秦始皇帝、汉孝武帝、唐明皇帝，皆以过人之材，履治安之世。内则殚奢极侈以竭天下之奉，外则穷兵黩武以邀绝域之功，甘心方士虚诞之说以求不死，为后世笑。然而秦传二世而亡，武帝躬蹈巫蛊之祸，不能保其妻子，而卒措天下于泰山之安。明皇遭禄山之变，身取播迁，而肃宗亦能勘定祸乱，收复土宇，成中兴之业。三帝者所为则同，而其报不同，何也？尝试论之。人主有过人之材，而履治安之世者，其志必大，而欲必多。惟其欲多，故必殚奢极侈以竭天下之奉；惟其志大，故必穷兵黩武以邀绝域之功。若夫甘心方士虚诞之说以求不死，则亦以其志大而欲多故也。是三者，虽皆足以致危亡，然而其操术英断而发寤悔过者，即其身可以转危而为安，汉武帝是也。其祖宗之德泽深，而天下之人材众者，虽失之身，而后嗣继兴，亦可以振亡而为存，唐明皇是也。咸无有焉，以自底于危亡之地，则始皇是已。何以知其然耶？武帝遭巫蛊之祸，悟田千秋之言，而其晚节何其与平时相反也？平时土木之功，声色狗马之玩，斩刈民力，耗蠹天下；而其晚节封丞相为富民侯，以赵过为搜粟都尉，教民力穑。平时开边通道，爪牙卫、霍，猎取夷狄，天下骚动；而其晚节下哀痛之诏，弃轮台之地。平时喜方术，崇祠祭，尊宠文成、五利之徒，以徕神仙；而其晚节降诏曰：「吾自即位以来，所为狂悖，为方士之所愚弄。天下岂有神仙，但节食服药，可以少病而已」。故能收治效于末路，委神器于幼子，而天下不乱。岂非操术英断，发寤悔过，即其身可以转危而为安耶？明皇开元之初，励精庶政，委任得人，众职修举，凛然有贞观之风。其后怠忽荒政，而内宠擅权，外相李林甫、杨国忠，数十年自蔽耳目，养成祸基。侈心一开，竭天下不足以奉其欲，边臣丧师数十万而不得知也，方且奉符瑞、假神奇以镇服天下。禄山乘间窃发，金鼓一震，窜身巴蜀，而委宗社于贼庭，唐祀几亡，固其宜也。然而高祖、太宗之德泽结于民心，太平既久，人材众多，故肃宗建号于灵武，而四方忠义之士奋袂而起，响应影从，不可胜数。若颜杲卿、真卿倡义于河朔，李憕、卢奕死节于洛都，张巡、许远著绩于睢阳，郭子仪、李光弼成功于长安，而唐室再造，繄数臣是赖。岂非祖宗之德泽深，天下之人材众，虽失之身，而后嗣继兴，亦可以振亡而为存耶？若夫秦，则岂有是哉。阿房之宫，隔离天日，钟鼓嫔嫱，不移而具。骊山之役，下涸三泉，中成观游，上成山林。既以强力擒灭六国，又命蒙恬北筑长城，以守藩篱，却匈奴者数百里。遣徐福辈治装入海，以求方丈、蓬莱，亲巡海上以候神人，至死不寤。峻刑苛法以敲扑天下，焚《诗》、《书》以愚黔首，天下豪杰散弃山泽。陈胜奋臂一呼，豪杰并起，而秦亡矣。由此观之，三帝者其所为虽同，而其报则异，岂不各当其分欤？人主不幸而有过，举若武帝斯可矣；彼秦之始皇、唐之明皇，遗后世戒，顾不厚哉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