皇帝若曰：在昔明王之治天下，仁风翔洽，德泽汪濊。四序调于上，万物和于下。兵革不试，刑辟弗用。内则俊贤居位，以熙于王职；外则夷狄向风，以修于岁贡。建皇极以承天心，歛时福以锡民庶。然后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效祥荐祉，书之不绝，朕甚慕之。其何术以臻此欤？朕承祖宗之业，托士民之上，明有所未烛，化有所未孚，而任大守重，艰于负荷。故详延魁垒之士，思闻谠直之言，以辅不逮，庶几乎治。盖人君即位，必求端于天，而正诸己，惟王事得其常则，庶證协其应。朕享国以来，靡敢自肆，而和气犹郁，大异数见。乃元年日食三朝，洎仲秋地震数路，而冀方之广，为灾最甚。岂朕弗德之致欤？夙寤晨兴，思其所以。是故图讲政务，则日至中昃，而犹多茍简之习；烝进人才，则官无虚假，而颇乏绩用之美。种羌非不怀徕也，而边候或时绎骚，以至临遣辅臣，憺明神武；烝民非不爱养也，而生气或未完富，以至外驰使者，宣布惠教。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，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。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，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。夫风俗厚薄，根于取士之无本，道教之不明。而博询台阁之论，所执者不一，岂无救弊之道焉？刑罚烦重，出于设法之多门，沿袭之不革。而将加恩仁之政，使死者少缓，必有可行之术焉。予欲兴乎七教，兼乎三至，以厎圣人之道，则宜条其先后之次；予欲明乎六亲，尽乎五法，以极天下之治，则宜叙其本末之要。乃至仲舒之言，班固谓切于当世，其可施于今者何策？崔寔之论，范晔谓切于政体，其有益于时者何事？毋以谓古人陈迹既久而不可举，毋以谓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，惟其改之而适中，举之而得宜，不迫不迁，归于至当。《书》曰：「言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」。子大夫其悉心以陈，朕亦不惮于有为焉。

臣对曰：臣闻大智者圣人之德，而虞舜察迩言，盖万事之统，顾省不遗而虑之深也。中行者君子之能，而仲尼与狂狷，盖匹夫之志固守难夺而不可弃也。此二者施诸君臣之际，而要其归，则上有求善无厌之美，而下不失为尽节不欺之士。各崇所尚，义何亏焉？今陛下席太平之基，运独化之术，元臣良辅讲磨原本于内，庶官群吏奔走职业于外，经制立而可以庇万嗣，号令出而可以肃四方，治定功成，信有日矣。然犹诏举贤良方正之士，亲策于庭，退托不明，延访得失者，岂非虚己好问，求尽天下之情欤？臣愚不肖，不足以备当今之下执事。虽竭尽倾写，安能补陛下万分之一乎？然不敢以荒略无取为解，而逆探朝廷之意，愿献于前者，盖以为贤良之义，贵犯而不贵隐，恶斯义之废自臣始也。且人各有异能，而所以取之者必主于一。求将帅主于勇，求守令主于廉，求法吏主于文，而求贤良主于直，舍是则虽有异能，而亦不取矣。今将帅不言其勇而言其仁，守令不言其廉而言其通，法吏不言其文而言其朴，则陛下取之欤？臣虽不肖，而所以进者贤良也，敢不一于所主，而求伸其志哉？恭惟圣策有曰：「昔明王之治，仁风翔治，德泽汪濊，四时调，万物和，兵革不试，刑辟不用，隽贤居位，戎夷向风，建皇极以承天，歛时福以锡民，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效祥蔿祉」。陛下甚慕之，而访臣以致之之术者，此陛下深思治体，而究其所由，欲均大利于四海也。臣愚何足以知之？然臣闻人事有本末，物理有始终，王道之施设，固有先后。端本所以治末，慎始所以图终，施之宜先，则不可后于一日，乃治体之所起也。昔《春秋》以五始明王法，谓一为元者，视大始而欲正本，深探其本，而所贵者始也。然则人君之即位者，天下之大本，而王道之始乎！兆民亿姓延颈企踵，而觊其抚养也，则必有以慰其望；公卿辅佐致忠竭节而副其任使也，则必有以结其心，羌戎夷狄悚意慑虑而仰其怀徕也，则必有以悦其情。古之贤王深知端本慎始之义，而施设之具，无先于此。蕴之而为盛德，发之而为大政，如日月之照临，雨露之润泽，使人人闻之，率皆耸动鼓舞。以为吾君之有某善，则吾之幸也，吾君之业某事，则吾将享其利焉。是故散而为仁风，霈而为德泽，幽可以调四序，明可以和万物，兵不试而威立，刑弗用而政成，俊杰在位而百职举，羌夷款塞而九贡集。大中之道建而上顺乎天，五韪之福应而下休于民，日星雨露、鸟兽草木，诸福之物，可致之祥，莫不毕至，而王道终矣。《书》称高宗之德曰：「作其即位」，「嘉靖商邦，至于小大，无时或怨」。《诗》称成王之嗣政，则以小毖慎微，恭之进戒为先务，岂非端本慎始之意乎？及其明验大效之见于后，则德业昭著，教化深厚，措世父安，传祚永久，得不盛哉！今陛下承五圣之统，讲求治具，而以任大守重为之忧，故臣敢以端本慎始为献。愿陛下不惑理财之说，以慰生民；不间老成之谋，以结公卿；不兴疆埸之事，以怀夷狄。惟陛下深思而切究之，则尧舜之治可以积久而致，何在昔明王之足慕哉！圣策曰：「人君即位必求端于天而正诸己，惟五事得其常，则庶證协其应。享国以来，靡敢自肆，而和气尤郁，大异数见，乃元年日食三朝，洎仲秋地震数路，而冀方之广，为灾最甚」者，此陛下畏天命而求所以顺之也。臣闻天人之际，精祲有以相感，《洪范》之陈五事，《春秋》之书灾异，皆其微也。然世之说者有两端焉，一曰彼穹然居上者，何预于人事乎？日月星辰之凌错，阴阳旱水之愆亢，皆大数使之然，未必发于政事，是天之与人离为二而言，非严恭寅畏之道也。一曰灾变之来，率以类应，某政之失则召某祥，某事之非则感某异。盖自两汉请儒，若刘向、董仲舒、郎顗、襄楷之徒，皆指时事一二以明之，牵联迁合，务必其验，是不能推明天人之大端以启导世主，而徒溺于禨祥也。臣以谓之不然。夫天之降命于君而付以大器者，必有扶持全安之心，警惧告戒之意矣。示以灾沴，谕以变怪者，欲其饬躬而务德，慎事而图宁也，非无预于人事也，非指其一二之失而致也。天人之际如是而已。陛下即位以来，劢精庶政，虫鱼草木率被煦养，而改元之岁，日食三朝者，天心之爱陛下，而告以始终之义也。改元者，陛下踰年颁政之始，更新万事之时。日者至明之物，不可辄晦。天意若曰：陛下宜慎之于始，辉光盛德，而不可少亏也。仲秋之后，九州之地，太半震动，大至裂陷，小亦覆压，京师亦震，冀方最甚者，天心之祐陛下，而示以安危之端也。地者至静之物，常处其安者也，一失其常，动而不已。天意若曰：静而失常则安，动而失道则危，愿陛下居安而虑危也。祖宗由河朔而起，则冀方如本封；陛下以四海为家，则京师如堂室，震动之变，形于斯者，非独外忧可虞，抑亦内患可虑也。夷狄之忧生于绥御之失术，军旅之忧生于威爱之偏任，环卫之患生于防禁之疏略，近习之患生于任使之过重。此四者，世尝有之非臣之私忧过计也。至于虹贯日，地生毛，太白经天，荧惑失度，此又警戒之深也。教化有未备乎？德泽有未至乎？赋税过重乎？刑罚失滥乎？干戈可虞乎？盗贼不戢乎？大檕必有以感之，故天意谆谆而不已也。《易》曰：「其亡其亡，繄于包桑」。言恭通之世，深念其危，则悔吝不生矣。《诗》曰：「肇允彼桃虫，拚飞惟鸟」。言涖政之初，慎其小，则祸败不至矣。愿陛下思天人之交，穷《诗》《易》之戒，则大异弭去，而和气感召。如影向焉。圣策曰：「图讲政务，则日至中昃，而尤多茍简之习；烝进人材，则官无虚假，而颇乏绩用之美」者。臣闻古之圣人未赏不勤，文王之治，日至中昃而不遑暇食，然至于庶言、庶狱、庶慎，则罔收兼之，惟有司牧夫之是任，盖劳于求才，逸于任贤故也。且帝王之道与天地参，天地之化，分任四时以生成万物，而不专于一草一木之长育，盖元气统于上，而万物无不遂者矣。帝王之道，慎择群贤，以翊辅万政，而不偏于一物一事之修饰，盖至权归于中，而万政无不举矣。恭惟陛下体乾之刚以运动，法离之明以照达。既得群贤以任之，又举纲要以济之，则文王勤治之德偕美于古，而虞舜无为之功，复见于今也，苟简之习何虑不革哉？若夫烝进人才，而乏绩用，则臣略究其端矣。夫唐虞之盛，九年而黜陟；姬周之隆，三岁而大计，盖磨以岁月而观其能否，然后进退之，深慎名器而不妄与也。今之自选部而升京秩者，为考六七，为举三五六人而后得；自京秩而至郎官者，凡四岁一迁焉，其于名器不轻而重也信矣。陛下至诚待物，急于得人，拔擢俊民于微贱之中，而置在高位者数矣。此皆贤能不次而用，非若向之碌碌者限以岁月也。然贤能不次而用。王政之一端，其人之能否，可不察哉？孟子曰：「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，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，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」。盖小人之性役于利禄，而好于趋时希世之事，揣知人主之意，而务求其合。茍可以取宠于上，则不暇量己之材能与否也。陛下念贤而用，不次进之，则其心何负于天下之士哉？然天下之士则有负陛下者，此众心之所惑也。盖尝以边几进者，而将帅辨其搆怨于外羌也；又赏有可任御史者，而言者谓其薄于孝也。始而听其言，中而试其事，终而验其能否，则天下之士不敢负陛下，而绩用不乏矣。圣策曰：「种羌非不怀徕也，而边候或时绎骚，以至临遣辅臣，憺明威武」者。臣闻中国之于四夷，若天地之于万物，偏覆包函，而使之自遂耳，安用较其力之勇怯，责其心之去留哉？厥或悔慢不庭，则征伐亦不得已而用也。朝廷之于西羌可谓厚矣，加之王爵而袭其土，赐之金缯而未赏阏。然自近岁以来，逆心日甚，多遣介使以申难塞之请，起犯边吏以求克捷之效，此固宜俘擒以殄戮之矣。是以陛下临遣辅臣，而将伸九伐之令也。然臣愚以为中国之力有盈虚，羌虏之势有强弱，则必量而后动，度而后行焉。至道中，天下之全盛也，兵之彊，民之富，将之豪杰，足以威制四夷而无惮矣。然犹五路之入，卒无成功，此长驱深入得失之验也。康定间，比于至道则三者皆不及矣。是以边声一动而远近骚然，以四海之力事一方，而犹为汲汲馈运之劳，累岁不息，而朝廷深有厌兵之心，卒用间谋与之和解，而生民始知休息之渐，则兵不易动亦明矣。以今之兵、今之将，拟于康定则未必过之，而民力又不及矣。向者陛下即政之岁，乘谅祚残忍之极，旱饥相仍，部族怨贰，是以王师一举而辄复绥城之地，然人之战没者盖已万计，财之耗坏者凡几百万耶？近者秦、庆二路，寇入辄胜，臣窃疑其势力非复向时旱饥之馀矣。金汤之固，非粟不守，而塞下之积，多者止再岁，少者不数月也。审篱之户，倚以为援，而彊者逋逃而无几，弱者不足恃也。宽文法则豪纵之将可以致死，而细过多从于吏议也；饱金帛则觇候之士可以知微，而薄惠不足以使人也；广屯田则可以丰军食，而有司旷废其事也；恤土兵则可以助戍，而平居未尝少宽也。此皆我之未备矣。以我之未备，乘彼之未易量，则莫若讲求守御之具，而徐为之谋也。朝廷必有以制之，臣愚不能处也。陛下谓威而必报邪，则威亦有未服，谓战而必胜邪，则战亦有未胜。就使必报必胜，则生民供馈亦已劳矣。若犹未也，则兵连祸结，何时而息乎？关陕一扰，则寇盗必乘而起。种羌之患未解，则西宜备蜀，北亦虑胡矣。夫远夷之不讨，与元元之重困，孰为轻重？起一方之事，而召三隅之忧，孰为得失？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。昔汉宣帝欲击匈奴，而魏相以为不可报怨远夷，是以享三世称藩之效。唐太宗欲征突厥，而长孙无忌愿且戢兵，是以终贞观太平之绩。臣故曰愿陛下权量其宜而行之也。圣策曰：「蒸民非不爱养也，而生业或未完富，以至外驰使者，宣布惠教」。臣闻陛下爱民之心均于赤子矣，而生业或未完者，其大弊有三焉。一曰，郡吏之不足，役及上农，而使之破产竭财，而毙于冻馁，此天下之深不平也。今人细民之家，牛羊耒耜、糇粮裘褐，茍有数十金之直，则举而藉之于公，以备役之之费矣。方其役之将至，而知其必及于死也，则其心如避重诛，其力如捍巨寇，焚减屋庐戕伐桑祏，以求其不及。甚者乃服浮图，隶兵籍，以一身自陷于非类，而觊幸于斯世。又其甚者，子嫁其母，而昆弟得以离居，父子谋为自经，而求省其丁口，此暴役之弊也。二曰，天灾间作，穑事不登，则有除赋之令，以恤其流亡。而有司以掊克为劳，而务足功利。霜雹旱蝗，五种之入无分毫矣，而输入之数十犹五六。此重赋之敝也。三曰，负于公而情不欺者，赦宥为之蠲释，以宽其贫穷，而主者网罗疑似，索求罅缺，幸其少戾于法，而督之益严。及其委弃沟壑而势不可得，则犹能鞭笞其子孙，缧械其邻里，而有望于下。此积逋之弊也。臣愿陛下慎择忠厚之吏以为守宰，而使之不妄举，立为宽通之制以便众庶，而使之不重困，则休养生息，皆陛下之实惠矣。虽使者冠盖不交于道，而惠教安有不宣者乎？舍是则虽朝遣一使，暮置一官，又何益于治乎？陛下不先务此，徒刻薄更张之为，臣愚之所未谕也。圣策曰「国用虽节而尚烦于调度，兵籍虽众而未精于简稽」者，臣亦粗闻其说矣。天下之财常有，而国家有馀不足之无常者，盖取财与用财之道异也。善取则财虽多而常不足，善用则财虽寡而常有馀。今天下之所谓利，凡四总二十八品之馀，百物有禁，盖尽之矣，而出无馀者，未明节之之要也，未慎用之之道也。节其可已而备其不可已，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，则善矣。国之大费六，宗支之禄也，万官之养也，冗兵之食也，二虏之赐也，郊祀之锡也，河防之备也，皆不可一日而节。若乃赐与有横滥，服用有侈靡，掖庭燕私廪给之盛，百工技巧冗食之多，此皆可节之矣。臣愿量时制宜，一切减损，以蕃货财，以备六费之大，此之谓节其可已，备其不可已。若夫兴利者功易见，省事者效难知。易见则取信于人，难知则置疑于众。惟其易见难知，而疑信之两出，此财之所以日匮也。今天下之利有博于解池者乎？岁入百馀万缗耳。有百万之利献陛下者，傥从而榷之，则其人之功，岂不易见哉？然绥城之兵一用而费六百万，是四岁解池之利去矣，有以绥州之不足城告陛下者，傥从而榷之，则是能置四岁之解池矣。然其言主于省事，而不主于兴利，则其功岂不难知哉？究其归，则兴利之利，不如省事之为利，愿陛下反求其端而虑焉。是之谓用其不费而可以足费。知此二者而不竞于锥刀之末，则调度将不烦而民力宽矣。臣又闻国家患兵之冗而讲求其术已久矣。向者容其癃老，今则黥其壮子弟；向者简阅之不密，今则毫毛不敢欺；向者慢于训习，今则朝夕从事以金鼓。此三术者，方今以为练兵之要矣，臣复何言哉？然臣之言者，继于三术之后，而究其情状耳。夫四方凶悍之徒，群聚而安闲，骄惰而不足用，盖有年矣。今一旦遽责之以去留，立辨之以彊弱，则其心岂免于怨乎？孰谓怨不损于王治，而不恤也？《诗》曰：「悦以使民，民忘其死」。岂有驱人于死，而先啖之以怨乎？施诸用兵，尤非全胜之道也。三路者，用兵之地也。今未老者多黜而失其归，壮者则忧其将老而见黜。臣愿有以动其徒类之心，乘其生变，不足御寇而足以为寇，甚非朝廷之利也。昔唐之中世，建销兵之策，岁限以逃死不复补，而克融、廷凑乘之，遂为大患；洪经纶之一出，田悦之一言，而万众大呼。此往事之可鉴者也。嘉祐中，亦赏选天下之兵，而有司以谓朝廷欲省郊祀之费，处之过甚，远近詾詾，赖朝廷有以制之。此近事之在人耳目者也。臣愿陛下慎守三术，以为制兵之具，垂听臣之说以虑其未然，则军政立而天威畅矣。圣策曰「宽关梁之禁而商靡通」者，臣谓关梁之禁，岁羡长而不知止，货法屡变而下不为信，此商之所以壅也。审天下征商之法，课有不足者一切损之，货法之始，有小利而终召大弊者，慎勿辄变而用，则天下之商愿出于涂矣。圣策曰「损器玩之巧而工弗戒」者，臣谓非独法禁之不密，亦教化未之至也。夫民之于上，从其好，不从其令。高髺大袖，其说旧矣。今陛下虽行纯俭以风天下，而百工之肆，日夜谋奇巧，求利于时，是必有以导之也，且法之行自近始，教之至自上率，愿澄其源以洁其流，则天下之工无不戒者也。圣策曰「风俗浮薄，根于取士之无本，教导之不明，台阁之论所执不一，岂无救弊之道」者，臣谓非土著而不任乡议，取浮文而不根经术，较工拙而不考素行，今日取士之大弊矣。比者朝廷讲求，群议而思有以救之，虽论有异同，而所以为敝者，不过此也。夫待人以薄者不可责其厚，今养之取之之制大异于古，则安怪其廉耻衰息哉？臣愿量时而立法，贵其可以适用，则莫若大均荐送之目，而使众寡适其平，无幸与不幸，则土著莫能迁矣。限以一艺之习，而试之家法高说，上第义参于文而取之，则经术孰敢废矣？复孝悌之科，诏监司郡守时加询察，秩满而荐之一二，则素行可得而知矣。本庠序之教，而继以三者，则取士之道庶几无失。又何必变常动众，而求为纷纷欤？圣策曰「刑罚烦重，出于设法之多门，沿袭之不革，将加仁恩之政，使死者少缓，必有可行之术」者，臣谓治而有刑，非养威务刻而求胜斯民，盖欲使之畏罪而迁善也。后世忘其本原，而峻文密法以笼四海，民之手足殆将无所措，此世主所以裁量揆叙，而损益其间也。陛下患刑之密而重报者，众将少缓焉，此尧舜好生之德也。然臣愚犹有献焉。夫所谓缓之之术者，得非以他罪抵死，则斩其左趾欤？得非欲复古之肉刑欤？夫他罪抵死而斩其左趾则仁矣，孰若出于权断而贷其一死之快？彼幸而不死，又为完人，则岂不天地陛下之赐哉？安俟施诸刀锯以为罪次？此景兴之论愈于钟繇也。天三代既衰，而养民教民之具不可复见，民之触罪者盖亦有不幸矣。此肉刑难施于后世也，养之薄而责之厚也，教之疏而禁之密也。昔汉之去周未远，一罢肉刑而笞有至死者，民犹不以为怒，是知肉刑之重而笞刑之轻也。今笞不至死，去汉又千馀年，一日复之，民岂以为宜乎？此卫展之论不及孔融也，愿陛下详其折衷而已。圣策曰「欲兴七教，兼乎三至，以底圣人之道」者，臣谓七教者生民之先务，陛下举为治本，而济以三至之用，力行于上，则圣人之道尽矣，何愧于曾参之言乎？若乃欲民「明六亲，尽乎五法，以极天下之治」者，臣谓六亲者人伦之大原，陛下奉为政体，而奉以五法之具，周施于下，则天下之治毕矣，何违于管氏之说乎？圣策曰「仲舒之言，班固谓切于当世，可施于今者何策」，臣谓仲舒之对，本于《春秋》，以陈王道，故班氏美之。就求其说，而有曰任德而不任刑，损文而用忠，则亦可施于今也。圣策曰：「崔寔之论，范晔谓明于政体，有益于时者何事」？臣谓崔寔之论极于理要，不泥一隅，故范晔称之，就求其说，而有曰补绽决坏，枝柱倾邪，则亦有益于时也。圣策曰：「无以古人之陈迹既久而不可举，无以本朝之成法已定而不可改」者，臣谓先王之政久必有弊，不革而救之，非所谓知变也。然革之当否，安可不慎乎？《易》曰：「穷则变，变则通」。此救弊之说也。《书》曰：「各守尔典，以承天休」。言法之不可易也。使革而当邪，则虽古人之迹，有可举而用矣。使革不当邪，则本朝之成法，有不可改者矣。谓古人之迹皆可举，则周之井地可行于汉，夏之九州可复于魏矣；谓本朝之法皆可改，则成王不必宪文武之旧章，孝景不必遵文帝之业矣。圣策曰「言之非艰」，臣以是不敢侈言而夸说。凡天下之利病，所谓可行与否者，臣既略陈于前，皆其迹之粗者。《易》曰：「神而明之，存乎其人」。故臣于终也，愿陛下思所以神明之。孔子曰：「足食足兵，民信之矣」。既而曰去兵，又曰去食，而民之信之也，卒不可去。是以古之圣人纵横反覆，无所往而不遂者，岂有他哉？惟民信之而已。是故汤为匹夫报仇而民不以为暴，文王以民力为台沼而民不以为为己。及其不信，则行仁义，作礼乐，而民始疑矣。今陛下行假贷之政，孟子所谓耕歛也，岂有举息之心哉？立平准之法，禹稷所谓贸迁也，岂有争利之心哉？复租庸之制，《周礼》所谓大均也，岂有困鳏寡之心哉？拔士于贫贱之中，汉高帝，唐太宗之用人也，岂有尚功利之心哉？增宫庙之员，优致仕之禄，此三代之养老也，岂有退耆茍之心哉？损律定令，皋陶之明刑也，岂有废法行意之心哉？并军蒐卒，五伯之制兵也，岂有轻士重禄之心哉？其措意立法，则皆几于尧舜，可谓盛矣。陛下之心如此，而天下之论乃如彼，陛下见其纷纷而以咎天下之议者，臣愚以为未安也。盍亦反而思之，岂未有以深信之欤？先之以至廉，则虽取之而不疑其贪，况与之乎？首之以至仁，则虽杀之而不疑其暴，况生之乎？二者皆陛下之先务，而未之深信，则常平之议，肉刑之法，宜乎元元无知而惧之也。《诗》曰：「左之左之，君子宜之。右之右之，君子有之」。《记》曰「至诚如神」，夫君子之于物，左右而无不宜者，惟诚而已矣，臣敢以此献。臣昧死惶恐上对。谨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