别纸谆诲，良荷不鄙。自顷致书之后，方窃悚惧，以俟谴诃，岂意高明不以为罪而虚受之，此真熹所敬服叹慕而不能已者，幸甚幸甚！然所谓一字之失者，若推其所自来，究其所终极，恐其失不但一字而已。更望少留意焉，则熹之愿也。濂溪、河南授受之际，非末学所敢议。然以其迹论之，则来教为得其实矣，敢不承命而改焉。但《通书》《太极图》之属，更望暇日试一研味，恐或不能无补万分，然后有以知二先生之于夫子，非若孔子之于老聃、郯子、苌弘也。惟是苏学邪正之辨，终未能无疑于心。盖熹前日所陈，乃论其学儒不至而流于诐淫邪遁之域。窃味来教，乃病其学佛未精，而滞于智虑言语之间，此所以多言而愈不合也。夫其始之辟禅学也，岂能明天人之蕴，推性命之原，以破其荒诞浮虚之说而反之正哉？如《大悲阁》、《中和院记》之属，直掠彼之粗以角其精，据彼之外以攻其内，是乃率子弟以攻父母，信枝叶而疑本根，亦安得不为之诎哉？近世攻释氏者，如韩、欧、孙、石之正，龟山犹以为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，况如苏氏以邪攻邪，是束缊灌膏而往赴之也，直以身为烬而后已耳。来教又以为苏氏乃习气之弊，虽不知道而无邪心，非若王氏之穿凿附会，以济其私邪之学也。熹窃谓学以知道为本，知道则学纯而心正，见于行事，发于言语，亦无往而不得其正焉。如王氏者，其始学也，盖欲凌跨扬、韩，掩迹颜、孟，初亦岂遽有邪心哉？特以不能知道，故其学不纯，而设心造事遂流入于邪。又自以为是，而大为穿凿附会以文之，此其所以重得罪于圣人之门也。苏氏之学虽与王氏若有不同者，然其不知道而自以为是则均焉。学不知道，其心固无所取则以为正，又自以为是而肆言之，其不为王氏者，特天下未被其祸而已。其穿凿附会之巧，如来教所称论成佛、说老子之属，盖非王氏所及。而其心之不正，至乃谓汤、武篡弑而盛称荀彧，以为圣人之徒。凡若此类，皆逞其私邪，无复忌惮，不在王氏之下。借曰不然，而原情以差其罪，则亦不过稍从末减之科而已，岂可以是为当然而莫之禁乎？《书》曰：「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」。此刑法之本意也。若天理不明，无所准则，而屑屑焉惟原情之为务，则无乃徇情废法而纵恶以启奸乎？杨朱，学为义者也，而偏于为我；墨翟，学为仁者也，而流于兼爱。本其设心，岂有邪哉？皆以善而为之耳。特于本原之际微有毫釐之差，是以孟子推言其祸，以为无父无君而陷于禽兽，辞而辟之，不少假借。孟子亦岂不原其情而过为是刻核之论哉？诚以其贼天理、害人心于几微之间，使人陷溺而不自知，非若刑名狙诈之术，其祸浅切而易见也。是以拔本塞源，不得不如是之力。《书》曰：「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」。又曰：「予弗顺天，厥罪惟均」。孟子之心，亦若是而已尔。以此论之，今日之事，王氏仅足为申、韩、仪、衍，而苏氏学不正而言成理，又非杨、墨之比。愚恐孟子复生，则其取舍先后必将有在，而非如来教之云也。区区僭越，辨论不置，非敢自谓工诃古人而取必于然诺，实以为古人致知格物之学有在于是，既以求益，而亦意其未必无补于高明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