夫制军诘禁，有国之大事；忘战必危，圣人之至训。故秦人以极武而丧天下，穆宗欲销兵而失河朔。则军旅之际，系强弱之本，可不务乎！昔在上古，井田之赋详矣；降及唐、汉，亦调民为兵。唐自天宝之乱，法制始紊，于是四方诸侯皆聚重兵，以自封植。五代不经，粤有黥涅，自兹为兵者不复知农耕之事，惟坐而待食，仰给县官，因沿相袭，迄今不易。国家诞受天命，光有万国，太平之运，垂将百年。然而仓廪虚竭，无丰羡之畜，百姓凋弊，有愁叹之声。究索其原，皆兵之害。计今四方厢、禁诸军，殆至百万，其不可用者且半，则冗食耗国，固可知矣。居常无事之际，诚难更张。今朔方不庭，边鄙耸动，且契丹与元昊舅甥之族，壤地相制，势同辅车，义必连衡。朝廷亦当虞北虏之变，而预为之防。今禁御重兵，尽戍西鄙，若北虏伺隙窃发，为患不细。方今之宜，莫若于秦、晋、赵、魏、齐、鲁之间，置土军三十万，度州县版籍丁民之数，而分其部伍；择富强武力之人，而列为将校。每岁农隙，督之讲肄，举汉世故事，命郡将临试。且农人勤力，率皆壮健，既隶戎籍，服于训练，不日则尽为精兵。无事则俾之力田，有警则发之禦寇，县官无尺帛斗粟之费，而享富国强兵之利矣。夫圣人不能违时，亦不失时。今因戎狄之衅，而制军旅之法，此其时也，在陛下施行而已。臣料北虏之计，以为元昊之叛，若数年之间兵革不解，国家士马疲于西鄙，物力困于中原，则必恐拥众渝盟，求逞其欲。今若按民籍而料兵，当农闲而讲事，武威震于外，财用丰于内，虽使冒顿复出，结赞载生，亦无以施其略。若以军戎之事，重于更张，则宜分遣使臣，尽选厢军之伉健者，配隶禁旅，仍诏郡国罢募此辈，兹亦丰财节用之一术也。前史有「制人」之谈，《孙子》著「伐谋」之说，在于此耳。谨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