臣伏蒙圣恩，赐臣及赵撙、王宣御劄一封，圣谟宏远，圣训坦明，而圣恩不遗，曲示始终之眷，下拜感激，顾犬马一死诚不足以报也。臣伏读圣训，以臣所奏坚守唐、邓，而诸路有可入寇处别未见修画，此独于二郡而全胜之策未尽。此臣愚闇，浅识近虑有所不逮，惶惧载心，无以自容。而先日三省枢密院指挥，但问将来虏人侵犯唐、邓，合作如何备御，故臣所对止于二郡为详，而不能广引馀路并论之，此臣之罪也。臣自去年秋至汉上，以诸将兵力单薄，臣与之共议，悉收诸屯散漫之兵聚之襄阳，以为家计，坐观虏入寇之路以应之，已尝具奏知矣。至戍守唐、邓之兵，但仍其旧，以二将云虏来之正路也。按旧籍唐州屯一千三百馀人，方城屯二千馀人，各以一统制或一统领主之，而湖阳减宋受军五千人，于郢州就粮，惟屯鄂州军二千四十馀人而已。缓急救应，已有成规，大抵如朝廷今所具守唐州之上策也。但去年有可忧者，唐州之运以人力车乘而无城可婴，一旦猝至，所谓一统制三千之兵无以自固，而湖阳及新野援兵恐不相及，则那回溃散，甚可虑尔。去年湖阳之屯，赵撙之兵不过二千，而王宣之兵在邓州者亦不过二千人，未有一兵留戍新野者。臣前奏云：「官军之守唐城者可坚壁不战，以待援兵之至。盖湖阳大兵进可为唐城之援，荆南之军出新野、南阳而与之合，则虏腹背受敌」。是与赵撙之奏所谓于湖阳、唐州一带接连屯布军马，缓急奔赴争利，与臣之奏亦无甚异也。赵撙奏云：「虏自方城入寇则荆、鄂两军固当会合，则王宣分兵应之，其路自当出新野、南阳无疑」。则是撙、宣之意大略亦相一也。自去冬三人守唐、邓之策既已素定，先日三人之奏又已互见，自是无大段异同。但臣等拙于文辞，不能互达其意，以致上烦朝廷之疑，此又臣之罪也。至泌河之运河道隘而舟小，所载不多，又自三月至七月而止。其方城、唐州、湖阳前所具长年守戍之兵与比阳之戍六百馀人，亦合自唐州陆运应副，岁凡用粮一十一万四千六百馀硕。去年以前无城以积粮，又月积人力以陆运，故诸军之食有足有不足，将士每以此为忧。臣今岁措置泌河之运，亦不过年计合用之数，而缓急递遣应援之兵便有粮可食，徐计已食之数议补发而已，不至仓猝调两路数万丁夫也。粮既十一万有奇，而马料又凡六万六千五百馀硕，泌河水力尚未敢必其尽如数，安得有大蓄积以资寇也？襄汉既远，事之条目至多，纸上所陈，得一遗二，备后阙前。若非朝廷疏列下问，臣亦不自觉其言之不达其意，而今奏又不得不与朝廷明辨也。伏奉御批，唐州勿轻弃。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明见万里之外，呜呼，尽之矣，臣尚何辞！少须赵撙、王宣具到今次合报事宜，一一别具奏知。伏乞睿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