论者多曰，处天下之事者，贵于济不贵于速。危言极谏，直撄其锋，则事败而身危；蒙垢忍辱，待时而发，则事成而身安。噫，此一说也。后世患得患失之士，往往藉此说以文其奸。平居暇日，持禄养交，浑然不见圭角，世亦莫测其故；及其临事，伈伈伣伣，俯首强颜，偷合苟安，以固爵位。慷慨敢言者，反以轻虑浅谋嗤之。愚俗无知之人竞信其说，曰，彼固有所待也。其人幸而死且斥，不预于成败之际，又以为不幸而痛惜之。若人者，外窃君子长者之名，内规市井屠沽之利，一唱百和，自以为是，而人莫能破其说，此孟子所谓德之贼也。昔者高后欲王诸吕，王陵面折廷争，平、勃唯务顺从，卒能诛诸吕、安刘氏者平、勃也。以成败而论，陵可谓之无谋。夫白马之盟，当时大臣皆预焉，传不一再，遽欲背约，陵安得默默哉？平、勃阿意承旨，隐之于心，有愧于陵多矣。平诡辞自解，乃曰「全社稷，定刘氏后，君不如臣」。且诸吕之王、高后称制之初年，禄、产盖未用事。当是时，刘氏固自安也，平何以知其必危？平固多智，或能逆料其然，身为大臣，要当为国远虑，绝其萌芽，遏其源流，无使滋甚；今也坐视不问，养而成之，激而溢之，徐起而缓图，岂不殆哉？况以有限之年，求难必之事，邂逅不如意，二公或废或死，遗之后人，乌能保其必济乎？愚是以知平、勃之功适有天幸也。方其廷议之时，陵已白发其端，平、勃从容，一言以继之，若曰高帝盟血未乾，「天下共击」之语，诸侯王所知也，诸吕之王，恐非所以爱之。持是说以进，为有词矣。后虽强悍，或可以利害动；不然，以死争之可也。后内畏人言，外惧祸变，其谋必沮，诸吕之王亦因以少抑矣。不知出此，反逡巡畏避，莫敢忤其旨，委曲承顺，唯恐或后，至使吕氏四人分王大国，几半天下，放肆纵弛，无所忌惮。幸而不数年间，高后死，吕氏子弟材智下，不足以为大患，故偶成平、勃之功。借使产、禄辈一人杰立挺出，高后百岁，为之宗主，成其羽翼，王莽之祸未必不起于此时，平之权谲，勃之庸鄙，亦不敢保其为汉纯臣也。善乎，爰盎之言曰：「绛侯所谓功臣，非社稷臣。方诸吕用事，擅相王，太尉本兵柄，弗能正。吕后崩，大臣共诛诸吕，太尉适会成功」。此当时目击者之言也。夫所谓社稷臣者，可以托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。如陵不负高帝之约，坚守固执，有去而已，近于社稷臣也。世以成败论人者，退陵而进勃，果公论乎？孟子曰：「圣人之行不同也，或远或近，或去或不去，归洁其身而已」。又曰：「君子创业垂统，为可继也，若夫成功，则天也」。故为人臣，当以王陵为法，讵可优柔委靡，阉然媚于当世，以侥倖一旦不可必之功乎？又况有平、勃之功则可以赎过，无平、勃之功，徒窃名以规利，迹其本心，不容于《春秋》之诛。愚恐患得患失之士以平、勃藉口，后之学者靡然从之，士风日以衰坏，天下不复有节义之士，其流祸岂浅鲜哉？故愚不得不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