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雠之议，疑生于乱世，而不起于治朝。夫治朝上有明天子，下有贤有司，虽陵弱犯怯而杀人者，必得而置于法，无所逃罪，尚何臣子兄弟复雠之有哉？然杀人者，国法之义不至伏诛，而臣子兄弟之义不可不雠者，治世之所有也。故《周官》有复雠之制焉，《调人》之职曰：「凡杀人而义者，不同国，令勿雠」。《朝士》曰：「凡报仇雠者，书于士，杀之无罪」。《礼》曰：「父母之雠弗与共戴天，兄弟之雠不反兵，交游之雠不同国」。《公羊》曰：「父不受诛，子复雠可也；父受诛，子复雠，推刃之道也。复雠不除害」。此书传之所与也。后之断是狱者多矣，或杀或赦，随时予夺，靡有定制。明君达士，徇其所执，往往立言，而唐史尤详。唐明皇谓：「孝子义不顾命，杀之可成其志，赦之则亏其律。人子孰不愿孝？转相雠杀，遂无已时」。陈子昂谓：「仁而无利，与乱同诛，是曰能刑，未可以训。义其节而弗诛，则废刑也。释罪利生，是夺其德，亏其义，非杀身成仁，全死忘生之节。宜正国之典，寘之以刑，然后旌闾墓可也」。柳宗元谓：「诛其可旌，兹谓滥黩刑甚矣；旌其可诛，兹谓僭坏礼甚矣。黩刑坏礼，其不可以为典明矣」。唐宪宗诏曰：「《礼》，父雠不同天；而法，杀人必死。礼、法，王教大端也，二说异焉」。韩愈曰：「子复父雠，见于《春秋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官》、子若史，不可胜数，未有非而罪之者。最宜详于律，而律无条，非阙文也，盖以为不许复雠，恐伤孝子之心；许复雠，则人将倚法颛杀，无以禁止。丁宁其义于经，而深没其文于律者，将使一断于法，而经术之士得引经以议也。复雠之名虽同，而其事各异。或百姓相雠，如《周官》所称，可议于今；或为官吏所诛，如《公羊》所称，不可行于今。《周官》所称，将复雠先告于士；若孤稚羸弱，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，恐不能自言，未可以为断于今。杀之与赦，不可一例，宜定其制。曰有复父雠者，事发具其事，下尚书省集议以闻，酌情处之」。明皇、宪宗形于诏，陈子昂、柳宗元、韩愈之徒咸著文议，则经无失指矣。子昂之议，旌诛并行，坏礼黩刑，宗元驳之明矣，不复叙言也。其馀辩议虽详，未畅礼法之意，有足论者。夫所谓雠者，非谓彼杀而我杀之也，谓君父兄弟见杀于人，不以其罪，而国法不加焉。臣子兄弟之心，义不与戴天同国也，故复雠专杀而情不失义，事不越法，圣人不以为罪。是故《礼》经无共天之义，《周官》有执杀之法。父不受诛，子复雠之，《春秋》之所可也。后世不知原圣人之意，遵经传之旨以断斯狱，据法律之阙文，因汎引杀人之例，以自疑贰；及设施龃龉，情理不安，遂至旌诛并行，渎乱彝典。礼法不明，一至于此，岂不误哉！夫礼与刑，相为表里也。入刑者必失礼，失礼者斯入刑，未有刑之所诛，礼之所与者也。复雠而死，则是与于礼而诛于刑矣，何其戾欤？法之所谓杀人必死者，非谓人不可杀，杀则死之；谓人之无罪，与有罪而不至于死者，人或杀之者也。若以雠为无罪，则既尝杀人之父兄，不得为无罪矣。雠而复之，不免于刑，是杀无罪者不用必死之法，而杀有罪者用之，非法之意矣。若曰人不可以专杀，专杀者必死；且专杀之人，法有所容，若《律》曰：「夜无故入人家，主人登时杀者，勿论」。是杀人者，法不必皆死也。夫夜无故入人家者，未必皆侵害于人；主人可以登时杀之者，有侵害于人之理也。有侵害于人之理者，杀之无罪；既侵害于人之亲者，雠之有诛，此又非用法之意矣。论杀人必死之法，则雠者先在所诛，而雠之者益为无罪。宪宗谓礼、法之说有异。张九龄不知论礼法之意，明其无罪，徒称孝烈之为可贷，故不能胜裴耀卿之徒，卒使不辜滥被诛戮。何则？孝烈之行发于人情，人情之发，有义有不义；合于义则为孝烈，不合义则迹似孝烈，而实为桀骜。法之诛释，亦因此以制之耳。父兄之死果不以其罪，子弟之所可雠也；雠其所可雠，雠之合于义者，言其行则孝烈也，论其法则无罪也。无罪之人，自非法之所治，不待举孝烈之善，然后可贷其死也。父兄之死果以其罪，子弟之所不可雠也；雠其所不可雠，雠之不合义者，言其行则桀骜也，论其法则有罪也。有罪，法之所必诛，不可以其似孝烈而屈法也。如以孝烈而已矣，则《春秋》之所谓「推刃」者亦孝烈也，苟贷之死，岂不违圣人之意，屈公议之法，长暴乱之风乎？夫公私异情，上下殊事。法者，天下之公议，上之所操，以为一世之平者也；志者，一人之私心，下之所守，以制终身之操者也。知方之士，行其志不知其他，志之所为则为之，志之所止则止之，不以旌诛贰其心。知道之君，公其法不计其私，法之所释则释之，法之所诛则诛之，不以人情易其制。复雠者未尝顾公法之可否，而径行其志。则议复雠之狱者，奚必计私心之所至，而轻重其法乎？明皇谓杀之可以成其志，子昂曰「利其生，是夺其德」，此皆私心以议公法者也，失议法之体矣。虽愚夫愚妇，出于一介，奋不顾身以死为得者，人主犹当宥之以正法，又况闻义知方之士，内激忠孝，志在报复以快冤愤之心耶？罪人既得，冤愤之气销，则其志成矣。初无意于德义之名，必死必生之事者，又焉可以黩刑而滥杀乎？韩愈谓杀之与赦，不可一例，宜集议以闻而酌处之，是亦不明礼法之意，故欲取裁于世主也。愈言《周官》将复雠先告于士者，未可以为断于今时也。至言百姓相雠，如《周官》所称，可议于今；为官吏所诛，如《公羊》所称，不可行于今，则脱矣。何者？《公羊》之所谓「父受诛」者，即《周官》之所谓「杀人而义者」也。其所谓不受诛者，则《周官》之所许复雠者也。徒以其辞因伍奢而发，故谓之诛。诛者，上施下之名也。诛之与杀，其实一而已矣。上之诛下，苟以其义，下之所当受；不以其义，则亦所当雠。不许雠之，则为人上者将依势作威，倚法以削，不可制矣。乱之大者，莫甚于此。在百姓则许之复雠，在官吏则不许，是法行于百姓而不行于官吏，非圣人用礼法之意矣，焉知《周官》之所言不兼于官吏，《公羊》之所言不兼于百姓乎？又曰：「律无条，非阙文也，以为不许则伤孝子之心，许则人将倚法专杀，不可禁止」。夫不许而伤孝子之心，则是许之；而人将倚法专杀则非。何者？雠之合于义，专杀不为乱；雠之不合于义，专杀有常刑。不为乱者释之，有常刑者诛之，尚何无禁止之有哉！由此观之，愈不达于礼法明矣，宜其无所折衷也。故曰其馀辩论虽详，皆未畅礼法之意。苟明乎礼法之意，则复雠者可以无罪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