人情之趋于薄，自世道日狭始。世道之日狭也，其原固有自也。夫能以道容天下，而使夫人相安于是非毁誉之中，殆必有权舆是者矣。自夫宽洪博大之意不存于上，而后偏驳诡激之论横兴于下，君子当于其世变求之。东汉之时何时哉？是非明，毁誉著，此其远过后世者也，然其道视前汉已太狭矣。忧世君子长睨远览，窃谓大道之行也，以天下为一，不作好恶，无有彼己，尚何毁誉之有？意若有讥当世之士大夫者，抑由未知其所自求也。夫使天下之人私相毁誉，而一时号为名流，独持风裁者得执其权而奔走之，得无所自哉？苟在上者，其道足以容天下，而为公论之主，则固不止此矣。夫志欲慕古而未明时敝之原，且徒杂以老、庄之说，议者嘉其志而取其几于道可也。道以天下为一，尝观于老庄之说矣。大要无异于朱穆所谓道德以仁义为薄，淳朴以礼法为贼，是穆之所为言者，固圣门所不道也。君子独何取哉？夫不究其所以言之意，妄而訾焉，则亦不足以深知之也。彼以为使天下之人畏义而后愧生于心，惮礼而后负结于意，则是毁誉未忘也。毁誉未忘，则是人我两立，而非以天下为一之道也。此其志诚有足尚者，惜也不及见吾三代之盛。昔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建中于上，天下有公是非而无私毁誉，故孔子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」。使老、庄而生其时，则固知毁誉之不足为世病，而何俟于尽忘之哉？自圣贤不世出，建中之道未知攸属，而是非毁誉一听人之自为，而权始移于下矣。使权一出于上，而犹惧其道之不宏，未免偏党之敝，况其下乎？是则世之君子有不胜其纷扰，思欲举一世毁誉而尽忘之者，毋怪也。吾观东汉自光武出，而磨世厉俗以起人畏义惮礼之心，张而不弛。更一再传，缙绅之间，务为矫异而无包荒之德，喜为沽激而亡纳污之量，是其所为得者，固其所以失也。夫公论不出于上而作于下，其道已狭，况夫硗硗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污？褒善太明，或将丑正；疾恶已甚，惧其为乱。忧世君子，安得不究极世道升降之由，而为是反本之论欤？且其言曰：「道以天下为一」。是道也，即《洪范》所谓建极之道也。穆以老庄之说参焉，遂谓畏义惮礼者不足以语道之大。吁，庄周有言：「誉尧而非桀，不若两忘而化于道」。此穆之论所从出也。是其伤今慕古之意，宜亦有类于周者，而皆未明夫时敝之原。且穆亦尝究其原欤？古今未尝有无毁誉之天下，其所以相从相薄者，岂独天下之过哉？君子盖于权舆是道者太息焉。向有皇极之君，其道之广大无我，能以天下为一，则是非毁誉之权，殆必有归矣，何至于分散四出，奔溃交激，而日趋于薄哉？穆盖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为言者也。昔西汉自高祖专务简易，议论宽厚，而风俗淳一，上下疏阔，无迫切窘束之态，公府不按吏，而士大夫听言人过。当时之士满于山东，游侠之说盈于闾里，卒不闻有横议之兴，此其道犹有以天下为一之意焉。盖自孝宣综核而天下始相寻于毁誉，虚伪相交而俗益薄矣。然则世道之日狭也，可不深原其自哉！且穆亦既知道之广大，如天地之无不覆帱，而顾以咎当时之士大夫为未知道者，抑犹未得为知本之论也。虽然，士大夫亦乌得辞其责哉？盖东汉诡激之俗起于处士之沽名，而成于太学诸生之横议。当其臧否人物，坐作声价，是宜举一世靡然趋之，而莫之反也。向使得如徐稚、仇览者数人焉，介然自守于无所知名、毁誉不及之际，则异时之事当不至重申屠蟠之窃叹矣。君子安得不因朱穆之言，而有感于斯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