窃观与西人议和，其利一而其害有四。且西边宿兵以来，国用空耗，而民力匮乏，今若与约和，则边兵可减，科敛可省。其为利一也。始，契丹声言，尝遣谕西人，使臣中国；今和议成，恃其功。且去岁乘西边屡败，已有割地之请，朝廷意在息民，故但增岁赂，而不忍起二方之役。今若更有所求，将安拒之乎？此其害一也。自天下承平，四十年间，武事不饬，及边鄙有警，而用不习之将，不练之兵，故久无成功。然比来边臣中材谋勇健者，往往复出，方在讲训不懈，以张中国之威。一日因议和弛备，复如曩日，缓急必不可用。此其为害二也。自元昊拒命，终不敢深入关中者，以沙州唂厮啰等族素所不附，虑为后患也。今中国与之通和，赂遗之厚，彼必专力以制二蕃，强大之势，自兹以始。此其为害三也。且朝廷恃久安之势，法令弛而不振，纪纲坠而不修，忠邪不辨，用度不节，未闻有为陛下安危计者。及西戎起衅，而初犹忽之，至累败王师，始议更张法制，以救前事之弊。茍戎人遂和，又且一时无事，前日恃物力之完盛，以致今日之患；今其势大屈，若复安逸，则他时之患，不可枝梧矣。此其为害四也。凡利害之机，安危之计，愿陛下留神而熟图之。

窃见张子奭使夏州回，虽闻元昊欲称臣，然岁乞卖青盐十万石，兼遣人回易京师及乞增岁给之数。如闻大臣议于缘边置榷场，计卖盐五七万石及互市诸物。臣以谓西盐五七万石，其直不下钱十馀万贯。况朝廷已许岁给之物二十万，今又许卖盐，则与遗北敌物数相当。北敌之势，与中国抗，且因入寇澶渊，先帝息民为心，故不惜岁给之厚。今元昊世为藩臣，拥区区数州之地，非北敌比。一日无故叛命，因其复欲称臣，便同北敌所赂之数，实恐他日为患不细。且去岁北敌忽有割地之请，虽复继盟，今又见厚给元昊，其贪欲之心得自已乎！况自德明之时，累乞放行青盐，先帝以其乱法，不听。及请之不已，命追德明弟入质而许之，是以彼必不从之事，以杜其意。盖盐，中国之大利，又西戎之盐，味胜解池所出，而其产无穷。既开其禁，则流于民间，无以堤防矣。兼闻张子奭言，元昊国中颇甚穷蹙。就如其说，朝廷不必急和。且元昊拒命以来，虽屡败王师，杀掠边民，然起事之初，自当收拾人心，凡所得，逐时分给其众，兵力虽胜，用度随窘，此亦可信。当彼窘乏之际，尤宜以计困之，安得汲汲与和哉！议者不过以王师数战不利，若与和，则边用可省。然不虑北敌邀功，元昊畜计于后，有不可枝梧之势。今西边窥贼之势已熟，将之能者渐出，而兵之精者可用。朝廷若减冗兵，罢不材之将，为持久之计以待之，何患贼之不困也？古之为天下者，见不可为之势而尚为之，今日之势，非不可为，但顾目前之利而不为尔。卖盐之请，固不可许，望陛下与大臣审安危大计而决定之。

臣闻《洪范》五行及前代变验，曰：赤雪者，赤眚也，人君舒缓之应。舒缓则政事弛，赏罚差，百官废职，所以召乱也。晋太康中，河阴降赤雪，时武帝怠于政事，荒宴后宫，每见臣下，多道常事，不及经国远图，故招赤眚之怪，终致晋乱。地震者，阴之盛也。阴之象，臣也、后宫也、戎狄也。三者不可过盛，盛则阴为变而动矣。忻州赵分，地震六七年，每震则有声如雷，前代地震，未有如此者也。惟唐高宗本封于晋，及即位，晋州经岁地震，宰相张行成言：「恐女谒用事，大臣阴谋，宜制于未萌」。其后武昭仪专恣，几移唐祚。天地灾变，固不虚应。陛下救舒缓之失，莫若自主威福，时出英断，以慑奸邪，以肃天下。救阴盛之变，莫若外谨戎备，内制后宫。谨戎备则切责大臣，使之预图兵防，熟计成败；制后宫则凡掖庭非典掌御幸尽出之，以省浮费，且裁节其恩，使无过分。此应天之实也（《国朝诸臣奏议》卷三九。又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四五，《九朝编年备要》卷一二，《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》卷一二，《宋史》卷二九五《孙甫传》，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三○○。）。

盛：原无，据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补。

臣窃见景福内宫，祖宗积经费之馀，以备非常之用。近岁诸路物帛，多入内库，中外尽疑宫中之私费。唐置琼林、大盈二库，率供燕侈，杨炎、陆贽请罢之。今日景福之积，颇类唐之二库。后宫之数，臣虽不知，但闻三司计肉食者千馀人，又有私身，当不啻数千人矣。臣近闻染院计置染绫罗甚急，以备宫中支用，言至藏库所积红罗，去冬已绝，它物称此，则浮费可知也。陛下省之，立可感动人心，以消灾谴。张修媛宠恣市恩，祸渐以萌。夫后者，正嫡也，其馀婢妾尔，贵贱有等，用物不宜过僭。自古宠女色，初不制而后不能制者，其祸不可悔。

元昊以数州之地，世臣中国，一旦拒命，数年扰边。大臣不能谋于朝，将帅不能胜于野，守备寖久，师老财匮，前以金帛二十万与之议和，而彼和无厌，犹有所求。汉以金帛遗匈奴，贾谊谓中国卑辱之甚，遂至流涕。今与一小蕃议和，当岁给之物，近又增至二十五万，彼犹偃蹇，未满其意，卑辱又甚于汉矣。今使人回，其请通青盐及岁遣人回易京师，闻皆不许，于体颇为得之。近闻元昊杀用事之人遇乞等，且方议和未决之际，彼杀用事者，正扬虚声，欲边防之弛备尔。况边郡多已经贼蹂践，惟庆、秦二州居民与属蕃富完。又镇戎军据贼要害，彼岂须臾忘也？今日之事，尤在预择将帅。择将之术，必任责于大臣。昔周世宗以秦、凤之乱，命宰臣王溥择将，而得向拱。既成功，而世宗谓漙曰：「平秦、凤，卿之力也」。盖自古良将，多由辅臣荐用。去岁定川之败，陛下忧愤未已，大臣乃言怀敏非材所致，而边事未足以烦圣念。此实欺君之言。且西戎为边患数年，大臣不能选良将，及其败也，则曰将帅非材，以茍免其过，岂非欺君之言乎？责成之术，不可更循前失。今陜西兵官惟种世衡、狄青、王信材勇，可战可守，自馀闇懦险贪者，大臣不可谓不知也。茍不知，何以共谋国事？既知而更置惟在于速尔。议者或谓秦州有唂厮啰之援，贼必不敢入，此又不料事机之甚也。唂厮啰自为曹玮所败，岂无怨心？近岁朝廷授以节制，使图元昊，受命以来，未尝有一毫之效。前月元昊破瞎毡，而唂厮啰不敢出救，既不敢救其子，况能为秦州之援乎？惟朝廷速择将帅而深计之。

自昔之有天下者，未尝一日去兵，虽然，兵无良将，与去兵同。祖宗朝养兵不多而取胜于中外者，有良将也。今日养兵多而未尝胜者，以无将也。非无将也，不知其才而任之也，其人可将千人，而授以万人，欲不取败得乎？今韩琦历经略、招讨、部署之任最久，田况曾为经略判官，近皆还自陜西，边将之才，无容不知。请诏琦等条四路将臣能否，为上中下三等，其最下者黜之，庶几将帅得人，而胜可取也。

窃闻刘沪等修水洛城，而泾原副部署狄青以沪等不听令，并枷送德顺军。此狱系一方利害，但未知朝廷处置何如尔？昔曹玮尝欲修其城，以通渭、秦救援之师，会边防多事，其志未克。自西事以来，边臣亦屡有营度者，盖其城在生蕃中，未能通之。昨郑戬为四路部署，与刘沪等具上修建之利，而沪等入生蕃界，服其众，渐立城堡，朝廷已赏其功矣。近闻韩琦等宣抚回，以修城虽有利，虑生蕃难制而功莫就，乞且罢其役。戬固请城之，且言沪等招得生蕃，皆愿借耕牛以助播种，又城中有榷酤之利，可以赡军事，茍不行，沪等虽诛毋悔。缘狄青之意，元与郑戬不同，戬既罢四路，青以韩琦等所奏，便抽还水洛城援兵。沪等自谓已见功绪，止乞留兵以毕其役。若便坐以违主帅之令，则沪本以一方利害，初禀朝廷之命，领千馀兵在数万生蕃中，亦尝战斗杀获，而终使之服属，亦其勇略之可尚也。今以主帅之言而罪之，不惟劳臣不劝，其招来蕃部得不惊惧乎？虽然，狄青为一道帅，下有不从令而朝廷释之，青不无怏怏心。况今之将臣如青之材勇者，不可多得，此固难处置，惟朝廷两全之。

之翰启：孟冬薄寒，伏惟德表兄长朝奉尊体起居万福。之翰即日蒙恩，不审迩来动止何似？之翰改使河北，向已上状，自后江行寡便，不数拜问。之翰八月廿二日方到本路，十月中始还治舍，内外幸亦如常。末由省侍，伏乞善保寝兴，专奉状拜候，不备。弟之翰百拜德表朝奉兄坐前，十月十五日状。

甫启：虞候还，附手启，必已呈左右。节级归，又辱启诲，承即日体况休豫，深以为慰。舟船极荷应副，已差人申取，亦欲完葺也。有所教令，时惠音。馀唯顺时自重，以俟迅擢，不宣。甫手启子温运判屯田同年侍史，三月廿八日，谨空。

古之史，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是也，二经体不同而意同。《尚书》记治世之事，作教之书也。故百篇皆由圣人立，不以恶事名，虽桀纣之恶，亦用汤武之事而见，不特书也。但圣贤顺时通变，言与事各有所宜，为史者从而记之。有经圣人所定典谟、训诰、誓命之文，体虽不一，皆足以作教于世也。《春秋》记乱世之事，立法之书也。圣人出于季世，睹时之乱，居下而不能治，故主大中之法，裁判天下善恶，而明之以王制。是圣人于衰乱之时，起至治之法，非谨其文，则不能正时事而垂大典矣。此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体所以不同也。然《尚书》记治世之事，使圣贤之所为，传之不朽，为君者、为臣者见为善之效，安得不说而行之？此劝之之道也。其閒因见恶事致败乱之端，此又所以为戒也。《春秋》记乱世之事，以褒贬代王者之赏罚，时之为恶者众，率辩其心迹而贬之，使恶名不朽，为君者、为臣者见为恶之效，安得不惧而防之？此戒之之道也。其閒有善事者，明其心迹而褒之，使光辉于世，此又所以为劝也。是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记治乱虽异，其于劝戒，则大意同也。后之为史者，欲明治乱之本，谨戒劝之道，不师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意，何以为法？至司马迁脩《史记》，破编年体，创为纪传，盖务便于记事也。记事便则所取博，故奇异细碎之事皆载焉。虽贯穿群书，才力雄俊，于治乱之本、劝戒之道，则乱杂而不明矣。然有识者短之，谓纪传所记一事分为数处，前后屡出，比于编年则文繁。此类固所失不细，殊不知又有失之大者。夫史之纪事，莫大乎治乱。君令于上，臣行于下；臣谋于前，君纳于后。事臧则成，否则败，成则治之本，败则乱之由。此当谨记之。某年君臣有谋议，将相有功勋，纪多不书，必俟其臣殁而备载于传，是人臣得专有其谋议功勋也。《尚书》虽不谨编年之法，君臣之事，年代有序。羲和之业，固载于《尧典》；稷、契、皋、夔之功，固载于《舜典》。三代君臣之事，亦犹是焉。迁以人臣谋议功勋，与其家行细事杂载于传中，其体便乎？复有过差邪恶之事以召危乱，不于当年书之以为深戒，岂非失之大者？或曰：「《春秋》虽编年，经目其事，传载本末。迁立纪传，亦约是体。故刘餗《史例》曰：『传所以释纪，犹《春秋》之传焉』。此可见迁书之不失也」。答曰：《春秋》，圣人立法之书也，立法故目其事而断之，明治乱之本。所目之事，或一句，或数句，国之典制罔不明，人之善恶罔不辨。左氏，史官也，见圣人之经所目之事，遂从而传之，虽不能深释圣人之法，记事次序，一用编年之体，非外《春秋》经目独为记也。迁之为纪也，周而上多载经典之事，固无所发明。至秦、汉纪，并直书其事，何尝有法？纪无法，传何释焉？此乃餗附迁而为之辞也。或曰：「史之体必尚编年，纪传不可为乎」？答曰：为史者习尚纪传久矣，历代以为大典，必论之以复古则泥矣。有能编列君臣之事，善恶得实，不尚僻怪，不务繁碎，明治乱之本，谨劝戒之道，虽为纪传亦可矣。必论其至，则不若编年体正而文简也。甫尝有志于史，窃慕古史体法，欲为之。因读唐之诸书，见太宗功德法制与三代圣王并，后帝英明不逮，又或不能守其法，仍有荒纵狠忌庸懦之君，故治少而乱多。然有天下三百年，由贞观功德之远也。《唐书》繁冗遗略，多失体法，诸事或大而不具，或小而悉记，或一事别出而意不相照。怪异猥俗，无所不有。治乱之迹，散于纪传中，杂而不显。此固不足以彰明贞观功德法制之本、一代兴衰之由也。观高祖至文宗《实录》，叙事详备，差胜于他书，其閒文理明白者尤胜焉。至治乱之本亦未之明，记事务广也，劝戒之道亦未之著，褒贬不精也。为史之体亦未之具，不为编年之体，君臣之事，多离而书之也。又要切之事或有遗略，君臣善恶之细、四方事务之繁，或备书之。此于为史之道，亦甚失矣。遂据《实录》与书，兼采诸家著录，参验不差、足以传信者，修为《唐史记》。旧史之文繁者删之，失去就者改之，意不足而有它證者补之，事之不要者去之，要而遗者增之，是非不明者正之。用编年之体，所以次序君臣之事。所书之法，虽宗二经文意，其体略与《实录》相类者，以唐之一代有治有乱，不可全法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之体，又不敢僭作经之名也。或曰：「子之修是书，不尚纪传之体可矣，不为书、志，则郊庙、礼乐、律历、灾祥之事，官职、刑法、食货、州郡之制，得无遗乎」？答曰：郊庙而下，固国之巨典急务，但记其大要，以明法度政教之体。其备仪细文，则有司之事，各有书存，为史者难乎具载也。自康定元年脩是书，至皇祐四年草具，遂作序述其意，更俟删润其文。后以官守少暇，未能备具。逮嘉祐元年，成七十五卷。是年冬卧病久，虑神思日耗，不克成就，且就其编帙，粗成一家言，才力不盛，叙事不无疏略，然于劝戒之义谨之矣。劝戒之切而意远者，著论以明焉，欲人君览之，人臣观之，备知致治之因，召乱之自，邪正之效，焕然若绘画于目前。善者从之，不善者戒之，治道可以常兴，而乱本可以预弭也。论九十二首，观者无忽，不止唐之安危，常为世鉴矣。

论曰：义师之起，本救世乱，若威德渐盛，则四夷款附矣。故周武兴师，致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之众，助牧野之战；汉高平定天下，亦有北貊、燕人枭骑之助。今唐师方起，当以德义为胜，何乃听文静一时之谋，遽求助于突厥？斯自小也。财宝金帛，皆民力所致，当举义之始，许之夷狄，可乎？不尽赂之，又自失信。后突厥恃其微功，连岁入寇，盖由兹失策也。

论曰：立太子必嫡长者，使天下之心有系，以止争夺之患也。行之平世，固为常法。若夫大公之世，子不贤，尚求圣人以传大位，况长子不贤，次子圣乎？安得局于常法也！唐有天下，本秦王之谋。秦王功德之大，海内属望，其势可终为人臣乎？建成自举义以来，无一事可称道，但以年长，使居圣子之上，至愚者亦知其不可也。虽秦王以常礼让，胡不虚其位待天命之归？况受禅之初，天下未定，何汲汲于立太子也？善哉，宁王宪让太子之言曰：「时平则先嫡长，世难则归有功」。此万世不易之论也（《唐史论断》卷上。又见《唐宋名贤确论》卷七。）。

之：原无，据函海本增。

论曰：恩与刑，人主之大权也。恩当其功，刑当其罪，则中外劝戒矣。反是道，何以服人心？裴寂、刘文静俱以佐命为大臣，文静才略功名，过寂远甚。高祖任情，亲寂而疏文静，文静失律则除名。及与寂有隙，出怨言，遂听寂谗杀之。寂当将相之任，怯而无谋，屡为贼败。既入朝，不加深罪，幸矣；顾待弥厚，可乎？施恩于寂太优，用刑于文静太暴，二者兼出于私，非圣子功德之大，人心去矣。

论曰：兵之用閒为神妙者，以其术之不可窥也。高祖历战伐多矣，用兵之事，不可谓不晓。刘世让素有忠义之名，既以知边机使备突厥，方制其要害，功效甚明。突厥使人入朝，言世让有异谋。殊不知世让既荷任用，已有功效，何故与突厥通谋？况突厥入寇，本以马邑为便，今得其地守之，是阨其入寇之路也。世让经画如是，戎人反言与己国通谋，其情固易察耳。高祖不察而杀世让，何昏暗之甚也！

论曰：国之用武固常事，不可一日懈也。中夏之广，外夷之众，虽太平之世，黠恶者畏威服德，而不敢动，其心常幸国之有事，起而为患尔，则武备可一日懈乎？况大乱初定，人心未宁，便欲为安逸之态而偃武事，及突厥入寇，乃谋迁都以避，经世之略，何其浅也！赖秦王坚议，不行谬策，令复置十二军，以教诸府之兵。中国之威，自此盛矣。

论曰：古之明王，嫔御之数，著于经典者可见也。汉之后宫及千数，贤如魏桓者，不肯出仕矣。盖人君广置嫔御，其损有三：侈费甚也，内宠多也，怨女众也。侈费甚则困民力，内宠多则竞私谒，怨女众则伤和气。人君之德，所损如是，贤者以为难谏正而不愿仕也。况隋炀荒虐，自古无比，强取良家女置后宫者，固无其数。高祖初入关，放离宫之人还亲属，此得美事之一节。及受禅，安然有其后宫，欲不荒恣，得乎？赖圣子承之，立矫其过，计出三千之众，使天下耸动，歌咏唐之盛德也。

论曰：或问：「《春秋》书国君即位，必于元年正月，明新君踰年即位改元也。此书即位踰年，岂《春秋》之法乎」？答曰：《尚书》记天子传位改元之法，舜则曰「月正元日」，禹则曰「正月朔旦」。《春秋》即位改元之法本于此，圣人以舜、禹之法为天下之至正也。然《顾命》、《康王之诰》记成王崩，康王既为天子，乃释冕反丧服，盖以先君不书所终之年，天子之位不可一日而虚，故于柩前即位，明先君传授之意，不及行舜、禹之法也。但踰年称君改元，亦同其道矣。以天子不待踰年即位，则诸侯可知也。《春秋》一国之史，圣人脩之，遂见天下大法，莫若舜、禹至正也。元年初即位，说者引《康诰》之文为定，以谓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，百官以序，国史书「即位」以表之。此虽明不待踰年即位，元年见新君之法，不知圣人因而存舜、禹之道也。况鲁侯即位虽称元年，必书「王正月」者，上以明王道之序，下以见诸侯奉王制而即位也。若夫脩天子之史，可不知书元年即位之法乎？又后代事艰，天子继统，必待踰年称君，势有不便矣。故当依实书之，虽略变古法。其曰以即位踰年改元，亦所以法《尚书》定位、《春秋》改元见新君之意也。

论曰：帝王兴治之道，在观时而为之。观时在至明，至明在至公，至明则理无不通，至公则事无不正。通于理故能变天下之弊，正其事故能立天下之教。弊变教立，其治不劳而成矣。孔子曰：「如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可也，三年有成」。则圣人之意可见矣。或曰：「孔子言『善人为邦，百年然后胜残去杀』，又言『王者必世而后仁』，何谓也」？答曰：孔子教为邦者久之之辞也。为邦若非圣哲，或行仁政，未能变通时事，功业不速，必中道而止，故教以久行仁政乃有成功也。若以圣哲之道则期月可也，但后之为天下者，虽欲兴起治道，多非圣哲之才，不能通究时弊，以道变之，务速其功，以行一时之事，故所为駮杂，莫复前古之治也。观魏公之论，诚得圣人之意，文皇能纳其言，而不惑奸人之论，力变时弊，以行王道。呜呼，明哉！大乱之后，兴立教法，不急其功，致时太平，德流于后。呜呼，公哉！

论曰：太宗之任谏官，真得其道。夫天下之务至广也，军国之机至要也，虽明主听断，贤相谋议，思虑之失，亦不能免。一失则为害不细，必藉忠良之士谏正。夫忠良之士，论治体、补国事，乃其志也，能密有所助，则亦志伸而道行，岂必欲彰君过而取高名哉！当君相议事之际，使谏官预闻，得以关说，或有阙失，从而正之。天下亲睹朝政之得宜，不知谏者之何言，上下诚通，国体岂不美乎？况大臣论事，以谏官规正于人君之前，安有不公之议？兹亦制御大臣，使之无过之术尔。若以谏官小臣，不可预闻国议，必众知阙失，方许谏正，事或已行而不可救，过或已彰而不可言。故刚直之臣，有激讦不顾以争之者，君从之犹掩其过，君或不从，则君之过大，臣之罪愈大矣。太宗任谏官，可谓得其道。

论曰：封伦真奸人，太宗真能照奸人之情者也。大臣之职，荐达人材，固非细事。天下之大，中外之任，可容一日乏才乎？然人之才，有能有不能，器而使之，众职举矣。岂有人主责其举贤，己未尝推荐，但言无奇才异能，上欲欺主之明，下欲蔽天下之善，此真奸人也！盖奸人不乐进贤，其情有三：保位固宠，常惧失之。以贤者既用，必建立功业，掩己之名，见己之过。名灭过露，则位不能保，宠不能固，此不乐进贤之情一也。又奸人立私，必人附己乃引之。贤者怀才安命，进退以道，固不肯趋附奸人。以谓不附己而引之，则不知己之恩；不知己之恩，则不为己之党，此所以不乐进贤之情二也。奸人无至公待人之心，心既不公，知人不明。虽遇贤才，不能深识，虑引而进之，或有大过，为己之累，此不乐进贤之情三也。封伦之情，正在于此。太宗以前代未尝乏人折之，使惭惧无辞，可谓能照奸人之情者也。国有奸如封伦者，世世不无，人主能照其情而责之，则公卿悚动，贤者进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