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前汉武帝纪》，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：「公卿大夫，所使总方略，壹统类，广教化，美风俗也。夫本仁祖义，褒德禄贤，劝善刑暴，五帝三王所由昌也。朕夙兴夜寝，嘉与宇内之士，臻于斯路。故旅耆老，复孝敬，选豪俊，讲文学，稽参政事，祈进民心，深诏执事，兴廉举孝，庶几成风，绍休圣绪。夫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；三人并行，厥有我师。今或至阖郡而不荐一人，是化不下究，而积行之君子壅于上闻也。二千石官长纪纲人伦，将何以佐朕烛幽隐，劝元元，厉蒸庶，崇乡党之训哉？且进贤受上赏，蔽贤蒙显戮，古之道也。其与中二千石、礼官、博士议，不举者罪」。有司奏议曰：「古者诸侯贡士，壹适谓之好德，再适谓之贤贤，三适谓之有功，乃加九锡；不贡士，壹则黜爵，再则黜地，三而黜，爵、地毕矣。夫附下罔上者死，附上罔下者刑，与闻国政而无益于民者斥，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退，此所以劝善黜恶也。今诏书昭先帝圣绪，令二千石举孝廉，所以化元元，移风易俗也。不举孝，不奉诏，当以不敬论；不察廉，不胜任也，当免」。奏可。

臣观自古人主欲命令之行，未尝不用赏罚为先。然施于荐举之当否，每见其仅存而终以废弛，岂以赏罚为不足以劝惩者哉？大抵徒以求贤为美事，而不知其真为急务。故荐者不以为有功，而不荐者不以为可罪，而谬举者又以为适然其情为可恕。此贤才所以淹滞，不为世用，而奸邪之徒得以肆朋比之欺，凡以求之之诚不至故也。恭惟陛下寝寐贤哲，方诏从臣各举所知，丁宁恳恻，德意诚至。群臣孰不感激，务极搜选，期于尽得天下之俊乂，以复陛下。然所贡贤者必有赏，不贤者必有罚。董仲舒尝为汉言之，所不可废也。元朔设法若是其严，而终武帝之世，以荐贤失举被赏罚者，不知凡几何人，岂但为文具耶？夫惟加至诚，信赏罚，则荐者不敢苟，而所得无非贤矣。所得皆贤，然后笃信而专任之，不使小人得以间焉，则贤者得以尽其才，又何功不成，何治不举！君子之道，于是乎得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