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中子王通，字仲淹，河东龙门人。六代祖玄则，仕宋，历太仆、国子博士。兄玄谟以将略显，而玄则用儒术进。玄则生焕，焕生虬。齐高帝将受宋禅，诛袁粲，虬由是北奔魏。魏孝文帝甚重之，累官至并州刺史，封晋阳公，谥曰穆，始家河汾之间。虬生彦，官至同州刺史。彦生杰，官至济州刺史，封安康公，谥曰献。杰生隆，字伯高。隋开皇初，以国子博士待诏云龙门。隋文帝尝从容谓隆曰：「朕何如主」？隆曰：「陛下聪明神武，得之于天，发号施令，不尽稽古。虽负尧舜之资，终以不学为累」。帝默然有间，曰：「先生，朕之陆贾也，何以教朕」？隆乃著《兴衰要论》七篇，奏之，帝虽称善，亦不甚达也。历昌乐、猗氏、铜川令，弃官归，教授，卒于家。隆生通。自玄则以来，世传儒业。通幼明悟好学，受《书》于东海李育，受《诗》于会稽夏玙，受《礼》于河东关朗，受《乐》于北平霍汲，受《易》于族父仲华。仁寿三年，通始冠，西入长安，献《太平十二策》，帝召见，叹美之，然不能用，罢归，寻复徵之。炀帝即位，又徵之，皆称疾不至，专以教授为事。弟子自远方而至者甚众，乃著《礼论》二十五篇、《乐论》二十篇、《续书》百有五十篇《、续诗》三百六十篇、《元经》五十篇、《赞易》七十篇，谓之《王氏六经》。司徒杨素重其才行，劝之仕，通曰：「汾水之曲，有先人之弊庐，足以庇风雨，薄田足以具𩜾粥。愿明公正身以治天下，使时和年丰。通也受赐多矣，不愿仕也」。或谮通于素曰：「彼实慢公，公何敬焉」？素以问通，通曰：「使公可慢，则仆得矣；不可慢，则仆失矣。得失在仆，公何与焉」？素待之如初。右武侯大将军贺若弼尝示之射，发无不中，通曰：「美哉，艺也！君子志道、据德、依仁，然后游于艺也」。弼不悦而去，通谓门人曰：「夫子矜而愎，难乎免于今之世矣」。纳言苏威好蓄古器，通曰：「昔之好古者聚道，今之好古者聚物」。太学博士刘炫问《易》，通曰：「圣人之于《易》也，没身而已矣，况吾侪乎」！有仲长子光者，隐于河渚，尝曰：「在险而运奇，不若宅平而无为」。通以为知言，曰：「名愈消，德愈长；身愈退，道愈进，若人知之矣」。通见刘孝标《绝交论》，曰：「惜乎，举任公而毁也，任公不可谓知人矣」。见《辩命论》，曰：「人事废矣」。弟子薛收问：「恩不害义，俭不伤礼，何如」？通曰：「是汉文之所难也。废肉刑害于义，省之可也；衣弋绨伤于礼，中焉可也」。王孝逸曰：「天下皆争利而弃义，若之何」？通曰：「舍其所争，取其所弃，不亦君子乎」！或问人善，通曰：「知其善则称之，不善则对曰，未尝与久也」。贾琼问息谤，通曰：「无辨」。问止怨，曰：「不争」。故其乡人皆化之，无争者。贾琼问群居之道，通曰：「同不害正，异不伤物。古之有道者内不失真，外不殊俗，故全也」。贾琼请绝人事，通曰：「不可」。琼曰：「然则奚若」？通曰：「庄以待之，信以应之，来者勿拒，去者勿追，沉如也，则可」。通谓姚义能交，或曰简，通曰：「兹所以能也」。又曰广，通曰：「广而不滥，兹又所以为能」。又谓薛收：「善接小人，远而不疏，近而不狎，颓如也」。通尝曰：「封禅非古也，其秦汉之侈心乎」！又曰：「美哉，周公之志深矣乎！宁家所以安天下，存我所以厚苍生也」。又曰：「易乐者必多哀，轻施者必好夺」。又曰：「无赦之国，其刑必平；重歛之国，其财必贫」。又曰：「廉者常乐无求，贪者常忧不足也」。又曰：「我未见得诽而喜、闻誉而惧者」。又曰：「昏娶而论财，夷虏之道也」。又曰：「居近而识远，处今而知古，其惟学乎」！又曰：「轻誉茍毁，好憎尚怒，小人哉」！又曰：「闻谤而怒者，谗之阶也；见誉而喜者，佞之媒也。绝阶去媒，谗佞远矣」。通谓北山黄公善医，先饮食起居，而后针药；谓汾阴侯生善筮，先人事而后爻象。大业十年，尚书召通蜀郡司户；十一年，以著作郎、国子博士徵，皆不至。十四年，病终于家，门人谥曰文中子。二子：福郊、福畤。二弟：凝、绩。评曰：此皆通之《世家》及《中说》云尔。玄谟仕宋，至开府仪同三司。绩及福畤之子勔、勮、勃，皆以能文著于唐世，各有列传。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，而又奚续焉？续之庸能出其外乎？出则非经矣。茍无出而续之，则赘也，奚益哉？或曰：「彼商周以往，此汉魏以还也」。曰：「汉魏以还，迁、固之徒记之详矣，奚待于续经，然后人知之？必也，好大而欺愚乎，则彼不愚者孰肯从之哉」！今其六经皆亡，而《中说》犹存，《中说》亦出于其家。虽云门人薛收、姚义所记，然予观其书，窃疑唐室既兴，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，从而附益之也。何则？其所称朋友、门人，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，如苏威、杨素、贺若弼、李德林、李靖、窦威、房玄龄、杜如晦、王圭、魏徵、陈叔达、薛收之徒，考诸旧史，无一人语及通名者。《隋史》，唐初为也，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、隐逸之间，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？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，而外人皆莫之知也？福畤又云：「凝为监察御史，劾奏侯君集有反状，太宗不信之，但黜为姑苏令。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，长孙无忌与君集善，由是与淹有隙，王氏兄弟皆抑不用。时陈叔达方撰《隋史》，畏无忌，不为文中子立传」。按叔达前宰相，与无忌位任相埒，何故畏之，至没其师之名，使无闻于世乎？且魏徵实总《隋史》，纵叔达曲避权威，徵肯听之乎？此予所以疑也。又淹以贞观二年卒，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，由是怨望，十七年谋反，诛。此其前后参差不实之尤著者也。如通对李靖圣人之道，曰：「无所由，亦不至于彼，道之方也，必也无至乎」。又对魏徵以圣人有忧疑，退语董常以圣人无忧疑，曰：「心迹之判久矣」。皆流入于释老者也。夫圣人之道，始于正心脩身齐家治国，至于安万邦，和黎民，格天地，遂万物，功施当时，法垂后世，安在其无所至乎？圣人所为皆发于至诚，而后功业被于四海。至诚心也，功业迹也，奚为而判哉？如通所言，是圣人作伪以欺天下也，其可哉？又曰：「佛，圣人也，西方之教也，中国则泥」。又曰：「《诗》《书》盛而秦世灭，非仲尼之罪也；虚玄长而晋室乱，非老庄之罪也；斋戒脩而梁国亡，非释迦之罪也」。茍为圣人矣，则推而放诸南海而准，推而放诸北海而准，乌有可行于西方，不可行于中国哉？苟非圣人矣，则泥于中国，独不泥于西方耶？秦焚《诗》、《书》，故灭；使《诗》、《书》之道盛于天下，秦安得灭乎？老庄贵虚无而贼礼法，故王衍、阮籍之徒乘其风而鼓之，饰谈论，恣情欲，以至九州覆没；释迦称前生之因果，弃今日之仁义，故梁武帝承其流而信之，严斋戒，弛政刑，至于百姓涂炭。发端倡导者，非二家之罪而谁哉？此皆议论不合于圣人者也。唐世文学之士传道其书者盖寡，独李翱以比《太公家教》，及司空图、皮日休始重之。宋兴，柳开、孙何振而张之，遂大行于世，至有真以为圣人可继孔子者。余读其书，想其为人，诚好学笃行之儒。惜也，其自任太重，其子弟誉之太过，更使后之人莫之敢信也。余恐世人讥其僭而累其美，故采其行事，于理可通而所言切于事情者，著于篇，以补《隋书》之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