郑伯以璧假许田，先儒之论多矣，而未得其正也。先儒皆知夫《春秋》立法之严，而不知其甚宽且恕也；皆知其讥不义，而不知其讥不义之所由起也。郑伯以璧假许田者，讥隐而不讥桓也。始其谋以周公之许田而易泰山之祊者，谁也？受泰山之祊而入之者，谁也？隐既已与人谋而易之，又受泰山之祊而入之，然则为桓公者，不亦难乎！夫子知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，故讥隐而不讥桓。何以言之？《隐·八年》书曰「郑伯使宛来归祊」；又曰「庚寅，我入祊」。入祊云者，见鲁之果入泰山之祊也。则是隐公之罪既成而不可变矣。故《桓·元年》书曰「郑伯以璧假许田」而已。夫许田之入郑，犹祊之入鲁也。书鲁之入祊，而不书郑之入许田，是不可以不求其说也。「郑伯使宛来归祊」、「庚寅我入祊」，见郑之来归，而鲁之入之也。「郑伯以璧假许田」者，见郑之来请，不见鲁之与之也。见郑之来请而不见鲁之与之者，见桓公之无以辞于郑也。呜呼，作而不义，使后世无以辞焉，则夫子之罪隐深矣。夫善观《春秋》者，观其意之所向而得之，故虽夫子之复生，而无以易之也。《公羊》曰：「曷为系之许？近许也，讳取周田也」。《谷梁》曰：「假不言以，以，非假也。非假而曰假，讳易地也」。《春秋》之所为讳者三，为尊者讳敌，为亲者讳败，为贤者讳过。鲁，亲者也，非败之为讳，而取易之为讳，是夫子之私鲁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