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有定法，则吏有定守，民有定向。若二三焉，则惑矣。前法既淆于后令，而旧习固摇于新制，吏民将安所取中乎？遵前则戾乎后，弃旧则不安乎新，扰扰焉适从之无所。故君子当其二三，则求有以一之。一之者，非一诸我也，一诸所安而已。一代之兴，必有一代之制。其品章条目，上下循焉，耳目熟焉，所谓安也。历世滋久，必有讲明世变而创为新议者焉，听其言亦切于事，揆诸世亦未戾于民，从其一旦之宜，推而行之，于是有与成法相悖者。今日之言如此，明日之言如彼，积彼此之异，而法不胜其二三，天下始皇惑无准矣。吾将刬去一切权宜之议，尽复前朝世守之法，则是二三而一之，复以所安者遗焉，吏守民向，皆有定而无惑矣，无亦便而易治欤？昔日萧何削秦之苛而为九章，天下便其简当，谓之画一。画一之法，守之以曹参之清净，镇之以孝文之玄默，无增损也。孝武亲崇给捷之士，讲故改制，务以生事相高。张汤、杜周因得舞其智巧焉，敢为纷更而惮其言曰：「三尺律令安在哉？前王所是著为律，后王所是疏为令，宜世是为，何古之法乎」？斯言一出，向之画一者，盖歧中又有歧矣，而不止乎二三也。魏相之相宣帝也，数陈国家便宜故事，以为古今异制，当今惟在奉行故事而已。夫故事即画一以来承袭之旧，而武帝之所纷更者也。以一汉世，而有所谓高帝之法焉，有所谓武帝之法焉，为吏若民，宜何从乎？相之专行汉家故事也，所以惩武而遵高也，所以定法而一制也。元帝尝有所关说，而宣帝不肯，以为汉家自有制度，不宜纯用周政。其知所以而一焉，或者相之言有以启迪之欤？虽然，天下之事，不见其害，不知其利。令之布也，知行其意之所可，而不防其二三，则一君之身，有自相舛駮者矣。萧瑀为内史，高祖尝以不即宣敕责之，瑀曰：「大业之世，内史宣敕，或前后相违，有司不知所从。故臣每受一敕，必勘审与前敕不违，始敢宣行」。太宗尝敕选人诈冒者死，未几有犯者，上欲杀之。戴胄处法当流，曰：「敕者，出于临事之喜怒；法者，国家布大信于天下」。卒得不杀。夫后与前不相应，敕与法不相当，此法令所从二三，而天下之所为疑误者也。高祖、太宗曾不知觉，而待萧、戴之正救焉。使微二子，则唐令惟新，自相二三矣。是故天下不可无正救之臣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