言理则谓之论，言义则谓之议。《庄子》曰：「六合之外，圣人存而勿论；六合之内，圣人论而不议」。《春秋》经世，先王之志也，圣人议而勿辨。盖夫论则及理耳，所亏者道；议则及义耳，所亏者理。圣人岂不欲废去应问、体道以自冥哉。道无问无应，不发一言，不与万物同患，此特畸人耳，非圣人之所尚。然则孔子虽欲忘言，岂可得哉。不得已而言理，以答学者之问而已，夫是之谓《论语》。然而王者之迹熄，圣人虽言理以答学者之问，犹未可以已也，故其言义则存乎《春秋》，言理则存乎《论语》。而《春秋》之作，是是以劝善，非非以惩恶。善恶之判，犹在权衡之上，轻重或差，予夺弗明，其赏不足以为荣，其罚不足以为辱矣，不得不议。若夫《论语》之言，则答学者之问而已，何事乎此？尝谓希微者道，易简者理，君子以理明道，以义明理，言至于义，去道远矣。孔子之世，师道既明，异端未起，由辨议无间而作，故圣人之答问言理而足矣。平居之时，弟子在侧，各言其志，圣人察其所安，得其才性之病处，仁孝之言，随分而应，不必屡告而详说之。大抵君子之教人，欲其思得之。孔子之于弟子，不愤则不启，不悱则不发，有所罕言，有所不语，其归则曰忠恕仁义而已。一隅之举，两端之叩，近而远，约而详，思得之则会其所固有者矣。弟子之列有闻一而知二者，有闻一而知十者，问诗而知礼，问伯夷而知夫子。小以成小，大以成大，我告之约，彼得之详，以至于是欤。不足之冉求，不悦之季路，闻理而不得叛，卒为贤者，则后世之学士大夫岂宜置诸口耳之间哉。《论语》之后，子思之《中庸》，孟子之七篇，尤得其详。然而孟子之世，许子之言盈天下，孟子思欲拒诐说，放淫辞，不得已而有辨焉。难疑问答，不直则道不见，故其为言尤详于《论语》。虽然，圣人之言，或论或辨，非立异也，时焉而已矣。陈祥道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