议曰：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者，北辰也。乃一日不居其所，随众星以流焉，天将无四时也。商《诗》不云乎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肇彼四海」。非邦畿以止民也，实止民以为邦畿也；其能止千里而近者，斯能域彼四海之远也。若夫千里不为我畿，则四海将为他人域矣。周《诗》亦曰：「价人维蕃，大师维垣。大邦维屏，大宗维翰。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无俾城坏，无独斯畏」。伤厉王失是道也。民不怀德而城坏矣，乌睹文武成康之绩哉？是故国君死社稷者礼也，后世有以身保一州，勇捍一城者，为希世伟烈，无他焉，不学礼之过也。闻之国君死社稷矣，而太王去邠，诗人不刺焉，何也？曰：太王去邠以兴周也，时则商之衰世也。纪侯大去其国，《春秋》又不贬焉，何也？曰：纪侯去其国以存其祀也，时则周之衰世也。若使当商周之治君盛世，则纪侯者玉帛朝贡之不暇，宁论其国去不去邪？《春秋》于纪侯信不贬矣，而于周王则有讥焉。《书》曰：「天王狩于河阳」。盖天王无出，则自绝于天下也。天子之孝在天下，诸侯之孝在一国，所任不同，所责异也。汉文帝时，老上单于自将十四万骑入萧关，烧回中宫，侯骑至雍，烽火通甘泉宫，可谓危矣。帝乃躬擐甲胄，思亲征焉。其后匈奴复大入，帝亲劳军至霸上及棘门，而在细柳则黄舆屈而不得驱矣，未闻其轻出狩也。既而景帝立，一日中七国同反，帝命周亚夫、窦婴将三十六军以伐之，有张羽之力战，韩安国之持重，韩颓当之功冠诸侯，而赵涉、剧孟、邓都尉辈为之谋画，七国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。惟帝之断，足以诛御史大夫晁错，其势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吴，其明足以容周亚夫之不奉诏，以梁委吴，亦未闻其轻出狩也。唐明皇有始无卒，昏淫不道，固非文景之比，而国家之盛，不减文景时也。一旦安禄山以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之师，率同罗奚、契丹、室韦十五万众反范阳，取河北，陷东京，克桃林，而潼关失守，则不告宗庙，不顾九族，不谕百官，身与宫宦数十人，揭衣而奔，才行四十里而无食饮，与征徒并饥寒。越明日，军士不肯行，则斩宰相缢妃子仅行。中道散亡者众，赖剑南骡纲至，以甘言强之而前，不敢言骑骡之疲也。受辱于馈食之田父，诉诚于献酒之微臣，悲歌酸鼻，若悔而不悔，唐室自是倾矣。其后肃宗幸岐，代宗幸陕，德宗幸奉天，皆脩明皇故事也，未有僖、昭之出，则《春秋》之不贬也。昔禄山之初叛也，四方郡县不从贼者，皆倚东平太守嗣吴王祗以起兵，其终赖太子即位于灵武，以固天下之基业，则民心于帝，岂不愿其留而出哉？梁武帝区区好无益之名，窥无术之利，专以登叛人为谋，末纳侯景十有四州之地，自谓坐获非常之大功也。不知其相朱异纳景之赂，其子王德通景之谋，长江不足以为险，而朱雀航、石头城与浮苴等也。景逼帝坐，白刃交前，而景徒能焚宫室，辱妃主，杀百官，曾不自保其首领也。梁室不碎于侯景之手者，武帝坐朝如故，而未尝议及奔亡。苻坚之秦，军声国势，据中原以威百戎，非江左可拟也。锐气以攻衰微之晋，戎卒六十万，介马二十七万，下蜀汉之舟师，拥幽冀之陆骑，军实万里，齐声并进。晋谢石之师不足以当其十二之一，而石、琰、幼度、伊辈风流清谈之师，不足以当苻融、张蚝、慕容炜、垂、姚苌辈熊虎百战之将。而融阵逼肥水，从幼度之诱，一动而奔，溃不可制止，融擒而坚仅以身遁，姑得道洛阳而入长安。曾不安静，而复出五将山，姚苌执之，幽于新平别室而缢死。靳传国宝以陈义，问尹纬以怜才。于是垂与子宝中道叛，而燕复以兴。乞伏父子继以陇右叛，而秦以立。句町王以河南叛，姚苌以万年叛，慕容冲起兵于帐下，慕容炜变发于会中，诚可惧矣。向使坚收散卒不去长安，任权翼、苻越之忠谋，督张蚝、石越、毛当、苻飞龙之力战，则遽有五将之辱，新平之祸，使秦遂亡乎？执事者鉴汉文景不出而隆盛，唐明皇出而衰亡，梁武不出而存，苻、宣、昭出而亡，则一反覆手间，天下之利害，断可知矣。又有往古实迹可按，而为执事言者。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，出师小胜，而激石虎之赵大阵以临之，一日亡其二十馀城于赵。赵兵将逼所都之棘城，皝惧欲出亡，其帐下将慕舆根谏曰：「王一举足，则成彼赵之王业，中赵之计矣。今国家固守坚城，其势百倍，事之不济，不失于走，奈何望风委去，为必亡之理乎」？玄菟太守刘佩曰：「事之安危系于一人，大王当自强以厚将士，不宜自弱也」。其谋臣封奕曰：「虎凶恶已甚，鬼神共嫉，祸败之至，何日之有？今空国远来，攻守异势，戎马虽强，无能为也。顿兵积日，衅隙自生，但坚守以俟之耳」。燕乃以刘佩之力战大败赵师，终为大国。视石虎不义以死也，是尤宜今日之当知者也。所谓黏罕、斡离不者，非石虎之俦也，其凶淫不道则过之，我不可一举足以自弱而成贼计，惟坚守以成百倍之势，而视其明神诛殛可也。况我祖宗基业之固，宗庙社稷之灵，今天子之勤俭图治，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语也。亦窃有可惧者，今之谋臣视封奕如何，其战将视刘佩又如何，执事者未宜忽于斯也。又如燕幽帝慕容炜屡败于晋大司马温之师矣，温乘胜至枋头，炜惧焉，与太傅评谋奔龙城，赖吴王垂请出战，曰：「若其不捷，走未晚也」。果大败温于襄邑，而得晋之寿春焉。此则危甚矣，无足为执事者陈之也。今之谋臣必不为慕容评，而战将视慕容垂又如何，执事者复宜念之也。是二者盖有前比矣。光武初在河北，得邯郸、信都二郡之助，而兵众未合，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，西还长安，独邳彤曰：「若明公无征伐之意，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。明公既西，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，背城主，而千里送公，其离散亡逃可必也」。光武不复西，而卒因二郡，以一天下也。方光武创业之初，犹不肯散亡二郡之众而固守河北，执事者谓今累圣重光之基业，可不恤京师之众散亡而固守天下乎？嗟夫，皝去棘城，谋奔龙城，则燕虽兴而复亡也。光武轻去河北，则不能中兴，而汉不得复有天下也。执事者幸少念之也。或曰：「晋元帝之亡也，保江东而兴王业，胡为而不可？曰：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，非驱黄屋以东巡也。其所以即帝位者，又岂藉江山之固哉？中原名德之士，王导、周顗之属，不忘中原之故国，相与慷慨垂涕，而立宗庙于荆棘之中耳。是时东晋之地，南抵寿春，北极彭城，东至洛阳，如使元帝居洛阳之旧都，收中原之遗英，则彼刘渊，石勒辈，果何有哉？请以二事明之。东晋之初兴也，弱矣，刘琨遥奉朝廷之威命，无日不战于刘、石间，几兴而败。且使琨不死，则灭刘以兴晋阳，杀石勒以固河北，而洛阳、长安皆晋之归也。祖逖志在中原，琨之所畏也。其在豫州，百姓襁负而至，将士乐为致死力，胡寇不敢窥兵。石勒遣吏护其母墓，黄河以南复为晋有，略地千里，复户万计，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。晋之末尤衰矣，大司马温之师，犹足以至霸上，刘裕之师又足以入长安，况在元帝初兴乎？其初则未有定分争先，破竹之势也，其后则强箭之末，饮羽之势也。琨、逖二人者，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。温、裕二人者，不生于元帝之时，使之效忠佐王者也。执事者当念琅邪王渡江失计如此，况以天子之尊，为江东之举乎？岂不惜哉！昔人所谓日前可验天下共知之事，区区所陈，往事是也。其在本朝，则章圣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，不西狩蜀，不南狩金陵，上有毕士安之深谋，下有高琼之竭忠，而成之于寇准之决策，不复徘徊而径幸澶渊，其流福天下，至今赖之也。是则不待说之之言，而执事者宿知之矣。谨议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三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三一，《曹南文献录》卷六二。）。

「亡」字原空，据右引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