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闻君犹心也，宰执犹之股肱，台谏犹之耳目。耳司听，目司视，视听不废，运用股肱，无为于中而治者，此心所以为真君也。人君亦何为哉？相与论治道者，台谏也；相与行治道者，宰执也。天下之理不过是与非，天下之事不过利与害。台谏曰是，宰执曰非，人君察焉，果非也，过在台谏，不在宰执；若以是为非，则宰执何所逃罪哉！宰执曰利，台谏曰害，人君察焉，果害也，过在宰执，不在台谏；若以利为害，则台谏何所逃罪哉！万几至繁，吾之所以用聪明者，特在于审是与非，辨利与害，此以一应万之要也。苟不能致乎此，使是非利害灼然胸次，则真伪不分，朱紫混淆，劳精疲神于末流，天下之治不可冀矣。盖人非尧舜，不能举事皆善。罔计其善，而悦人赞己，是谓求谄谀而成暗昧。昔诸葛当主幼国新之际，独总朝政，顾何所赖于群下，一旦发教，乃谆谆力求转相违覆，以补废败。太宗贞观之治，庶几成康，一时辅拂亦少贬矣。尝谓执政曰：「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赏罚，故愿公等极谏。公等亦宜受人谏，不可以己之所欲恶人违之」。使宰执能以此待台谏，人君能以此待宰执，天下之治不难图矣。故朝廷之上，事无过举，则台谏何所复言？及其有言，必与朝廷违异；其违异也，乃所以相成也。唯朝廷不以异己为嫌，而事求其当，则天下幸甚。本朝之盛，无踰仁宗，稽考治迹，盖周成王、汉文帝不足进焉。宰臣则前有王曾、李迪，后有韩琦、富弼；执政则有欧阳修、范仲淹之徒。由今视之，其人何如哉！然当时诸臣深达治体，朝廷之上既已务和而不务同，至于台谏有所论列，不以人微而易之，不以意异而诎之，唯是之从，而不嫌议不出己，亦不难于改过从善。当时议宰执以为奉行台谏文书，是不知此乃诸臣深达治道，用心过人者。洎王安石用事以来，专以摧折台谏为事。然当时人才，承累朝养育，而砥砺名节之风不衰。论议风生，以斥逐为荣，未为安石下也。至蔡京用事，师法安石，而狠贼过之，议己者置之死地。台臣引用私党，藉为鹰犬，搏击正士。创置官司，冗滥蚕食，而谏省列位，浸缺弗补。恶政弊事，流毒四方。陛下既亲见之，临御以来，搜求疏远谠直之士布在台谏，虚己听纳，下诏敦谕，是诚有意祖宗之治矣。然以臣观，陛下盖喜受人言，而未可谓之善用言；盖喜纳人之谏，而未可谓之能从谏。用言从谏云者，必深思而熟计之，当理则行，不俟旋踵；若受而不能用，与不受同，实无益也。三代以降，能用言从谏者，无如汉高祖、唐太宗。盖高祖智略初无踰人，奋布衣取天下，未尝画一谋，出一计，唯其善用群策，非独张良、陈平为之腹心，外如郦食其、娄敬之徒，一言合理，信用不疑，此所以成帝业。太宗胁父杀兄，以就大事，其天资何如哉！唯其乐闻己过，有谏必听。始也孙伏伽之徒，赏之而使言，久之得魏郑公之意于微辞颜色之表，不待力争而强辩。此所以躬平祸乱而坐致太平。人主诚欲听言纳谏，以二君为法可矣。陛下天性元良，忧勤庶事，听言纳谏，宜无难者，顾尚有愧于二君，臣知其所由矣。陛下以沉晦为事，而有累于明；以柔逊为事，而有累于断。明与断两未见焉，而大臣承蔡京馀风，不能以韩琦、富弼诸人之心为心，故台谏章疏或阻格而不行，或稽留而不下，未阅数月，已有挤陷之事。如余应求、陈公辅者，踪迹外孤，志操凛然。金兵在郊，京师震恐之时，执章乞对，慷慨论事，仰陛下延问开纳，兵退之后，擢为台谏。士大夫方庆言路得人，而应求等亦感激奋励，知无不言，正道少伸，邪人侧目。一旦论事稍涉嫌疑，陛下未能洞察，执政因而挤之。是何异蔡京所为哉？覆辙在前而蹈之，亦可哀矣！夫任耳目以广视听，将以运用股肱。今也壅蔽耳目，有伤害之者矣，陛下将谁与为治乎？臣闻真宗时常诏谕谏官御史，各令举职，仍令中书籍记其言事行与不行，岁终具奏。盖非特稽所言当否，用以知其人，亦以防壅蔽之患。伏望陛下特赐举行，仍内中创置台谏章疏文籍，随所上录之，听政之暇，雍容观览。不唯有裨治道，因考其事有合行，而稽留未进呈者，特与督责执政，庶几耳目股肱之任不致偏废，而治道可望。至于明断之说，臣备员谏省，赐对之初，已恳恳为陛下言之。伏望曲留圣意。取进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