难云：释迦之现，近在庄王；唐虞、夏殷，何必已有。周公不言，恐由未出；非门宜隐，育王造塔。始警王之世，阎浮有四，则东国不容都无？答曰：释迦出世年月，不可得知。佛经既无年历注记，此法又未东流，何以得知是周、庄之时？不过以《春秋》鲁庄七年四月辛卯恒星不见为据，三代年既不同，不知外国用何历法，何因知鲁庄之四月，是外国之四月乎？若外国用《周正》邪？则四月辛卯，长历推是五日，了非八日。若用殷正邪？周之四月，殷之三月。用夏正邪？周之四月，夏之二月。都不与佛家四月八日同也。若以鲁之四月为证，则日月参差，不可为定。若不以此为证，则佛生年月，无证可寻。且释迦初诞，唯空中自明，不云星辰不见也。瑞相又有日月星辰，停住不行。又云：明星出时，堕地，行七步，初无星辰不见之语，与《春秋》恒星不见，意趣永乖。若育王造塔，是敬王之世，阎浮有四，此道已流东国者。敬王以来，至于六国，记注繁密，曾无一概。育王立塔，非敬王之时，又分明也。以此而推，则释迦之兴，不容在近周世；公旦之情，何得未有？

难云：夫子自以华礼兴教，何宜乃说夷法？故叹中国失礼，求之四夷，亦良有别意。答曰：弘教次第，前论已详，不复重辩。

难云：四夷之乐，裁出要荒之际；投诸四裔，亦密迩危羽之野。禹迹所至，不及河源；越裳白雉，尚称重译。则天竺罽宾，久与上国殊绝，衰周已后，时或有闻。故邹子以为赤县于宇内，止是九州中之一耳。汉初，长安乃有浮图，而经像眇昧。张骞虽将命大夏，甘英远届安息，犹弗能宣译风教，必其发梦帝庭，乃稍兴显。此则似时有通碍，非关运有起伏也。答曰：本以西域路近，而大法不被。此盖由缘应未发，非谓其途为远也。其路既近，而此法永不东流。若非缘应未至，何以致此？及后东被，皆由缘应，宜发通碍，各有其时，前论已尽也。

难曰：若必以缘应有会，则昔之淳厚，群生何辜，今之浇薄，群生何幸！假使斯法本以救浇者，夫为罪莫过于杀。肉食之时，杀孰甚焉！而方俟火粒，甫为教萌，于大慈神力，不有所踬乎？若粳粮未播，发事难息，未审前时过去诸佛，复以何法为教？此教之萌，起在何佛？兼四戒犯人，为报乍轻；一杀害兽，受对更重。首轻末重，亦为未达。夫立人之道，曰仁与义。周、孔所云闻声不食，斩伐以时者，盖欲大明仁义之道。于鸟兽草木，尚曰其然；况在乎人，而可悖虐！非谓内惕寡方，意在缘报，睹迹或似，论情顾乖。不审于内外两圣，其事可得是均以不？此中参差，难用顿悟。请备以咨洗，愿具启诸蔽。答曰：民资肉食，而火粒未启。便令不肉，教岂得行？前论言之已具，不复重释。众生缘果所遭，各有期会。当昔佛教未被，是其恶业盛时；后之闻法，是其善业萌时。善恶各有其时，何关淳厚之与浇薄？五支之戒，各有轻重。非杀戒偏重，四支并轻，且五业虽异，而互相发起。犯人之戒，人重故先出；犯兽之戒，兽轻故后被。训戒之道，次第宜然。周公、孔子，渐弘仁恻。前论已详，请息重辩。若必以释教乖方，域之理外，此自一家之学，所不敢言（《广弘明集》五。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