昔先王之兴役赋，所以安上济下，尽利用之宜，是故随时质文，不过其节。计民丰约而平均之，使力足以供事，财足以周用，乃立一定之制，以为常典。甸都有常分，诸侯有常职焉。万国致其贡，器用殊其物，上不兴非常之赋，下不进非常之贡，上下同心，以奉常教，民虽输力致财，而莫怨其上者，所务公而制有常也。

战国之际，弃德任威，竞相吞代，而天下之民困矣。秦并海内，遂灭先王之制，行其暴政，内造阿房之宫，继以骊山之役，外筑长城之限，重以百越之戍，赋过太半，倾天下之财不足以盈其欲，役及闾左；竭天下之力不足以周其事，于是蓄怨积愤，同声而起。陈涉、项梁之畴，奋剑大呼，而天下之民，响应以从之。骊山之基未闭，而敌国已收其图籍矣。

昔者东野毕御，尽其马之力，而颜回知其必败，况御天下而可尽人之力也哉？夫用人之力，岁不过三日者，谓治平无事之世，故周之典制载焉。若黄帝之时，外有赤帝、蚩尤之难，内设舟车门卫甲兵之备，六兴大役，再行天诛，居无安处，即天下之民，亦不得不劳也。劳而不怨，用之至平也。禹凿龙门，辟伊阙，筑九山，涤百川，过门不入，薄饮食，卑宫室，以率先天下，天下乐尽其力而不敢辞劳者，俭而有节，所趣公也。故世有事，即役烦而赋重世无事，即役简而赋轻。役简赋轻则奉上之礼宜崇，国家之制宜备，此周公所以定六典也。役烦赋重，即上宜损制以恤其下，事宜从省以致其用，此黄帝、夏禹之所以成其功也。后之为政，思黄帝之至平，夏禹之积俭，周制之有常，随时益损而息耗之，庶几虽劳而不怨矣（《群书治要》，《永乐大典》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