何乃好植朋党」？度对曰：「君子、小人，未有无徒者。君子之徒，则同心同德；小人之徒，是谓朋党」。帝曰：「他人之言，亦与卿言相似，岂易辨之」？夫以度、群之大贤，视镈之邪党，如鸾凤之与蚊虻，人人可见，而宪宗惑之，盖方务邪乐恶，恶忠而喜佞也。观初用度、群之意，非为不明，一日昏惑至此，此所谓「君虽明，为情所惑，则不能察小人之党，辨君子之不党」也。昭悯即位，其相李逢吉大植朋党、明报仇怨，排裴度，逐李绅，欺君冲幼，略无所惮。赖韦处厚不顾凶险气燄，言度之大贤，雪绅之非辜。昭悯深信处厚之忠，许度复相，悯绅贬逐，然不能诛逢吉之奸党，此所谓「君虽明而弱，虽辨君子、小人之徒，不能制其党」也。至文宗辨德裕、宗闵之党，大恶之。然观二李之过似均，而情之轻重则异矣，亦在辨之也。宗闵辈在元和中对贤良策，深诋时病，李吉甫作相，怒其言，薄其恩命，故宗闵辈憾焉。后宗闵得用，排李德裕及其相与者；德裕得用，亦排宗闵及其相与者，故交怨不解，其过似均矣。但德裕未相，在穆宗、昭悯朝论事忠直，有补于时，所历方镇，大著功效。又裴度常荐之作相，为宗闵辈所沮而罢，遂领剑南。虽因监军王践言入言维州事，文宗召以归朝，遂命作相，本由功名用也。及秉政，群邪不悦，竟为奸人李训、郑注所谮，引宗闵代之。宗闵未相，绝无功效著闻；任侍郎日，结女学士宋若宪、枢密杨承和求作相，以此得之。及其出镇也，又由训、注复用。此德裕之贤，与宗闵不侔矣。又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，几于不党，但刚强之性，好胜于人，所怨者不忘，所与者必进，以此不免朋党之累，然比宗闵之奸，则情轻也。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之，不能辨其轻重之情，明已不足矣；又听训、注所谮，朝之善士多目为二李党而逐之，此所谓「君明不足，虽察其朋党，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」也。夫太宗之明，为人君者当法之；宪宗之惑，为人君者当戒之；昭悯之弱，为人君者当勉之；文宗之明不足，为人君者当深思之。深思之术，尤在尽心焉。且有人言于君曰：「某人，朋党也」。若其人道未信，功未明，君当诘之曰：「朋党有何状」？言者必曰：「相援以欺君也」。君又当诘之曰：「所欺者何事」？若陈所欺之事害于国，病于人，图于利，其状明白，此朋党无疑，大则罪之，小则疏之宜矣。若言者不能陈害人图利之状，此乃诬人以朋党，大则罪之，小则疏之亦宜矣。又或言者陈似是之状，未甚明白，君当审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，素无仇怨乎，何人以公议进，何人以权倖用，何人论议有补于国，何人才行有称于时？复参验他臣，而究其本末，则言者与被言之人，是非辨矣。人君能如此，臣下岂有朋党之事？或曰：「何以能如此」？答曰：「在明与公」。或曰：「中智之主，性有所蔽，明与公安得两尽也」？曰：「不听左右之偏言，则明矣；不以说意亲之，不以忤意疏之，则公矣。能戒事事，明与公庶乎可至也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