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一曰：臣闻天子者，继天立极，终始绝名，故《谷梁传》曰：「太上不名」。《曲礼》曰：「天子不言出，诸侯不生名」。诸侯尚不生名，况天子乎！若为太子，必须书名。良由子者对父生称，父前子名，礼之意也。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，子同生，《传》曰：「举以太子之礼」。杜预注云：「桓公子庄公也」。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，备用太子之礼，故史书之于策。即位之日，尊成君而不名，《春秋》之义，圣人之微旨也。至如马迁，周之太子并皆言名，汉之储两俱没其讳，以尊汉卑周，臣子之意也。窃谓虽立此理，恐非其义。何者？《春秋》《礼记》，太子必书名，天王不言出。此仲尼之褒贬，皇王之称谓，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。班固、范晔、陈寿、王隐、沈约参差不同，尊卑失序。至于魏收，讳储君之名，书天子之字，过又甚焉。今所撰史，讳皇帝名，书太子字，欲以尊君卑臣，依《春秋》之义也。

其二曰：五帝之圣，三代之英，积德累功，乃文乃武，贤圣相承，莫过周室，名器不及后稷，追谥止于三王，此即前代之茂实，后人之龟镜也。魏氏平文以前，部落之君长耳。太祖远追二十八帝，并极崇高，违尧、舜宪章，越周公典礼。但道武出自结绳，未师典诰，当须南、董直笔，裁而正之。反更饰非，言是观过，所谓决渤澥之水，复去堤防，襄陵之灾，未可免也。但力微天女所诞，灵异绝世，尊为始祖，得礼之宜。平文、昭成雄据塞表，英风渐盛，图南之业，基自此始。长孙斤之乱也，兵交御座，太子授命，昭成获免。道武此时，后缗方娠，宗庙复存，社稷有主，大功大孝，实在献明。此之三世，称谥可也。自兹以外，未之敢闻。

其三曰：臣以为南巢桀亡，牧野纣灭，斩以黄钺，悬首白旗，幽王死于骊山，厉王出奔于彘，未尝隐讳，直笔书之，欲以劝善惩恶，贻诫将来者也。而太武、献文并遭非命，前史立纪，不异天年，言论之间，颇露首尾。杀主害君，莫知名姓，逆臣贼子，何所惧哉！君子之过，如日月之食，圆首方足，孰不瞻仰，况复兵交御座，矢及王屋，而可隐没者乎！今所撰史，分明直书，不敢回避。且隐、桓之死，闵、昭杀逐，丘明据实叙于经下，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！

其四曰：周道陵迟，不胜其敝，楚子亲问九鼎，吴人来徵百牢，无君之心，实彰行路，夫子刊经，皆书曰卒。自晋德不竞，宇宙分崩，或帝或王，各自署置。当其生日，聘使往来，略如敌国，及其终也，书之曰死，便同庶人。存没顿殊，能无怀愧！今所撰史，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，皆书曰卒，同之吴、楚。

其五曰：壶遂发问，马迁答之，义已尽矣。后之述者，仍未领悟。董仲舒、司马迁之意，本云《尚书》者，隆平之典，《春秋》者，拨乱之法，兴衰理异，制作亦殊。治定则直叙钦明，世乱则辞兼显晦，分路命家，不相依放。故云「周道废，《春秋》作焉，尧、舜盛，《尚书》载之」，是也。「汉兴以来，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臣力诵圣德，仍不能尽，余所谓述故事，而君比之《春秋》，谬哉」。然则纪传之体出自《尚书》，不学《春秋》，明矣。而范晔云：「《春秋》者，文既总略，好失事形，今之拟作，所以为短。纪传者，史、班之所变也，网罗一代，事义周悉，适之后学，此焉为优，故继而述之」。观晔此言，岂直非圣人之无法，又失马迁之意旨。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。魏收云：「鲁史既修，达者贻则，子长自拘纪传，不存师表，盖泉源所由，地非企及」。虽复逊辞畏圣，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。

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，述者非一，人无善恶，皆为立论。计在身行迹，具在正书，事既无奇，不足惩劝。再述乍同铭颂，重叙唯觉繁文。案丘明亚圣之才，发扬圣旨，言「君子曰」者，无非甚泰，其间寻常，直书而已。今所撰史，窃有慕焉，可为劝戒者，论其得失，其无损益者，所不论也（《隋书·魏澹传》，又略见《北史》五十六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