师不必众也，而效命者克；士无皆勇也，而致死者胜。古之人有以众而败，有以寡而胜者。王寻、王邑以百万而败于三千之光武，曹公以八十万而败于三万之周瑜，苻坚以百万而败于八千之谢玄是也。夫率师百万以临数千之军者，必胜之军也，然有时而至于败者，骄吾所以必胜，而以轻敌败也。提卒数千以当百万之众者，必败之道也，然有时而至于胜者，奋吾所以必败，而以致死胜也。夫兵多在敌者，智将之所贪，而愚将之所惧也；兵寡在我者，愚将之所危，而智将之所安也。多固可惧，而我贪之，恃吾有以覆其骄也；少固可危，而我安之，恃吾有以激其奋也。提数千之兵以抗大敌，使人人自致其死，而忘其为数千之弱者，易能也；连百万之众以临小敌，使人人各效其命，而忘其为百万之强者，难能也。何者？弱则思奋，而强则易懈故也。弱而奋，则奋者其气也；强而懈，则懈者其情也。于气则易乘，于情则难率。因易乘之气而激之，故有以寡而胜者矣；就难率之情而驱之，故有以多而败者矣。是以古之善论将者，必知其所以胜任之多寡，苟非所胜任，虽多而累矣。韩信以高祖之所胜将者十万耳，而其自谓，则虽多而益办也。是以古之善将者，其用百万如役一夫。分数既定，形名既饰，节制素明，威赏素著，有术以用其锋故也。赵括一用，赵人四十万束手而就长平之坑者，败于众也。王剪必用秦军六十万，然后取胜于荆者，办于多也。汉高祖尝一大用其军矣，劫五诸侯之兵合六十万以攻楚也，而项羽逡巡以三万之锐起而覆之，濉水为之不流。此将逾其分，而韩信之所忧也。曹公之于兵也，巧谲奇变，离合出没，其应无穷，白首于兵，未尝不以少敌众也。卒丧赤壁之师，而成刘备、周瑜之名者，骄荆州之胜，恃水陆之众，而败于懈也。方寻、邑百万之众以厌昆阳，其视孤城之内外者皆几上肉也。然而光武合数千之卒，申之以必死之誓，激之以求生之奋，身先而搏之，则其反视寻、邑之众者皆几上肉也，是以胜。虽然，是役也，人以其为光武之能事，而莫知其所以为能事也。唯诸将观其生平见小敌怯、见大敌勇也，皆窃怪之，而不知光武为是勇怯者，乃所谓能事，而皆以求胜也。夫怯于小敌者，其真情也；勇于大敌者，其权术也。敌小而怯，怯而戒，戒而励，胜之道也；敌大而勇，勇而决，决而奋，亦胜之道也。于敌之小而示其真情，是以不易胜之也；于敌之大而用其权术，是以不畏胜之也。光武非特能以少败众也，固又至于多而益办也。呜呼，光武之于取天下者，亦何独不出于真情之与权术欤？顾人莫之测耳。始伯升之结宾客喜士，规以诛莽，以复刘氏，而世祖乃独事田业、勤稼穑而已。故伯升比之高祖兄仲，而人亦以谨厚目之，不意其有他也。及其部勒宾客，绛衣大冠而起于宛，则勇决之气又有过于伯升者焉。夫光武意之所以在莽者，岂一日之间耶？然于莽之世，而为伯升之所为者，固亦危矣。是以光武之独事田业为谨厚者，其权术也；卒然而起，绛衣大冠者，其真情也。故伯升首事，而光武收之。呜呼，英雄若世祖者难及也！

兵以义举而以智克，战以顺合而以奇胜。坚之为是役也，质于义顺则犯，考于奇智则诎，悖于其所兴者三，玩于其所用者二，此其所以败亡而不救也。所谓悖于其所兴者三者，不惩魏人再举之退败，而求济其欲于天命未改之晋，一也。忘其夷虏之丑类，求袭正统而干授天命，二也。溺于鲜卑，中我以祸，而忘其为社稷之雠，三也。三者悖矣，而又玩于所以用者二焉：势重不分，而趋一道，首尾相失，无他奇变，一也。骄其盛强，足以必胜，弃其大军，易敌轻进，二也。此兵家之深忌也。吴王劫七国百万之师而西，不用田禄伯之言，乃专力于梁，以至于败者，恶其权之分也。禄山举范阳数十万之众而南，不用何千年之画，乃并兵徐行，卒以不济者，惜其势之分也。虽假息反虏，败亡随之，亦昧于兵之至数也。赵括之论兵工矣，虽其父奢无以难之。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，以其言于易也。王邑耻不生缚其敌，而徒过昆阳，卒以大败者，以其用于易也。恶其权之分，则不以其兵属人。无属人以兵，是自疑之也。惜其势之分，则不以其兵假人。无假人以兵，是自孤之也。以易言之者，有所不将，而将必败也；以易用之者，有所不战，而战必溃也。盖众而恶分，则与寡同；强而易敌，则与弱同。出于众强之名，而居寡弱之实者，其将皆可覆而取也。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，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袤也。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，彼之动者义与顺，所出者智与奇也。晋之取吴也，二十万耳，而所出之道六；隋之取陈也，五十万耳，而所出之道八。惟其所出之道多，则彼之所受敌者众。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。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，而前后千里；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，而专向寿春。坚尝自恃其众之盛，谓投鞭于江，足断其流，乃自向项城，弃其大军，而以轻骑八千赴之。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。及其既败，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，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！使坚之师离为十道，偕发并至，分压其境，轻骑游卒营其要害，将自为敌，士自为战，虽主客之势殊，攻守之形异，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，则吾所用以取胜者盖亦六七。虽未足以亡晋，而亦以胜还矣。嗟夫！坚之于叛胡也，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。然至此而大悖者，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。盖兵有众寡，势有分合。以寡而遇众，其势宜合；以众而遇众，其势宜分。黥布反攻楚，楚为三军以御之，而又自战于其地。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。吴汉之讨公孙述，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，授其裨将刘尚万人，使别屯江南，相距者二十里。述分将攻之，汉尚俱败。此兵少而分之患也。然而知其妙者，虽少犹将分之，以兵必出于奇，而奇常在于分故也。项羽之二十八骑耳，而分之为四，会之为三是也。至于兵大势重而致溃败者，未尝不在乎不分之过也。《法》曰，「善用兵者，譬如率然。率然者，常山之蛇也。击其首则尾至，击其尾则首至，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」。此言其阵之分也。以阵而必分，则凡兵之大势者可知也。盖兵大势重，分之则所趋者广，足以出奇而人自为战。不分则所应者独，难以合变而身萃其敌。将以其身萃敌而士不自为战，求其无败，不可得也。嗟乎！人常乐乎大众之率，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，虽至死而不悟者，岂特为苻坚也哉！

臣近者伏蒙圣恩许令入觐，特御内殿，三赐引对，疏远之迹得望穆穆清光于咫尺间，从容移时。仰聆玉音，俯竭愚悃，臣子之情，不胜欣幸。然进对之久，恐劳圣躬，加以言词拙讷，敷奏迂疏，犹有未能尽其底蕴者，敢昧死以闻。臣本书生，初不知兵。自靖康以来，窃见朝廷军政不修，致有夷狄之祸，夙夜以思，欲振起中兴之业，为自治自彊之计，非兵不可。昔苏轼当熙宁、元丰间，著论深戒用兵；使轼生于今日，则必以兵为先务。何则？所遇之时异也。然兵家多故，千绪万端，有奇有正，变动无方。能读其父书者，未必能施于行事；不读古兵法者，未必不暗合孙、吴，顾所以用之者如何耳。臣尝推原古人用兵之意，比较今日主兵者之失，大略有四：夫兵贵精不贵多，多而不精，反以为累。故昔之善用兵者，料简至精，率能以少击众，如干将、镆铘，迎刃而断，莫之敢撄，其与顽铁岂可同年而语哉！王邑百万而破于光武之三千，苻坚百万而败于谢玄之偏师，用此道也。又况将兵如将将，多多益办，唯韩信能之，自馀各有分量。今之诸将贪多务得，见他人之兵则垂涎以思并吞，初不自量其智力，果能节制运动，如身之使臂、臂之使指乎否也。冗食既多，从耗国用，疲劣弗简，遇敌先奔。一大将连十数万之众，未闻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。此不务精而务多之故也。将贵谋不贵勇，勇而无谋，适为败擒。故昔之善将兵者，或深谋于己，或广谋于人。韩信背水而阵，示以大将旗鼓，使敌趋利，拔赵帜而夺其城，遂以破赵，将士皆莫能知，此深谋于己也。得李左车，西向而师事之，遂传檄而定燕、齐，此广谋于人也。周亚夫亦然。其谋于己，则坚壁不战，以困七国之师，志虑一定，虽梁孝王不能夺者是也；其谋于人，则听赵涉遮说，走蓝田，出武关，抵洛阳，直入武库，击鸣鼓，而骇诸侯者是也。善将者莫不如此。而今之大将号为出群帅之右者，不过勇猛敢进，未闻长虑却顾，虚心下士，以谋为先者，求其据形势、中机会，料敌制胜，不战而屈人之兵者，可得哉！此不务谋而务勇之过也。阵贵分合，合而不能分，分而不能合，皆非善置阵者。诸葛亮以石布八阵图于蜀江水中，晋大司马温见之曰：「此常山蛇势也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其中则首尾皆应」。非能分能合，何以至此？自金人凭陵以来，未闻诸将有与之对垒而战者，率皆望风奔溃。间有略布行阵，为其突骑所冲，一散而不复合。于古人置阵之意，岂不相远哉！鱼丽、偃月、平锐、曲直，阵形虽殊，其欲能分合一也。合而不能分，则非所以适变；分而不能合，则溃而已矣。古之阵法，皆能制敌于部伍曲折之间，故诸葛亮以之擒纵孟获，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。而今之阵法，徒为文具，而不适用，此不务分合之过也。战贵设伏，不设伏而直前，使敌无中断邀击之虞，皆非善战者。北戎侵郑，郑公子突谋为三覆以待之，衷戎师前后击之，尽殪。昔之善战者，未尝不以设伏为先。山川林莽，荟蘙深密，皆可伏兵，或诱之以利而使前，或示之以怯而使逐。薄于险阻之地，击其首尾而不得相援，断其腹心而不能相支，如猛虎陷于机阱之中，麇骇狼顾，鲜有不甚败者。今之诸将或有与敌相遇，惟务力争，不求谋胜，虽小有所获，未闻有能大歼丑类者，此战不设伏之过也。是四者，今日诸将之失，愿陛下明诏之，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，则于折冲御侮、致果杀敌之方，非小补也。昔高祖驾御韩、彭、英、卢，如指踪猎狗而得兽；光武驾御寇、邓、耿、贾，所向无不成功。陛下十数年来委任诸将，不爱高爵重禄以得其心，分以坚甲利兵以作其气，驾御之术固非愚臣之所能测识，然窃见朝廷近来措置恢复，有未尽善者五，有宜预备者三，有当善后者二。臣荷恩之深，尝蒙圣慈特降亲笔，有「宜因疾置，时告嘉猷」之语，苟有所见，其敢隐藏？请试为陛下详言之。何谓有未尽善者五？夫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，聚人必以财，理财必以义。以朝廷之威，擅天下之利势，而欲措置财用，使养兵不乏，何施不可？善制国用者，有生财之道，有节用之法，有救弊之说，有覈实之政，有懋迁之术，有阖辟之权。审此六者，则虽养兵之多，何患乎财用之不足？而朝廷初不留意于此，唯取于民之为务。降官告，给度牒，卖户帖，理积欠，折帛、博籴，预借、和买，名虽不同，其取于民一也。上户竭产不足以供买官资之敷配，下户绝食不足以应科斗升之诛求，物力耗屈，人心惊疑，如居风涛，汹汹靡定。夫民为邦本，本固邦宁。基址薄则栋宇有倾危之忧，水泉涸则鱼鳖无生养之理。为父母而日削其子，饱腹心而自戕其肌，欲求久安，其可得乎？昔唐德宗急于用兵，而有除陌钱、税间架之令，遂致奉天之变，今日诚不可不以为鉴。此未尽善者一也。夫千里馈粮，士有饥色，樵苏后爨，师不宿饱，军旅之兴，粮饷为先。而去年自江以南，绵地数千里，适有旱灾，粒米惟艰，谷价翔踊，饥民饿莩，相望于路。虽浙西号为丰稔，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数路之求，势亦安能有馀？朝廷籴买数目虽多，亦必未能丰衍，王师一动，运漕飞挽，何以能给？议者谓当因粮于敌，臣窃以为不然。使敌人聚粮，或有败北，焚荡而去，必不使为我有。粮道不继，为患甚大。若欲取于伪地之民，则官军掠抄，甚于寇盗，有违吊伐之义，失民望而坚从贼之心，非计之得。此未尽善者二也。金人专以铁骑胜中国，而吾之马少，特以步兵当之，飘暴冲突，势必不支。平时不务有可以制铁骑之术，而亟欲兴举。夫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，况于战阵之际，国家安危所系，岂可忽哉！此未尽善者三也。夫用兵弈棋，先能自固，乃能杀敌。根本之地，当以重制轻，乃能安全；臂指之势，当以大用小，乃能运动。今朝廷与诸路之兵悉付诸外，外重内轻，指大臂小，平居已不能运掉，则缓急将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敌哉？兵犹博也，本多乃胜。善博者徐出以待时。今乃罄所有以事一掷，其可乎？此未尽善者四也。臣于陛辞日，窃闻麻制以韩世忠、岳飞为京东、京西路宣抚使，圣意可谓断矣。然兵家之事行诡道。鸷鸟之搏，必戢其翼；猛兽之攫，必匿其爪，藏杀机也。今者不得已而用兵，不知欲敌人之知乎？欲敌人之不知乎？欲敌人之为备乎？欲敌人之不为备乎？事固有先声而后实者，然既有其实，乃可先其声。昔韩信虏魏王、禽夏说，不旬朝破赵二十万众，诛成安君于泜水上，故能发一乘之使，奉咫尺之书，使燕、齐从风而靡，有其实故也。今吾军初未尝有其实，而遽以先声临之，其可乎？此未尽善者五也。何谓宜预备者三？中军既行，宿卫单弱，肘腋之变，不可不虞，此行在不可不预备者一也。江南东、西，荆湖南、北，兵将尽行，屯戍鲜有，敌人或有乘间捣虚之作，则将何以待之？此上流不可不预备者二也。海道去京东不远，乘风而来，一日千里，苏、秀、明、越全无水军，则下流不可不预备者三也。何谓当善后者二？夫胜负兵家常势，有胜必有负，胜之非难，持胜为难，而况于负哉。藉使王师克捷，能复京东西地，则当屯以何兵，守以何将？金人来援，当何以待之？两路之民怀戴宋之心，有来苏之望久矣。既得其地，而吾之力足以覆护之，此当善后者一也。万一得其地而不能守，得其民而不能保，两路生灵虚就屠戮，而使两河之民绝望于本朝，则恢复之功难为力矣。昔宋武帝长驱以复关中，而卒不能有，惟其善后之策不先定故也。善弈者其置子之意，乃在于数十著之间，岂临事而后虑哉？胜犹如此，则所以图为善后之计者，宜何如哉。此当善后者二也。陛下天纵英武，念二圣于漠北，出自睿断，图此武功，事势既然，必不得已，臣愿献愚计。军政既修，莫若小试，勒兵于山东。夫山东天下之陆海也，贼豫赖之以为根本之地，与吾淮南壤土相接，河渠相通，士马易行，粮饷易致。宜令韩世忠率师先临，继遣刘光世为之策应，张浚分兵以防江，岳飞重兵且屯襄阳，勿轻动，以牵制其师，使不得应援。募敢死将士由海道以捣其腹心，择要害之地控扼以断金人来援之路，京东郡县必有起而应者。抚绥料理，务尽其术。京东可保，乃可徐事京西。此今日之至计也。臣蒙陛下面谕，以十数年来训鍊士卒，今方可用，臣退而询之士大夫，咸以为然。区区愚虑，尚有可疑者。以谓吾之士卒初未尝与大敌力战，则欲保其临敌用命，无奔溃之虞，犹未易也。金百鍊则为精金，卒百战则为精卒。故臣欲试之山东者，使战得一胜则士气百倍，乘破竹之势，所向无前矣，惟陛下财幸。昔周宣中兴，北伐则夷猃狁，南征则平淮夷，宜乎意气勇锐，飙举电发。然《常武》之序曰：「有常德以立武事，因以为戒」。然则知有此武功，未尝不以诚一之德为主也。夫其进锐者其退速，物理之自然。兵威方强，志虑太锐，一有挫衄，遽自退屈，岂可谓之常德哉？高祖与项籍战，其丧师跳身者屡矣，然卒以此胜，坚忍而有常故也。昔魏相之告宣帝曰：「救乱诛暴，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。敌加于己，不得已而起者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。争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，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。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。恃国家之大，矜民人之众，欲见威于敌者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」。相之论可谓切当。夫兵以义起，以应动，而不忿、不贪、不骄，是谓常德，此帝王之所当尽心也。伏惟陛下留神幸察。臣昨在靖康中与闻国论，当是时，岂不愿和，但欲和得其是，则两国生灵皆赖其利。今日朝廷之议，臣虽不得而与，然闻之士大夫，亦颇得其梗槩矣。臣素以治兵为然，岂不愿战，但亦欲战得其是，则中兴之业自兹以始。夫天下士民凡有知识者，孰不愿陛下以战则胜，以守则固，而早致中兴之功？独议和者不然，袖手旁观，惟觊一有差失，以售其说。臣愿陛下以持重用兵，以多算取胜，而无为议和者之所幸，天下不胜幸甚。取进止。

〔贴黄〕臣窃谓朝廷用兵有横议沮师者，罪固不可赦；至于陈献利害，欲弥缝阙失、助成大功，则宜特留圣意，曲赐嘉纳，庶几有智虑者皆愿自竭，有补国事。伏望圣察。

之道闻遭非常之变者必立非常之功，以震耀乎天下，而使疲瘵起望霓之叹，奸雄消问鼎之心，然后神器亦随以定，而天下莫有敢觊觎者。当西汉之末，新都侯王莽乘间抵隙，攘窃神器，十有五年。光武以高帝九世孙起布衣，发迹舂陵。昆阳之役，自将千骑与营部俱进，一战而斩敌数十级，诸部喜曰：「刘将军平生见小敌怯，今见大敌勇，甚可怪也。且复居前，请助将军」！遂再战而斩敌数百千级。诸将既累捷，胆气益壮，无不一当百。逮三战，乃与敢死士三千人杀王邑，破其百万之众，而莽遂伏诛。呜呼，人心所归，天命所向，虽有若林之旅，何能为哉！今主上自靖康间，以道君之子、渊圣之弟、兵马之元帅，嗣承千载之统，抚绥九有之师，固异乎光武之起于布衣矣。即位之初，盗贼遍海内，蜂屯蚁聚，屠掠生灵，燔毁郡邑。金人乘之，再犯江淮，虐焰彗云，不可向迩。方是时，人人朝不谋夕，独恃祖宗德泽在民，比年以来，王灵日张，国势日强。绿林黄巾之流，畏威者接踵请降，拒命者骈首就戮，譬犹以汤沃雪，举山压卵，无往留碍。而喁喁万宇，始知人心自有所归，天命自有所向，而不复有所睥睨者矣。惟是叛臣刘豫，僭窃位号，占据京师，南面称尊，驱逼境内丁壮，岁一再至淮上，出没作过，未遂扑灭。然而士马之强弱，与新都侯莽相去，实楚越也。方莽遣寻、邑将百万来犯昆阳，时城中才七八千人，诸将度众寡非敌，各欲散归保守妻子。使非光武笑以待之，为图画成败，而身先诸将，其不败于寻、邑者几希，尚安能赫然中兴为汉世祖，使天下后世想望其功烈，凛若神人而不可跂及耶？今日之事，要当主上自将深入，如光武昆阳之战，枭刘豫以献庙社，上以昭祖宗之灵，下以雪臣民之耻。其或未然，愿下亲征之诏，诫谕诸路将帅曰：「其修车马，备器械，以待亲往视师。应桥梁，责州县粗修，令通舆马便止，无致刬平除治，重以扰民，所至官吏不得迎送」。播告中外，咸使闻知。兹正兵法所谓「形人而我无形，则我专而敌分」者也。我专而敌分，故备前则后寡，备后则前寡，备左则右寡，备右则左寡，无所不备而无所不寡。虽使孙吴复生，亦不知为刘豫计矣。然后都督仆射相公与二三大臣，时因政事之暇，扈从车驾，今日幸扬、楚，明日幸庐、寿，其次幸襄、汉，又其次幸关陕。使其行诡秘，人莫能测，微至于无形，神至于无声，如高帝之自称汉使，晨入韩信、张耳卧内夺其印符，麾召诸将，咸易置之，而信、耳犹不知者。然后可以作士气，振军声，发号布令而人乐闻，兴师动众而人乐战，交兵接刃而人乐死。自此以往，虽复鞭笞四夷，功在期月，而况其馀哉！之道愚直拙疏，位在百寮底，而遽不知分守，妄言天下之利害，以上渎钧严，罪在不赦。伏惟都督仆射相公哀其诚而恕其僭，且无以文采芜秽而遂简其说，幸甚。

问：古帝王遭时艰虞，扶危救弊，图回治安者，虽在圣哲，不敢以易。必深思长虑，审所当务，研极其至，以定其不易之规模。然后举而措之，见于施设，则动无废事，众功日兴，而大业以建。爰稽其始，究观其终，若合符节者，盖出于此。子产谓政如农功，日夜以思之。思其始而图其终，朝夕而行之，行无越思，如农之有畔。盖不思其始终，而为之无畔，徒欲力行，虽勤无补。若子产可谓知此道者。周之宣王，当《小雅》尽废之时，兴衰拨乱，一时修攘之事，大略载于《诗·雅》，灿然可考，亦未有不先规画而后从事。及要其成，内外之治，莫不毕举，遂致中兴之隆，岂非其成效大验耶？主上纂累圣之图，履艰难之运，宵旰焦劳，临朝愿治，有年于兹矣。总揽群策，讲求政理，常若不及。然兵戈之馀，流冗未复，州县之间，沃壤多旷。欲生聚之富，而版籍未充；欲藏用于民，而赋歛未省。荆、襄、淮甸，控制之冲，而藩屏未强；诸道帅府，方伯之职也，而名实不副。凡经理天下、图回恢复之计者，其事固不可疏举，所当定其规模，按而行之，待以岁月，使算计见效，不愆于素，以辑成中兴之功者，宜有必然之画。愿条列而详言之，以待上之采择焉。

对：愚尝观富人大家之作室也，必先略基址，具糇粮，鸠材干，议板筑，相面势之阴阳，审堂室之高下，然后度其材而用之，大者为楹栋，小者为棼楣，叉负偃植，各安所施。如是，则不待劳筋苦骨，可以坐享广厦之安矣。又尝观良农之治田也，必先相衍沃，表原隰，辨丘陵，度肥瘠，视土地之宜，审穜稑之种，高者以艺稷黍，下者以植粳稌。雨之沾足也，则谨其耕；苗之猥大也，则谨其耘；实之坚好也，则谨其穫。如是，则不俟沾体涂足，服枷芟衣，袯襫袖手，而获仓箱之积矣。夫作室，细务也，治田，鄙事也，富人、老农非有绝人之智识也，而且能区处规画于其前，享成劳于后，又况圣人之治天下，开基创业，垂无穷之统，兴衰拨乱，而骤救倾危以时者哉！虽然，富人之作室也，身不亲斤斧，而有其安；良农之治田也，手不事穮蓘，而有其利。何者？有梓匠隶农为之服勤劳而致其力故也。然则圣人之致治，亦在于得人而已矣。汉高祖得一韩信，世祖得一耿弇，左将军得一孔明，方其登坛于汉中之日、请问于南阳之时、亲顾于草庐之际，则其所以制楚平莽之谋，三分鼎足之业，固已预图之矣。及其成功也，如稼而穫，如蚕而绩，如力行而有所至，无毫釐之差，或可以概见矣。向使人君谋之不素，计之不熟，徼幸于万分之一，待其不可，然后复狼顾而改图，无乃引岁月而隳成功耶！愚尝观自三代至今三千馀年，中兴之君，而周、汉二宣，与夫唐之明皇、宪宗不与焉。何则？正朔不改于上，臣民奉承于下，钟簴不移，社稷有奉，虽其复文武之远绩，革世宗之馀弊，平武、韦之乱略，除方镇之跋扈，其功烈铿鍧炳耀，荡人耳目，然方之少康、光武、晋元，则其功反小。何也？羿之伐夏也，更二姓而后复，当时之人固已忘夏矣。王莽之盗汉也，历十八年而后平，当时之人固已忘汉矣。司马氏承魏氏之后，其所以系民心者尚浅，则其复之也盖滋难于夏。汉氏，季世矣，而三君者皆能被苫盖、蒙荆棘而拯其已坠之业，则与二宣、两宗之事，岂可同年而校其优劣哉！观夫少康之奔有虞也，有田一成，则其地固狭矣；有众一旅，则其人固寡矣。然终能戮浇殪而伏其辜，灭过戈而歼其类，祀夏配天，不失旧物，其功有光于此者乎？光武以疏属而翔白水，起南阳新野之众，用下江平林之兵，斩王寻、王邑于昆阳，破铜马、王郎于河北，曾未一星终，而高祖之土宇固已复于版籍矣，则业有大于此者乎？元帝以征东渡江，则名号固未崇也，三吴之人莫有至者，则人民固未附也。方五胡流毒于黄河之北，而群盗嗣虐于大江之滨，然而能收拾豪俊，振拔滞淹。陶士行拥六州之众，以宁荆郢；王茂宏建分陕之计，而定江东。典午之祚既绝而复续，事有难于此者乎？盖尝原三君之所以能成其功烈，后世望之若神人然，岂有他哉？得人而已矣。少康之兴也，则有女艾、季杼为之腹心爪牙；光武之奋也，则有寇、邓、耿、贾为之股肱辅翼；而元帝之渡江也，亦有王导、周顗、温峤之徒，或负羁绁，或谋帷幄，或捍牧圉，用能致力于当时。由是观之，势不在于彊弱，得人则昌；时不在于治乱，失士则弊。前事之不忘，后事之师也，夫何远哉！恭惟主上以神武之资，抚艰难之运，躬节俭以绍开中兴，劳宵旰以洪宣祖业，驻跸七年于兹矣。三时不害，而年谷屡丰，此天之所以爱主上也。前日之盗贼，蜂聚蚁结，处处而有；比年以来，日朘月削，寖以平定，此天之所以祐主上也。得天之赞，得民之助，是宜恢复函夏，清定海隅，续宣化之业，弛生民之忧久矣。然而陕西可平也，而群才未至于河内；河南可复也，而置戍不踰于淮北。前日强寇之侵，虽折箠而抉之去；然嗣岁之秋，固未免于蠢蠢也。意者未得魁杰俊伟而为之用耶？将亦用之而未备耶？或搜罗之道未广，而岩穴幽隐尚有未尽出而为朝廷任使者耶？不然，何功业之难建，而旷日迟久如此也？然则流冗之未复，沃壤之多旷，版籍之未充，赋歛之未省，与夫控制之要，帅守之任，是宜明策之殷殷下询也，顾愚浅陋，何足以奉承之？请试言其略。流冗之未复，则安辑之，版籍无自而充；土地荒芜，则赋歛何如而省？控制之藩屏未彊，则戍守之策未尽也；帅守之名实不副，委任之责未专也。然此数者，得其要则一举而庶事毕修，不得其要则虽矻矻然事事而治之，用力愈多而愈不治矣。昔唐德宗尝患戍卒之多，转输之不足，李泌为陈富强之策，其说以谓贾缯市牛于党项，令诸冶铸农器，募戍卒耕閒田，逮其既熟之后，官给高价而籴之，戍卒贪垦田之利，终更而愿留者听。不过数岁，则留者必众。如是，府兵之法可复矣。今愚之所陈者，事虽有异于泌，然一举而众事必得，则或近似之矣。夫民之所以失业、兵之所以未彊者无他，皆食不足之所以致也。足食之道，不过在于务农而已。秦人以力农兼天下，汉武以屯田定西域。曹公之所以成霸业者，本于积粟许下；元帝之所以兴复晋室者，亦能课督农业。此非明效大验耶？今夫襄阳，西接中原，东通吴会、寿春，北控梁、宋，西邻许、颍，其地皆沃野千里，亩收数钟。今若募军民杂耕其地，坚筑壁垒，积谷以保众，寇至则战，无事则耕，是常以我之静逸，待彼之饥劳也。与夫劳转输而滋久戍，兵疲而民劳者，其工拙岂不相万耶？今夫我之所病者敌耳，伪叛固无足畏。敌之与我战也，战于万里之内；而伪叛之与我战也，战于千里之内。然敌之所以世为中国患者，以其射鸟兽、逐水草而居，其转徙去来不常，此敌人之生业，而中国之离南亩也。比年以来，已非茹毛饮血之旧，食粟衣缯，与中国等。今远道入寇，势非赍粮不可。是前世敌人之所以病中国者，今亡矣，此殆天假之便而为之。然则舍高城深池，屯田久戍，縻以岁月，而使之自病，复出于何策哉！若缘边城垒既坚，田野既垦，失业之民就食者众，则民流土旷，固非所患也。以平籴之法积粟于既熟之时，修勾践之政养民于童稚之日，则版籍之富，赋歛之省，又非所虞也。城垒坚矣，而无寇掠之患；仓庾实矣，而无转输之忧。而犹或藩屏之未彊，则严退军之罚可也；帅守之未副，则重方面之任可也。究数者之本，则以足食为先。而足食之道，则以得人为本。赵充国屯田于湟中，而服先零；孔明屯田于渭滨，而抗曹丕；祖士稚屯田于谯城，而复河南。向使汉、晋之军非得人而用之，何以能成其功烈耶？《诗》曰：「无竞维人，四方其训之」。苟得其人，四方将以为法，其于拨乱也何有？胡不试迹宣王之事以观之：《车攻》、《吉日》，则言其田猎；《采芑》、《六月》，则言其南征北伐之顺。窃考之于《诗》，当时之功业，班班可见；然蒸民之所以美其致中兴之由者，不过任贤使能而已。然则古之圣人所以勤于求才，而逸于任使，盖知其要故也。故区区之愚，终始以得人为言，不识可以裨国论之万一乎？至于议论之阔疏，文辞之骫骳，不足以仰副试言之意，厚颜多矣。惟执事实贳之！

汉忠臣曰翟义，字文仲，永始丞相方进少子。以父任为郎，稍迁诸曹，年二十，出为南阳都尉。宛令刘立与曲阳侯为婚，又素名州县，轻义年少。义行太守事，行县至宛。时丞相史在宛传舍，立载肴酒，过谒丞相史。饮未竟，而义亦至，外吏白立，立语自如，义内谒径入，立乃下走。义既还，大怒，案立主守盗十金，贼杀不辜，缚送邓狱。掾夏恢以宛大县，恐见篡夺，白义可因随后行县送邓。义曰：「欲令都尉自送，则如勿收邪」。载环宛市乃送，吏民不敢动，威震南阳。后为弘农太守，迁河内太守、青州牧，所居著名，有父风烈，而劲正实过之。徙为东郡太守。数岁，平帝崩，王莽居摄，义心恶之，乃谓姊子上蔡陈丰曰：「莽今摄天子位，号令天下，故择宗室幼稚者以为孺子，依托周公辅成王之义，且以观望，必代汉家，其渐可见。方今宗室衰弱，外无强藩，天下倾首服从，莫能亢捍国难。吾幸得备宰相子，身守大郡，父子受汉厚恩，义当为国讨贼，以安社稷，欲举兵西诛不当摄者，选宗室子孙辅而立之。设令时命不成，死国埋名，犹可以不惭于先帝。今欲发之，乃肯从我乎」？丰年十八，勇壮，许诺。义遂与东郡都尉刘宇、严乡侯刘信、信弟武平侯璜等，结谋举兵，立信为天子，义自号大司马大将军。移檄郡国，言莽鸩杀孝平皇帝，矫摄尊号，今天子已立，共行天罚，郡国皆震。北至山阳，众十馀万。莽闻之大惧，乃遣孙建、王邑等，与义会战。义败见杀。呜呼，莽之乱汉酷矣，弑君窃国，罪贯浮于田阎，汉廷群臣曾无一以忠愤闻者。刘歆、刘宏皆宗室，至为莽国师、将军，义兵之西，歆反为莽屯宛，宏反为莽将兵。刘氏若此，它姓臣复何望哉！莽始闻义起师，会汉群臣，宣言周公摄政，管、蔡挟禄父畔周事，以义挟刘信比之。汉群臣皆云，不遭此变，不章圣德。其佞媚乃尔，又岂复有以忠愤兴者乎？于斯时也，独一翟文仲，能凭区区东郡，建倡大义，欲戴汉宗，为国诛逆，功虽不遂，其意象为如何？抑又闻义兵初兴，三辅人霍鸿辈并起应义，谋攻长安，众至十馀万，亦不可谓无人助也。莽方惶惧，至不能食，日夜抱孺子，告祷高庙，放《大诰》作策，班行天下，谕当反政孺子意。使义此时得一战胜，则戮元凶如摧枯，复明辟如反手，功必成矣。不幸至于遽败，犹宜录其忠义大节，标表而旌明之。班氏作史，既不为义特书，而附见于方进传后，又讥义不量力以陨其宗，《春秋》褒贬之旨，固如是乎？义言「死国埋名，犹可以不惭于先帝」，情辞慷慨，固以陨宗殉国自期矣，不量力而死，孰与事汉贼而生乎？固之评于是为大失，因补其遗，作《汉忠臣翟义传》。

盖救赵而引兵于赵，用兵之常也。今其引兵于魏都者，是得夫解杂乱不控捲、救斗不搏橶之道。盖解杂乱而控捲者，其乱愈不可解；救斗而搏橶者，其斗愈不可救。惟批亢捣虚，形有所格，势有所禁，则不期解而自解耳。苟惟不知形格势禁之术，而徒控捲搏橶，则虽欲解之，适所以坚之也。盖救人者不必救其所围之国，惟捣其所虚之地，使其反兵以救乱，则其围自解。是一举解赵之围，而后收弊于魏也。用兵之法，攻坚则瑕者坚，攻瑕则坚者瑕。王邑以兵欲徇昆阳，严尤说之曰：「今昆阳城小而坚，宜进击宛，宛败，昆阳自服」。邑不听，尽锐攻之，兵以大败。耿弇以兵讨张步，视安西城小而坚，临淄名虽大而实易攻，乃敕诸校攻临淄，半月拔之。盖攻其瑕则坚者亦瑕，攻其坚则瑕者亦坚。王邑以兵挫锐，昆阳之城小而坚，卒以自败。是解杂乱而纷纠，救斗而搏击者也。耿弇以兵攻临淄，而安西自拔，是不控捲而杂乱自解，不搏击而斗自散者也。岂惟用兵为然，而天下之事亦莫不然也。盖将欲救人之患者，莫若迂回宛转，使之出于不虑，而后可图。如汉七国之乱，晁错为景帝谋削七国之地，而七国果反，此所谓解杂乱而控捲之者也。其后主父偃祖其故智，为武帝言分王子弟，终汉之世，山东无强国，此所谓不控捲而杂乱自解者也。

问：舜至邓之墟，而有十万家；太王邑于岐山之下，而从之者如归市。帝王之兴，有以感人悟物者，其来填填，其至翩翩，初不待约束期会而然耳。无事之日，四民杂出，如凫雁之去来，不知法之为便，政之为谧，刑之为靖，禁令品式之为疏通不扰也。及夫更赤眉之后，则有讴吟思汉者，又更范阳之变，则知唐之德在人心者，犹或未忘也。一睹司隶，喜见颜色，一见官军，欢呼不已，人固有是心，谁独无是心哉！无是心，则父父子子、君君臣臣且将何所托也！兵车之会，壶浆毕来，今大道之行，与之更始，是宜携持负戴不绝于涂也。宣王之事，写之声诗，《鸿雁》一诗，为流民而发也。刘琨长于招怀而短于抚御，一日之中，虽归者数千，而去者亦或相继；王浚视他人之依我者而不善存抚，未几复去之。比者方面之臣以是为请，两淮、荆襄，其所以还定安集者，当如鸿雁之役。得刘琨、王浚而德意且不下布，况所谓悠悠者乎？不知汉、晋以来，在两淮、荆襄以循良目者，其于招怀存抚之术可用于今日者，凡有几端也？

五月二十日，右文林郎、监潭州南岳庙臣吴伸，谨斋沐昧死百拜，献书于皇帝陛下。臣尝读《五代史》至《王朴传》，观其为周世宗画平边之策，其言且曰：「攻取之道，从易者始」。当时未以为然。及我太祖皇帝受天明命，削平僭伪，一如朴策。臣是以知攻取之道，贵夫知难知易，知坚知脆，不特可用于当时，固亦可用于今日。何以验之？臣请借王朴之言为喻。朴尝以吴为大而脆、以并为小而坚。盖李氏割据江南，其北带江，其东距海，其地则广而可挠，其人则轻而易摇，虽号大国，实脆敌也；刘氏割据河东，左有常山之险，右有大河之固，北有契丹之援，其人则悍而轻死，虽号小国，实坚敌也。故朴以大而脆者为易攻，小而坚者为难取，易者宜先，难者宜后。国初所以先吴而后并，迄用有成也。难、易、坚、脆之策，晓然如是。用兵之道，不能知此，虽使旷日持久，必不成功，往往败绩。若王邑不听严尤之谋，至于自毙昆阳是矣。臣虽疏逖不才，非敢自比王朴，然当国步艰难之时，正宜输忠效芹，愿裨一二。况臣昨在畎亩之中，已蒙陛下知遇之深。臣晓夕思虑，补报之心，唯有一死。臣躯甚微，若捐躯有益国家，虽赴汤蹈火，亦愿自试，奈何无左右之容，致使臣犬马之力无所施设。而臣倾心劳思，未尝不为国家虑也。今日攻取之术，正有难易，臣辄以管见，上干天听，伏望圣慈毕赐睿览。纵使一得之虑，未足裨补庙算，亦可以见臣忧国之勤也。臣窃见刘豫悖逆天道，僭据中原，神怒于幽，人怨于明，天下之人，欲将共起而诛之。惜乎取之后时，灭之太晚。臣以谓在绍兴之初，擒之极易，在今日擒之稍难。臣于绍兴之初，力乞亲征，诛锄僭逆，盖恐其滋蔓难图，已而果然。何以言之，在绍兴之初，刘豫初僭，羽毛未成，兵犹未足，食亦不继。加之金人方有事于蜀中，彼且尽锐以攻四川，其实无备于东北。当是之时，若亲御六师，攻其无备，出其不意，正如迅雷不及掩耳，此万全之计，擒之所以必易。在今之日，僭伪既久，形势已成，又况王师尽屯淮右，彼知其力屈势弱，必当死请于金人。金人以日得万缗之利，必应力援于刘豫。借使金人不渡大河，按兵视两家之弊，正用刺虎之术，益堕其计。擒之所以必难。以难擒之时而为必擒之谋，臣恐非先后之术也。臣窃睹关中之地，刘豫认为己有。彼方待敌于我，西北之备，想见弛慢。臣欲乞择一偏师，用二万人捣其虚，以吴玠应之，五路之地，可传檄而定。既得五路，蜀中民力亦可少苏，此所谓从易者始也。又况吴玠坐守四川，民力困弊。昔诸葛亮且田且守，尚不能取中原，若田、守皆不及亮，又如之何？万一不为此谋，臣恐年岁之间，蜀中亦非陛下有也。今分遣二万之众，与吴玠会于关中，是断刘豫之臂。既得关中，刘豫自危，岁月之间，可不战而擒矣。若弃易从难，臣谓相持师老，胜败之机，皆未可必。臣窃料刘豫之谋，秋高马肥，彼强亦来，彼弱亦来，盖强则以势恐之，弱则以计挠之，皆不过为自固之术尔。臣以谓不若号令诸将，休兵秣马，以佚待劳，此又万全之计也。臣窃观今之士卒，亦渐精锐，其为主将，间有勇敢，诸军内外，谋智之士，未闻其人。臣闻之，《易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」。圣人且有谋焉，司命所系，岂可无也？用兵之在谋主，有则胜，无则负，盖亦可验。昔汉得三杰而兴，楚失范增而亡；曹公跣足迎许攸而破冀州，陈馀舍左车而死泜水。用与不用，灼然甚明，何今日而忽诸？臣在绍兴甲寅，固尝论列张浚可用，陛下察其非辜，未几召还，果能平湖外之寇。然而张浚自秉钧轴，出总帅权，下士之誉，日减一日，与古之名将用心，大相辽邈。臣窃意其无他，欲惩前此信任小人之弊而畏慎之。殊不知进见一人，闻见果寡，机会果暗，物理果乖，人情果昧，则斥之可也，谢绝可也；其有通当世之务，明道德之归，谋画如良、平，议论如许、李，若一概遇之，得非惩于羹者吹齑之谓欤？昔周亚夫得剧孟，喜曰：「吴、楚举大事，不求剧孟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」。本朝纵张元而元昊叛，留姚嗣宗而边患息。故吴、楚成败系之剧孟，边陲安危见于张、姚。匹夫去就，所系不轻，则豪杰之士，岂可忽哉！臣审订此理，不特为张浚惜，亦将为陛下惜也。何则？今天下分裂于贼臣，刘豫僭号于中原，虽非正君，亦似两国，豪杰之士，可南可北，非犹昔日天下一家之时也。将多方以罗之，重法以禁之，尚恐不能尽为我用，况于置而不问，纵而弗禁者乎！臣昨见杜充为宰相顺番，遂帅大郡，龚若虚以校尉投虏，立作郎曹，自可诛夷其族，朝廷复下所属，抚存其家。臣每念之，未晓其义。况夫舍此就彼，必不我利，今反抚存其家，是纵天下之人为杜充、龚若虚之徒也。既有其人而不能用，既去其人而不能禁，可痛惜哉！臣闻之，刘豫声言曰：「南朝每有一官未阙，必三五人共之。今我州郡皆以见阙任人，不年岁间，南方士大夫当尽归我」。审如此言，岂可不察？古人有言曰：「己弃之而资敌者败，敌取之而助己者胜」。在今日不可不虑也。臣又见今之都督如张浚者，不可多得。臣但惜其自任太专，待人太薄，猜忌太过，所谓幕府从事者，非亲则旧，皆阘茸备员。会聚之日，不过叙寒温、问安否而已。其有条陈利害，论列可否，面折庭诤，咸无其人。若然，则张浚幕客，皆是不如己者，又安能策得失之计，而协济于料敌哉？昔韩信非无智谋也，见李生则再拜师事之；曹公非无智谋也，见许子则跣足而迎之。今张浚自视与韩、曹孰贤？果自以为不及，则下士之礼，岂可怠也！臣固欲面见其人，箴规其失。重以前年春间，众谤并起，独臣雪其非辜，有此小嫌，不无疑忌。今若缄默，尚恐张浚幕客无一贤士，复蹈富平之辙，有误国事，臣又安得不为陛下详言之！况臣绍兴甲寅，曾论张浚忠有馀而智不足，言犹在耳。今若自恃其贤，不任谋士，复恐败绩。欲望圣慈捡会前书，及以臣今日所陈，明示张浚，庶使知其小疵。若或改之，则韩、曹之功不难到也。臣闻《春秋》责备于贤者，今日扶持，正有望于张浚，臣固责之深矣。臣忧国之心，不能自已。或有难臣之谋，以谓臣初所上书，乞诛刘豫，其言则曰：「万一少迟，事必不济」。今此果然。朝廷不用臣言，一至于此，尚何譊譊未已？臣则应之曰：臣之存亡，与国同其休戚，又非其他臣庶之比。奋忠竭节，尤当先于众人。何以言之？臣前后数书，皆是乞诛刘豫，誓不与之俱生，往往刘豫视臣亦为死雠。万一国家安，则臣亦安，国家危，则臣亦危。臣非畏死，臣恐死于刘豫之手，无益国事。今臣非贪禄躁进，沽名钓誉，良为天下之大，独臣一人与国同其安危。至如其他臣下，事伪事真，略无甚大利害，况前有冯道历四姓而不替之鉴。伏望陛下痛加察焉，不唯臣一身之幸，亦将为庙社久长之计也。干冒冕旒，臣无任俯伏待罪之至。臣伸昧死百拜。

敕：汉破王邑于昆阳，雷风撼屋；晋败苻坚于淝水，草木皆兵。大而却敌，小而平贼，幽冥之间，岂无神物之助耶？具某神，兴自典午，垂八百年，用物精多，灵迹特异。方盗起三衢，官军未集，神赫厥灵，幽赞冥讨。人望见其赭袍汗马，罗列而拜。未几而渠魁就戮，岂非倚神之力耶！王旧有封，兹易二字：事无不通曰圣，民无不安曰惠。益懋显德，以承宠光。可。

公读书之清风峡，岩窦幽阒，非人间世，真与胸次丘壑相料理。曩者赵公不遏为临江太守，过其地，喜其心目开明，于峡之阴筑宫以祠公。星移物换之后，乃孙定海少仙汝瀁，将辟旧址增饰之。慨公之文散落讹驳，订正重刻，请识其后。愚惟念往尝涉峡吊公，于公之文，惟知王邑士、马达州、温宿松序跋而已，盖未知玉山汪先生已为公吐气久矣。一日，会汪君朝仪伯羽，谂其曾大父国器，从玉山游者也，手抄斯集，先生亲笔所跋。一旦启秘，得之喜而忘其僭。嗟乎！文特士之细耳，善论士者，取其大而略其细。士别三日，刮目相待，况少壮之相去，渠可以一时论？公之所志，亦非温饱，方其试艺三舍，角售寸长，诚不免乎才气之累。迨夫名与时显，学随年进，驰竞之情遣，公非西昆时矣。今观《性仁》一赋，既有见动静之指，又以叹二《典》光华，尽万物而不足报。其他著述，卓乎自有见趣。至若《念祖箴》、《冰庙》等作，又皆阐正义以正人心。粤自少孤事祖母，生则择地以便养，死则解官以终丧，信史笔之自我作古。异时授徒有塾，赈歉有廪，济旱有陂，至今里曰义荣之里，使人犹为之激昂。愚尝叹夫汉之大儒，著书立言伟矣，甘心为美新语。公浩然刚大，发于《石井联句》，有曰：「润如周孔教，清比夷齐节。我欲断谀佞，汲此洗剑血」。壮哉是诗，有为而发！玉山服其高义至行，称其不至失身匪人，良以此欤？昔苏文忠公精忠大节，词咏善谑，或者病之，是欲小害大，得乎？世人谓士工于文，雕肝琢肾，鲜以寿终，故王、杨、卢、骆俱不得其死。吁！此非文之罪也，徒文无实，生死何加损焉。公好学，亦颜之徒，颜可死而有不死者存，愚于是益信玉山之许予，非以文论，学者当知。刘之集为此邦重，汪之跋为此集重，伯羽出此跋者也，少仙传此集者也，斯文于是不朽。《诗》曰：「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」。振此峡之清风，企玉山之君子，愿相与勉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