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将军幕府初开，徵辟海内，并延英后，虽有高名盛德，不获异遇。至如先生，特加殊礼，优而不名，申以手笔，设几杖之坐，引领东望日夜以冀。弥秋历冬，经迈二载（《后汉书》「迈」作「过」。），深拒以疾，无惠然之顾，重令爰中郎晓畅殷勤，至于再三，而先生抗志弥高，所执益固。将军于是怃然失望，而有愧色，自以德薄，深用咎悔。仆窃论之，先生高则有馀，智则不足（《后汉书》作「高节有馀，于时则未也」。）。当今西戎作乱，师旅在外，军国异容，动有刑宪。今颍川荀爽，兴病在道；北海郑玄，北面受署。彼岂乐羁牵者哉，知时不可佚豫也。且昔人之隐，虽遭其时，犹放声绝迹，巢栖茹薇。其不遇也，则裸身大笑，被发狂歌。今先生处平壤，游人闲，吟典籍，袭衣裳，行与昔人谬，而欲蹈其迹，拟其事，不亦难乎？仆愿先生优游俯仰，贵处可否之间。孔氏可师，何必首阳！备托臭味，庶同休戚。是以假飞书以喻左右（袁宏《后汉纪》二十五，「中平五年」。又略见《后汉·申屠蟠传》。）。

申屠蟠禀气玄妙，性敏心通。丧亲尽礼，几于毁灭。至行美义，人所鲜能。安贫乐潜，味道守真。不为燥湿轻重，不为穷达易节。方之于邕，以齿则长，以德则贤（《后汉·申屠蟠传。）。

先生讳肱，字伯淮，彭城广戚人也。其先出自帝胤，在皇唐盖与四岳共叶，能礼于神，舜命秩宗，爰封于吕。其裔吕望，佐周克殷。俾侯齐国，姓有姜氏，即其后也。高祖祖父，皆豫章太守、颍阴令，先生既蹈先世之纯德，体英妙之高资，立性纯固，百行修备。故其平生所能，事亲惟孝，如大舜五十而慕；友于兄弟，有棠棣之华，萼韡之度；体惠理和，有上德之素；安静守约，恩及婴儿；恬荡之固，至操动俗（本集作「动信」，误也。《文选·任防天监三年策秀才文》注引此碑「至德动俗」，今据改。），邑中化之，外户不闭，冶藏无隐。及其学而知之者，《三坟》、《五典》，《八索》、《九丘》，府仰占候，推步阴阳，有名物定事之能，独见先睹之效。然犹学而不厌，诲而不倦，童冠自远方而集者，盖千馀人。夫水盈而流，德交而形，是故德行外著，洪声远布，华夏同称，振当世。凡十辟公府，九举贤良方正，公车特徵，玄纁礼聘。又家拜犍为太守、太中大夫，先生盘桓育德，莫之肯就。不陨获于贫贱，不充诎于富贵，拔乎其萃，出乎其类，生民之杰也。年七十有七，熹平二年（本集作「建安二年」，今据《后汉》本传改。）四月丁巳卒。于是从游弟子陈留申屠蟠等，悲悼伤怀，惧微言之欲绝，感绝伦之盛事，乃建碑于墓，甄述景行曰：

邈矣先生，应天淑灵。孝友是备，上德是经。弘此文艺，耽怡是宁。恂恂善诱，童冠来诚。有烨其誉，有焕其声。显显群公，并加辟命。赫赫圣皇，仍获其聘。委策避国，守此玄静。绰乎其裕，确乎其操。畴昔洪崖，双名并高。嗟乎殒殁，缙绅永悼。依依我徒，靡则靡效。勒铭金石，弥远益曜（本集。：案此碑引见《文选》注，是唐初本《蔡集》有之。北宋欧静为《蔡集》序，言《姜伯淮碑》称建安二年卒，年代差远，邕安得纪述？盖后之好事者杂以他人之文，非本编也。实则「建安」乃「熹平」之误，《范书》本傅可据，欧静非所致疑。）。

龟山志铭，初不敢下笔。以情意之厚，义难固辞，故不得已，勉强为之。世人之知龟山者甚多，而疑谤之者亦不少。故安国论其行己处，自饮食衣服居处之际，至于若将终身不改其乐，事皆有实，以折服众多之口。至其大略，又用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正蒙》三说为證，故措辞虽不工，而意却有所主。只如差监市易务事，乃平生履历，故不可阙。若据龟山所言，却甚明白，虽书不就无害也。但《行录》乃言不欲为市易官，于语脉中转了龟山之意，却似嫌其太卑冗而不为，须当削去「不就」二字。夫年已七十，欲为筦库，即见得遗佚阨穷不悯怨之意，正要此一句用，岂可不书乎？其后以秘书召，迁著作郎等事，此正谓援而止之而止者也。夫援而止之而止，未有是处，而龟山独称为仁者，特以进不隐贤，必以其道耳，故备载所论。当时政事十馀条，此事它人不能言，而龟山独能言之。又时然后发，所以尤可贵耳。当时宰执中，若能听言委直院吴元忠辈画一条，是因南郊赦文行下，决须救得一半，不至如后来大段狼狈也。若龟山此举，可谓老婆心切矣。世人不察其用心之所在，知之者见其赴召，则曰此御笔也。夫违御笔者以大不恭论，自政和末年以来，已是海行指挥，岂可以此定贤者之出处？以其不可违而就召，假有论及申屠蟠，笑而不答之事，则又何辞以对？故龟山之赴召，非畏海行指挥，乃惧天下之人在涂炭之中，而有恻然不忍人之心，是以不屑去耳。故安国于龟山宣和、靖康中诸所建白，详载其本末，所以致其区区之意，破纷纷之议，使天下后世疑谤者莫不自消释矣。其章疏中，所论王氏著为邪说，以涂学者耳目，败坏其心术，又即一二事以明之，此真拔本塞源者也。几叟何以尚言犹是一时之论乎？五经皆空言也，虽不如《春秋》一句即是一事，然明理以垂训，以待后之学者，岂曰小补之哉！故说者以谓五经如药方，《春秋》犹用药治病，此亦互相发耳。志中又载近臣所论，辟邪说以正天下学术之谬，所著《三经义辩》有益学者。夫以《义辩》为有益，则《新义》之为害可知，故志篇之末独言。凡著述论辩，其存于今者非见诸行事，故因此语反覆證明诸所建白之尤为深切耳。而著述论辩之功自在，若以为缓辞则误矣。故安国意不欲有所改更。必欲更之，但曰著述论辩存于今者，其传寖广可也，公更思之如何？

宏问：「何故西方之杰，窥见间隙遂入中国」？答曰：「自孟子既没，世无传心之学。此一片田地，渐渐抛荒。至东晋时，无人耕种，佛之徒如达么辈，最为桀黠，见此间隙，以为无人，遂入中国。面壁端坐，扬眉瞬目，到处称尊。此土之人，拱手归降，不能出他圈䙌」。宏又问：「佛之徒既是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，何故却言人人失其本心，莫知所止」？答曰：「释氏自言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。吾却言失其本心，莫知所止。大段悬远」。宏又问：「何故悬远」？答曰：「昔明道先生有言，以吾观于儒释，事事是，句句合。然而不同」。宏又问：「既云事事是，句句合，何故却不同」？答曰：「若于此见得，许汝具一只眼」。宏又问：「据《杨氏家录》称，先生不欲为市易官，吕居仁亦云辞不就。今志中何故削去『不就』二字」？答曰：「此是它门未曾契勘古人出处大致，若书『不就』两字，便不小了龟山？差监市易务，即辞不就，除秘书省校书郎，却授而不辞，似此行径，虽子贡之辩，也分说不出来。今但只书差监市易务，公年将七十矣，即古人乘田委吏之比。意思浑洪，不卑小官之意，自在其中，乃是画出一个活底杨龟山也。并迁著作郎，并迩英殿说书时，一向衮说将去，不消更引高丽国王事说它龟山。前代如伍琼，亦尝荐诸贤于董卓，卓召用之。除申屠蟠外，诸贤皆至，或旬月遍历三台而无非之者。此亦是有底事，不足为文饰也」。宏又问：「攻王氏一章，却似迂阔，何故载之」？答曰：「此是取王氏心肝底刽子手段，何可不书？书之则王氏心肝悬在肉案上，人人见得，而诐淫邪遁之辞皆破矣」。宏又问：「或说龟山被召，过南京见刘器之，刘问此行何为？龟山曰：以贫故。刘曰：若以贫故则更不消说」。答曰：「传言如此，未知信否。若据吾则不然。刘若问此行何为？但对曰：老年无用处，且入这保社」。「它若更问，还有转身一路否」？「但曰料得无处分说，一任傍人点检，不然者若问此行何为？只答云竿木随身，亦自脱洒」。宏再问：「何故载『果何求哉，心则远矣』一句」？答曰：「陶公是古之逸民也，地位甚高，决非惠远所能招，刘、雷之徒所能友也。观其诗曰：『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。问君何能尔，心远地自偏』。即可知其为人。故提此一句以表之。而龟山之贤可想见矣。世人以功名富贵累其心者，何处更有这般气象？但深味『心则远矣』一句，即孟子所谓所欲不存，若将终身，若固有之气象，亦在其中矣」。宏又问：「如何是心则远矣」？答曰：「或尚友古人，或志在天下，或虑及后世，或不求人知而求天知，皆所谓心远矣」。宏又问：「行状云陈公瓘、邹公浩皆以师礼事先生，何故不载」？答曰：「凡公卿大夫之贤者，于当世有道之士，莫不师尊之。其称先生有二义：一则如后进之于先达，或年齿居长，或声望早著，心高仰之，故称先生。若韩子之于卢仝，欧阳永叔之于孙明复是也。其一如子弟之于父兄，居则侍立，出则杖屦，服勤至死，心丧三年，若子贡、曾子之于仲尼，近世吕与叔、潘康仲之于张横渠是也。今一槩称以师礼事先生，恐二公之门人未达，故不复书。大观庚寅在都城，尝见了翁与龟山书，称中立先生，初亦疑之，后乃知字者亲厚之意，先生者高仰之称也，亦可见矣。兼龟山道学自为当世所高，而志中已称公卿大夫之贤者莫不尊信之矣，不必更引二公以为重」。宏又问：「行状云胡公之徒，实传其学，此事如何」？答曰：「吾于谢、游、杨三公，皆义兼师友，实尊信之。若论其传授，却自有来历。据龟山所见在《中庸》，自明道先生所授；吾所闻在《春秋》，自伊川先生所发。汝但观吾《春秋传》，乃是白头六十岁以后所著，必无大段牴牾，更有改易去处。其书十万馀言，大抵是说此事。试详阅之，必自知来历矣」。

举国皆儒，则儒者之名不闻；为吏皆循，则吏之名不闻；为士皆纯德，野无遗贤，则独行逸民之名不闻；为子皆孝，为臣皆忠，则忠臣孝子之名不闻。愚尝读浑浑之书，而得九官十二牧之为人；读灏灏之书，而得伊尹、伊陟、傅说之为人；读噩噩之书，而得周公闳夭之徒之为人。彼皆大儒也，当时不称其为儒；彼皆能致循良之治也，当时不目之曰循吏；彼皆为忠为孝也，当时不指之曰某为忠臣、某为孝子。下至于乡党庠序之间，不闻其有独行；山林草野之间，不闻其有逸民。自鲁国之人以儒称，则儒道衰于周矣。自郑相子产、楚相孙叔敖以循吏闻，则吏治始衰于列国矣。自伯夷、柳下惠以独行著，则天下之士始有尚偏之弊矣。自长沮、桀溺之徒以逸民而长往，则韬光铲采于渔樵之间者多逸民矣。自子胥以忠称于吴，曾参以孝称于鲁，则忠臣孝子稀疏寥绝，如参辰之相望矣。呜呼！士以一行得名于时，彼亦何等时耶？西汉之有儒林、有循吏，非西汉之美事，盖自高祖见儒服而慢骂，而儒气不振。申韩之术行于世，而吏治多出于刑名。班固作西京一书，表儒林、循吏而出之，所以伤汉之儒与吏也。东汉之有独行、逸民，非东汉之美事，盖自矫激之俗兴，士始流为崖异斩绝之行。自廉耻之风丧，时始贵高举远蹈之人。范晔作东都一书，表独行、逸民而出之，亦伤士之少纯全，时之多独善也。李唐之有孝友、有忠义，非李唐美事。盖自高祖变节于晋阳，而唐无忠义之风；文皇行亏于闺门之内，而唐无孝友之俗。秉史笔者表孝友、忠义而出之，盖伤当时忠孝之难能，而仅有为足贵也。夫天下皆有，则所有者不胜书；天下皆无，则仅有者斯可书。且西汉有商山之四皓，非无逸民也；有矫世之杨王孙，非无独行也。而班固不立逸民、独行传者，盖以当时之士廉退者尚多，无贵乎逸民，行之全纯者犹众，无取乎独行，其不以是立传，盖不欲使当时有逸民、独行之名也。东汉有江革、申屠蟠之类，非不甚孝；有李固、杜乔之徒，非不甚忠。而范晔不立忠义、孝友传者，盖以当时俗多孝友，则孝友不可悉书，人多忠义，则忠义殆不一传，二传之不立，盖不欲使当时有孝友、忠义之名也。若夫居儒林者二十有三人，经术渊源者孔安国为之最，安国得圣人家传之学，非渊源乎？在循吏者六人，政治忠厚者蜀文翁为之伯，文翁兴学校以化民，非忠厚乎？以独行显者二十有四，愚切有取于范式。式以信义行于朋友，时人知其可以托死，是固本诸贤圣而不为矫激也。以隐逸称者十有七，愚切有取于严陵。陵高尚其志，卒不为光武屈，议者谓其得圣人之清，是故乐在山林而不盗声名也。言言之烈，史臣之所以赞颜、段；蒸蒸之善，柳宗元之所以铭李兴。然真卿、秀实行非一端，而不列于忠义。愚独于忠义三十七人之中，深喜全节之张巡。李兴割股肉以进其亲，非名教之所。愚独于孝友十人之中深喜义门之中李知本。若夫四百年之汉、三百年之唐，洪儒硕学，将相名臣，皆由此途出。不列于数者之目，非为不足列也，正以其全德备行，不可列于一端以小之耳。且西京儒者莫如扬雄氏，讵可列雄于儒林乎；东都循吏莫如卓鲁二子，讵可列卓鲁于循吏乎；李唐忠孝莫如狄仁杰，讵可列仁杰于孝友忠义乎？推此，则知以一行而得名者，不如不列于是科之为美，史臣去取端有旨哉！虽然，班史之去取固善矣，张汤、杜周以残忍深刻著名者也，而不列于《酷吏》，则何以衰惨刻之风？范史之去取固善矣，蔡琰失节于胡，行非不丑也，乃以其文采之故而传诸《列女》，则何以励天下之妇节？唐史之去取固善矣，裴延龄奸佞之雄者也，而不列于《奸臣》，则又非《春秋》斧钺之诛矣。呜呼！自古名士多，史才少，班范诸子皆有良史之才，而去取犹未尽当，潜德之幽馨未必尽发，已死之奸谀未必尽诛。此韩退之所以有「人祸天刑」之畏也。

蜀郡文学掾李浩、苏诜具书告丹棱李焘曰：「成都学者日增，统帅陈侯惧学宫不足以容，乃即公堂之左右，更筑崇宁废址，新为屋二十八楹，分为四斋，疏为四十八窗，高爽靖深，学者益趋焉。总其成为钱一万九千缗有奇，经始于去冬，落成于今春，而秋毫弗以烦民。此美事也，诸生咸愿有所纪述，敢以告」。焘再却而再至，已乃喟然叹曰：营缮斋屋，事固甚美，虽勿记岂不粲然陈前，而焘私窃有感焉，不可不为诸生评之。盖闻古之士皆自学，学必有讲习之处，在家曰塾、曰庠、曰序、曰校，盖各因所处而立之名，初未尝有大小升降之殊也。岁时朋萃群集，有司于是取贤歛才，推而上之，其不率教者屏之。夫推而上之亦必有讲习之处焉，斯总名曰大学。大学惟王者之都得有是名，非王都则名曰学而已。故乡党莫不有学，谓国乃有学固已失之。且庠序及校皆所以名其讲习之处云尔，未始订某处为序、某处为校也，亦未始曰庠不得名序，序不得名校，校不得名庠也。昔孔子射矍相之圃，盖以鲁君之命致众而论士，然则圃亦学矣，岂必曰庠、曰序、曰校而后为学云乎哉？若孔子固未尝言庠序，其言庠序则自孟轲氏始。孟氏虽列三代学名，而其义则专在养、教及射，修吾孝弟忠信而已。故曰学则三代共之，皆所以明人伦也。又尝分东北西南上下左右，或在庙，或在国，或在郊，春秋冬夏，所居各异，诗书礼乐，所教亦不同，如大小戴所记。郑康成、蔡伯喈辈所笺注，纷然交加，虽巧辩曲通之成理，考正求定，终须掊击。况又增以成均、米廪、瞽宗、辟雍、胶射与夫三灵五府，别号异辞，丛脞杂遝，混为一条，不可致诘。先儒悟其龃龉难以位置，则从而为之说曰：周兼四代之制，盖一处并建四学，非四学各为四处也。然其说要未允当。姑置周勿问，彼区区之鲁而亦兼四代之制乎？《泮水》诗今且存，米廪、瞽宗、辟雍、胶射不少概见，不知汉儒何所依凭而公倡异端，彊入它类，疑误学者。盖其甚病在溺心以博，未识古书之正伪，更怵世资傅会纬说，错乱经言，遂使后世人主惑其名而不究。夫学之实笼络牵联，惟恐漏落，崇侈土木，赘聚冠履，于孝弟忠信所当修者则未始致意焉。其言岂不谆谆，特其意倜倜然远耳。汉武帝幸从董仲舒等议，建大学，置五经博士，举孝廉，增弟子员，或献雅乐，或对三雍，当时抑亦可谓彬彬矣。然孝武实急功利，士之精通秀颖者皆不肯游学，游学者特章句之儒，初无益于成败之数也。逮孝昭欲救民间疾苦，更召天下贤良文学以访之，则其所养竟非所用，此不究实之害也。光武创业未及五载，于倾侧扰攘之间，亟立太学，虽不免以谶决事，而崇尚儒术，有意其推本之也。孝明、孝章，是承是继。其后稍怠，学舍鞠为蔬圃。永建六年，更造黉宇，开拓房室，举郡国明经耆儒以充入之，大将军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弟游学。逮本初之元，编牒数踰三万。郭林宗、申屠子龙虽高尚其事，亦复周旋其间，奖拔人物，扶树道教，为诸生倡。范孟博等与闻国政，深议不讳，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。假托如黄子艾、晋文经称疾卧家，士大夫请见弗许，三府辟召，辄加询咨，随其臧否，以为予夺。当时倘非假托，得不谓盛乎？要不可与先汉同日语。曾无几何，旋遭钩党之祸，议者反归过于大学，若是则学终无益于政，祇有损尔。是不然，学之为王者事久矣，化民成俗，匪学莫繇，顾用之何如耳！后汉之学犹近古，及其末造，声教废于上，风俗清乎下，百馀年间，乱而不亡，匪学之力欤？若郭有道名冠太学而超然尘垢之外，不为好爵所縻，正言直节，峣峣独全，彼子艾、文经终赖符伟明及林宗辈排斥，计不得售，祸发钩党，太学何与也？惜汉儒但指经术为禄利之路，而不推本于孝弟忠信，俾人自进修，所用者狭尔。本朝遍天下立学，肇于庆历，极于崇宁，其得失之迹有目共睹，而三舍升降，月书季考之法纤悉备具，大率诱以禄利，故未见豪杰之士卓然自大学兴起者，此则士所共叹也。夫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，又何俟于诱？若诱之空激，令躁竞不安命分，是不耘苗而又揠之长者也。独明道、景祐间，胡翼之治湖州学，其规模去古差近。弟子往来常数百人，莫不以仁义礼乐为学，其出辞气，动容色，人忽遇之，不问可知其师为翼之也，磨砻浸灌之功多矣。庆历更新大学，有司请下湖州，取翼之法以为太学法焉。抑尝闻翼之弟子各以经相传授，又别置斋舍，榜曰「治道」。凡欲明治道者肄业于兹，如治民、治兵、治沟洫、治算数之类，咸因其性而肄业焉。刘彝盖治沟洫者，至今犹以水利著，夫岂茍然纯用科举为学哉？及元祐欲革元丰三舍诋讦苛扰之弊，初命程正叔与顾子敦、孙莘老同更定学制。三人议别置尊贤堂及待宾吏师等斋，实用翼之故事。会胡完夫与正叔异趣，事不果行。今天下立学皆遍，师友相与言惟作文义诗赋论策尔，是犹曰不及，而况敢及科举外事？且徒饮食之而不于是取贤歛才，无怪乎自怠自弃者之多也。今多有是说，欲减乡举十二三，以其额畀郡国之学，使学者繇是发身，其得人未必不踰于三岁骤举于其乡者。是或一道也，而朝廷惮于改弦易调，然好学者亦岂因是而遂辍其所好乎？焘向侍讲席，尝从容为上言，乞稍变试文体格，无若今之煨酿熟烂，庶几豪杰有以自见。上甚向纳，趣令就直庐条具。既得旨，须再试即行。会焘去位，事亦随寝。若试文体格不变，又不于是取贤歛才，则郡国之学诚徒立尔。必不得已，翼之故事尚可仿依而驰骋，使学者不妨课试如式，复于科举外专精读书，且有以自食，无复营求扰乱，优游厌饫，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比及成就，则自当与古为徒，谓学果无补于当世，吾不信也。昔文翁初起学宫于成都市，及元朔五年，诏天下郡国皆立学宫，盖天下郡国学宫实自成都倡之。后之为成都者于学宫不敢不致力，虽迷国误朝若崇宁宰相，其致力尤甚。异时纵不说学，亦必枝柱斜倾，圬墁赤白，盖虚矜伪以干逢掖之誉。今陈侯独能躬行节俭，削浮冗之费，罢誇诩之燕，日积月累，创成大厦，其视文翁减省少府用度以成就蜀诸生无不及焉，其为德厚矣，诸生盍亦思所以报之乎！司马相如虽文章冠天下，然弗张四维，似非吾党；扬子云金口木舌，真汉大儒，而出处之际，未免跋疐；彼庄君平、李仲元沈潜自遂，莫我絷维，乃可敬仰尔。呜呼！繇文翁以来，仕而显者固多矣，何君公、赵志伯、谦温等虽登三公，君子弗贵也。惟范景仁起宝元，终元祐，其进退雍容，实光于庄、李，若景仁斯不负玉堂石室云。焘无德之齿，猥杖于乡，称道不乱，则焘何敢？其私窃有感焉者盖具此，姑以复诸生，其尚交儆戒哉。

为别近尔，已若数月，穷山兀坐，惟有思乡。秋气益清，伏惟汲古涵养神相，尊候万福。某以前此涂中触热，日不免饮冷，初第觉其快耳，归来乃大病，终多吐清，不能更进饮食。两日来稍有生意，所谓「快心事过必为伤，爽口物多终作毒」，良可以为戒也。所欲《明道集》、《了翁集》，并纳去。《温公日记》如录毕，亦愿一见。闻宣城守别除人，不知何故，其详并有他闻，皆愿闻之。许子履、毛季中两书，辄纳上，因便敢烦指挥附行。方耕道之弟欲往泉南，想须到广教求书，某亦欲作潮阳书，他日再当奉浼也。王安石邪说既已灼见其非，不必多辩。东汉之君子，节义凛然，视死如归，固非后世所能及，然更当思圣人过犹不及之训，复于中道可也。盖自党论一兴，贤人君子无噍类，而当世之士始知其不可，往往俛首岩谷，结舌时事。董卓之暴，有甚于梁冀、王甫、曹节、侯览，宜士君子所切齿也，然以黄琬、杨彪，朝之宿望，与之同列而不愧，荀爽、陈纪、韩融，时之名士，受其聘召而不辞，盖有意于保身而济事矣。申屠蟠于众人互相标置之时，则远引而不言，及爽等相继而起，蟠又固守而不出，前不陷于党祸，后不污于贼臣，可谓卓然数君子之间矣。不知左右以谓如何，有以儆发愚蒙者，时得闻一二，幸甚。

问：后夔、师旷之于音而有惉懘，非所以为善乐也；王良、造父之于马而有蹶骤，非所以为善御也。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于政，而犹有疏阔，乌得为善治者哉？孔子曰：「行夏之时」。盖以建寅之正奉天时，授民事，为最正者。夫夏之时既已尽善，而商、周何乃建子、建丑，纷更之为四时之令，十二气之事，无乃舛逆而不顺欤？龙子曰：「治地莫善于助，莫不善于贡」。禹勤劳于天下，民之便不便，利害纤悉之际，宜无不尽者，而贡犹有所不善者，何也？夫助法既已善矣，而周人必改为彻，岂亦好为更张而不宁者欤？周初五刑之属二千有五百，轻刑与重刑相若，文王以来未之有改也。至穆王始作《吕刑》，其属三千，减大辟三百，宫刑二百，而增墨、劓为千，使轻刑多而重刑寡。夫周之初，其刑皆重，而今始轻，意者文、武、成王、周公之仁，不及穆王欤？三代之法可谓尽美矣，而时独夏为正，赋独商为善，刑独周穆王为轻，凡其法皆圣人作，而各有未尽，常求其说而不得，愿与诸君论之。

问：所贵乎圣者，贵其能知天命也。命当行耶，吾之道与之偕行；命当止耶，吾之道与之偕止。盈虚消息，周旋曲折，圣贤之所昭彻独见乎此，其必无失也矣。然而孔子执贽行于天下，所见之君无虑数十，而尤眷眷于槔灵、鲁哀、齐景而不去，甚者至于南子之污、公山佛肸之叛而犹往焉，何其求用之汲汲？战国之世，则又大异于春秋矣，而孟子持必不可合之说，以见不足与有为之君。如齐之宣王，既已不能用孟子，而犹徘徊于昼，以待其召而复也。虽蕞尔之滕，其在天下眇然甚微，而亦与之论王道，惟恐其不见用也。无乃于道自轻而不自重欤？岂知其不可而强与之欤？抑不知其不可而冒进欤？皆非所以为知天命者也。圣贤之意将安在，愿与诸生辨之。

问：天生财而民用之，君理之，必使民裕于下，君足于上，上下兼得而不可以一缺，此古今不易之道也。然夏、商、周之时两得之，汉、唐之时两失之，有不可不论者。禹之治水，勤天下之力，冀、兖之作至十有三载乃同，而馀州犹不与焉。汤之兴以七十里之国，而文王、武王亦不过百里。当其初造之时，四方君长日交于廷，征诛之师日出于外，汤又以馀力饷葛伯，文王亦岁奉商之职贡。当此时，泽梁不禁，关市不征，赋敛薄而国不匮，民不困，未尝闻其理财，而沛然常有馀，卒以此成王业，此何为其然也？至于汉、唐以全盛之天下，而又理财之道日夜讲求，无所不至。汉之榷酤、盐铁、白金、皮币，唐之隐户剩田、间架之利、转漕之法，无所不用。桑羊、孔仅、赵过、宇文融、第五琦、刘晏、李巽之徒，鞭算心计，无所不尽。然而君民皆耗虚，至以此生变，此又何为其然也？岂天之生财饶于古而啬于后耶？抑时有盈有虚，而术有善不善耶？恭惟国家军国之费亦广矣，然比年以来罢力役之征以惠四方，又念蜀远民或有未裕，则万里遣使，求所以裕之者甚惠。日者恩诏之下，所以搜求其条目，罢而去之，以厚民者甚备，普天之民孰不衔戴？而蜀民呼舞独为甚切，吾君吾相泽流天下为甚大矣。其所以足国裕民而两得者，近所未有，此亦何道而然欤？夫不求汉、唐之失，无以知夏、商、周之得；不观夏、商、周之得，无以见今日之美，愿详著之于篇。

问：异学之在天下，君子必锄而去之者，以其有害于吾之道也。孔子曰「恶莠，恐其乱苗」，「恶紫，恐其乱朱」。所恶者，恶其似是而非耳。夫异学者，必并缘圣人之说而有甚似于其间，墨氏兼爱而同是尧舜，许行欲君民并耕而其说本于神农，孟子因而辟之，岂非以其近似而为害深也欤？吾宋元祐间，伊川程氏进于朝，其学始盛于伊洛，至今而遂广及于天下，其说一本于《中庸》、《大学》，举诚与恭以为谨独之要，务在默识力行而去人欲，而全天理，凡佛老杂说皆摈斥不道，而一以孔氏为宗。天下之士见其本于孔氏也，是以波荡而从之，无疑其说之是与非，同与异，甚似而难辨者，与墨氏、许行又相远也。而论者疾之，断然以为奸，何哉？今庙堂之上又将行其说，而言事之臣皆谓异学而攻之，抑以其似是而非欤？而推原程氏之学所从得与其所从失，于吾夫子之道是否同异果如何，以明晓天下，庶几少佐今日扶正道、去异学之治云。

问：今学者率喜措意于性命之表，务为滉漾不可究知之说，以为圣贤之极至。礼乐之文绸缪委曲，灿然可以相接，则指以为粗云。往往荡然习放旷，而以区区之文为不足学，学其极至者斯已矣。吁，亦既甚病哉！且唐虞之盛而皆出于周旋揖逊，其所以变化天下之士，使之日就道德之质，各适于文武之用，刚柔缓急皆不失其中，进退语默而无愧，死生祸福之所不能动者，意其当时必有大出于礼乐之外。然唐虞远矣，犹可以想见者，惟其雍容之风尚在耳。而三代之法又养之于大学，试之于射宫，其文为甚详。士生其间，出入于和鸾玉佩之中，而燕处于雅颂琴瑟之际。衣服有常，几杖有铭，视听言动莫不有节，若此者抑亦可以为粗欤？则洒扫庭内，槔武之所警，恂恂乡党，孔子之所居者，皆今之学者所尝忽也。而二圣人之所笃行者独何哉？然昔之论君子者，以为不必相与言也，以礼乐示之而已。夫礼乐之用又何以不言而相示欤？夫成于乐，立于礼，所以为学之终始者，其旨安在？愿闻其实。

问：振天下于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中，而与为刚健奋振、卓然有立之治，此人君之最难能，古今之最难逢，当世仁人君子、豪杰有志之士所以咨嗟愤闷，慕望而不得见者也。自非人君赫然有立于上，而天下之人杂然应之于下，有不能至者矣。昔者周之治放于柔弱，宣王起而振之；汉之治放于因循，宣帝起而振之；唐之治放于姑息，宪宗起而振之。三代以来，迄于五季，独能以刚健振起者，惟此三君而已，是可谓难得也矣。夫岂三君者独能赫然自为之哉？盖亦天下之人杂然应之，而后能至于此也。尝考之于其书，周家之臣，王命之肃，必与将之，邦国之否，必与明之，衮职之阙，必与补之，何其忠也！神爵、甘露之间，至于文学法理、工匠技巧之事，皆极其能，何其精也！元和之初，荐士三十，以助成其治者，何其盛也！岂天下之人自尽其力而为之欤？抑三君者有术于此以起之欤？不可不究明其所以然。恭惟主上当中兴平定之馀，虑天下之人久废于无事，英断独运，动荡振刷，而大作起之，广开众正之门，杜绝群枉之路，宪度一新，威令一振，风声所暨，际天所覆，罔有内外，莫不悚动鼓舞，以观千载希阔之举。《诗》云：「周虽旧邦，其命维新」。今欲使天下之人尽革去前日怠惰废弛、因循茍且之风，群臣皆如周之忠，万事悉如汉之精，众才又如唐之盛，以大应今日惟新之治，将何道而可？其并三君所以然者悉陈之，以佐今日之万一云。

问：三代以降，天下之俗，何纷纭其亟变也！一时之士必有一时之俗，一时之俗必有一时之弊，一时之弊必有一时之害。未有有士而无俗，有俗而无弊，有弊而无害者，此何为其然也？士患智不足以识变，而战国之士智而至于诈；患勇不足以立事，而秦之士勇而趋于利；患无宽柔和易之行，而西汉之士柔则失于偷；患无刚毅挺特之操，而东汉之士刚则陷于讦；患无高远之志，晋之士高矣，而荡为虚浮；患无文章之用，唐之士文矣，而流为华靡。岂三代而下者，其俗终不可革欤？凡所以至此者，其故何也？其始必有以作之，作之必有其端；其终必有以成之，成之必有其渐。以至于风成俗定而不可复改，此又不可不求其故，而论其所以然也。其始不过出于士之所习尚，而其利害祸福及于天下而莫可解，其可不思所以救之之道欤？今欲使天下之士智而不至于诈，勇而不趋于利，柔不偷，刚不讦，高不荡于虚浮，文不流于华靡，去数代之弊，以成一代之俗，其亦有道于此乎否也？《易大传》：「君子之道，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」。所趋甚异，而圣人以为同，何耶？太公佐武王伐商，其功列于《诗》《书》；伯夷不食周粟，而《传》称其仁。是皆天下之大老，尝经圣人所去取者，而不同犹如此。出于圣人之后，而其趋异者将何以定其同与否耶？张良佐汉有天下，终从赤松游；而四皓则遁秦，亦不仕于汉；梅福尝上书论事，一朝弃官以去；扬子云校书天禄，严君平、李仲元皆其友也，而终于隐；严光当光武世，亦可出矣，而老于钓；荀爽，申屠蟠，徐孺子之于辟命，或就，或不就；诸葛孔明、庞士元事蜀，而庞公采药鹿门不反。当此时，管宁亦不应朝命，晋孙登居宜阳山，但抚一弦琴而不言；陶潜尝为县令矣，而赋《归去来》；王通讲道河汾，著书垂后，盖有志于世者，而称仲长子光为天隐。是众贤者之所以或出或处，或默或语，其意各安所出？于君子之道其亦有合乎否耶？所趋如此其不齐，其心果同乎否耶？

问：甚哉，文章之变，其得丧之关于天，而盛衰之关于世也！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文之用否，其大矣哉！三代之盛，训诰誓命之文，风赋雅颂之作，道德仁义礼乐寓于其中，圣贤之心术，天下理乱之几微皆在，得非关于天者哉？至其衰季，孔子出焉，删定系述之文作，而其用被于千万世，何其甚盛也！岂亦禹、汤、文、武有以作成之欤？汉司马相如辈所作，而班固遂以为汉文章与三代同风，其果信然耶？然固之论，如贾谊、司马迁、扬雄，不在其列，何也？唐文自太宗以来，犹未改六代浮靡之习。大历、贞元间，韩愈、李翱、柳宗元出，而唐文始复古，亦可以庶几三代之文否也？汉、唐之文，君亦有以作成之欤？恭惟吾宋二百馀年，文物之盛跨绝百代，盖其始盛于庆历、嘉祐、治平，而后一振于元祐，文采述作、论议术学众多繁夥，又非汉、唐之所可几及矣。然则祖宗之所以作成之者，亦以何道哉？夫得丧之关天，盛衰之关世，千百年之间，其盛不过汉与唐与吾宋三而已。但吾宋之文章，其所从兴与其所从盛者何由？与三代、与汉、与唐何辨？作成之道何由？断而论焉，一王之法为百世之鉴可也。

问：为天下者既有已行之法，必务为可见之效，而后天下可为也。使其法令虽行而成效不见，民不被其实利，而国不蒙其休美，则所为法令者，是徒为无益之文具而已，其将何以致天下之理哉？国家自军兴以来，岁周一星有半，亦久矣，今始享一旦息肩之安，则夫所以讲求乎国本，设为已行之法而责其可见之效，使民厚其业而乐其生者，在今日所不可缓也。昔汉文当高祖创业之后，专以农为务，其诏之为农而下者十常六七，亦以其不可缓焉耳。是以当时海内富足，兴于礼义，几致刑措，亦其效之可见者也。主上比岁以来务农之诏旁午于郡县，不啻汉文之日矣，而犹以农不加劝，谷不加多，户口不加益，而仓廪日虚为叹，何哉？日者下诏旨，欲责漕臣，使率属部守令正经界，均赋调，趣耕殖，以为民仰事俯育、养生送死之计，夙夜之意至深切也。然考之于田野之间，则今日之弊犹前日也。经界之未正，赋调之未均，耕殖之未趣者，尚多有也。呜呼，当循习之久，经界未易正也；多寡之不齐，逃匿隐落之不一，赋调未易均也；荒芜之多而游手之众，耕殖未易趣也。然则将何术以正之、均之、趣之，使效有可见而法不为虚行，使民被实利而国蒙休美哉？方求其术而不得，诸生其条陈之。

问：三《易》之书名之所命必有其义，书之所作必因乎人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孰同而孰异？取而为卜筮者，孰当而孰否？其推明之。

甚矣，道之难明也。闻道者多而知道者少，语道者众而味道者希。其弊盖起于世之儒者，措意太过，立言太高，而不能知道之深，味道之切，是以道日远人，而人亦以道为清虚无用之物，举而措之庄、老之间，是不知道可以一言而尽。孔子曰：「天之将丧斯文也，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。天之未丧斯文也，匡人其如予何」！此言道也，非言文也。语道至是，则道之兴亡，非天而何！茍天下幸遇圣人，百度修明，庶政和穆，则是道也，应入于刑名度数之间，而为礼乐刑政之化。天下不幸而逢暗世，则是道也，亦将自晦于无用之地。历古而来，圣圣相承，虽所尚之不同，所为之各异，而区区所传，亘千古，历万变，亦无非是道而已矣。故董仲舒曰：「道之大原出于天，天不变，道亦不变」。三圣相承而守一道，故《系辞》亦曰：「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化而裁之谓之变，推而行之谓之通。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」。故古之圣人所以体道之妙，用道之实，其示天下也，虽有可见之迹，而实运于不可见之心；虽有可知之事，而实藏于不可知之用。其举而为事业，则可知而可见者，常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；其化而裁，通而变，不可见而不可知者，独传于三《易》。则《易》之书，实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岂可轻议之耶？昔伏羲之作造于太古之初，其圣神之妙，仰观俯察，可以画卦矣，然而未敢以自为也。及龙负图而出于河，龟负书而出于洛，乃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，以类万物之情。文王当明夷之时，羑里之难，险阻艰难备尝之矣，重爻之意，亦未敢以自擅也。及凤凰之至，乃始精六十四卦而重之。仲尼值晚周之衰，负天纵之将圣，以好学之不倦，亦可奋然而兴《易》道矣，然亦未敢自专也。亦曰：「文王既没，文不在兹乎」！逮夫五十以学《易》，且韦编三绝，岂非是书也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，而圣人亦不敢以轻议者耶？向使凤鸟不至，而河不出图，是数圣人者，亦泯然而已矣。奈何圣人虑患之心，思天下后世之切，至以谓吾而不言，千百载之后，吾之所为妙用者蔑而不传，则道亦从而丧矣。是以伏羲、神农、黄帝则有三《坟》焉，夏、商、周则有三《易》焉。三《坟》亦三《易》也，三《易》亦三《坟》也，其妙道一也。是皆圣人不可易、不可知之事存乎其间。盖是书也，亦幸而出于三皇之时，而显于三代之际；亦不幸而罹春秋，更战国，遭秦历汉，泯没于千百载之后，遂使腐儒曲学得以肆其臆说，妄议上古，遂以为无用之具。虽或取信于一时，然亦不过目之为卜筮之书。大抵其说不过有四：以为春秋之时，左史倚相能读三《坟》、五《典》，楚子指以视子革，以能读古书。春秋之至今几千百年矣，时之久远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一也。历古而来，典籍之阨，不可胜数矣。风雨之沾霈、水火之沈烬亦屡矣。西汉之兴，虽间出于屋壁之藏，未必能无遗散者。故汉下求书之诏，是书亦不显于是时。《艺文志》所录古书为详，而是书亦不载于当世，此其所以致疑者二也。《周易》实出于近古，遭秦焚书，又以卜筮独得不废罢。然而「载鬼一车」，「需于血，出自穴」，与夫《系辞》所谓子曰之辞，后世之议者未免致疑于其间，况是书《姓纪》、《皇策》、《政典》之篇，文辞质略，义旨深厚，不可以言语造者，又焉能晓其义耶？此其所以致疑者三也。羲和湎淫，夏后征之，其出征之辞引《政典》曰：「先时者杀，不及时者杀」。后世莫不以为夏后氏为政之典，虽孔安国亦莫不以为然。今此书《政典》之篇，颇与《书》合，则其辞之可具载于《诗》、《书》，隐而难知，略而不详，又不过如此，此其所以致疑者四也。呜呼，历是四疑，而遂使三皇与夫文王、孔子尽心者流，非特郁郁不伸，又入于卜筮之学。夫岂知治天下之妙用实在于此，人更三圣，世历三古，天之所畀，道之所在者欤？噫，所不可知之事阙之可也，所不能之事置之可也。茍不能然，而簧鼓邪说，妄指圣人之书以为伪妄，吁可痛也！幸承明问之，及欲论是书之义，则非止十稔之穷思，数万之累辞，盖圣人之神道妙用寓于其间，而实非区区场屋之文敢议也。若夫止于名之所命，书之所作，卦之所次，数之所占，与夫取而为卜筮，下及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则亦不敢不论，以攻邪说。恭惟神宗皇帝以道德格天下，以淳厚化斯民，天人之妙趣，性命之至理，蔼然见于当时。故天不爱道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复降是道以助至化。元丰之七年，西京之部使者巡按部属，历唐州之比阳，是书复出于野民之家。天之未丧斯文，岂特斯民之幸，而亦吾道之幸也。昔孔安国叙《书》，以为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书，谓之三《坟》，言天道也。今考《坟》之所以有三，曰山坟，言君臣民物，阴阳兵象，谓之《连山》；气坟，言归藏生动，长育止杀，谓之《归藏》；形坟，言天地日月，山川云气，谓之《坤乾》。盖《坟》虽兆于三皇，而其道实显于夏、商、周之际。故仲尼常曰：之杞而得夏时，之宋而得坤乾。坤乾之义，夏时之等，吾以是观之，此其命名之义，作书之人，有如此者。《连山》之书以艮为首，《归藏》之书以坤为首，《坤乾》以乾为首。虽三《易》之书卦之易次，名之不同，而其经卦皆八，其重爻皆六十有四。及夫揲蓍布数，取以为占验，则阴阳老少之文，大抵亦不离乎七八九六而已。盖七八者，少阴少阳之数；而九六者，老阴老阳之数。天地之所为，时运之所会，虽圣人亦岂得与夺于其间耶？此其次卦之序，占数之际，虽稍有不同，大抵如执会要，以观方来，终于殊途同归耳。此其卦之所次、数之所占，其同异有如此者。然而《周礼》独载是书于太卜筮人之官，而纯取以为卜筮，遂使圣人之神道，以为后世淫巫瞽史卜肆占市之设。先儒或以《周礼》为战国之说，不足怪者。且左氏好巫，其所载占筮最为详悉。以《周易》为占者十有六，以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为占者一。南蒯之筮，《周易》之筮者也，遇《坤》之《比》，其繇曰：「黄裳元吉」。穆姜之筮于东宫，此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之筮也，遇《艮》之八，其繇曰：「元亨利贞」。是南蒯、穆姜之筮皆吉兆，然而咸以为不祥之事。惟此二兆颇为近正，其馀又怪诞不经，则是书谓之卜筮则可，谓之纯为卜筮则不可，此其所以为卜筮者如此。然是书之不幸汩没于世，而杜子春、郑康成皆先儒之美者，而无一言以及之，又从而为之说曰：「此阴阳之说也」。惟杜预、孔安国辈粗能得之，而亦纷纷藉藉，终以不振。至于隋唐之盛，括囊典籍，文物灿然，而秘府所藏，尚不过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二十三卷，而《坤乾》之书，亦未见其间，此其诸儒之论，秘府之藏，不过如是而已，此三《易》之始末也。抑尝论之，书之泯没于世，非大圣大贤则不能振起之也。有若《荀子》，有若《鹖冠子》，有若《仪礼》，有若《墨子》，非韩愈而振起之，则与异端邪说并弃于世矣。有若《列子》，有若《文子》，有若《鬼谷子》，有若《亢仓子》，非柳宗元而力辨之，则其遗编馀论，亦与草木而煨烬矣。是数子者尚不过论五霸之大略，或崇虚无之空言，或为黄老刑名之学，或出于战国纵横之流，而二贤尚能扶持，使炳耀以传诵于人之耳目，况三《易》之书，天之所存，道之所在，圣人之妙用存其间，此正诸生喜与执事者论之。

问：东京何休道术深明，有闻于世，其解诂《公羊》之传也，以《春秋》之论駮汉家之政，凡六百馀条。其说虽不传，然意其为人，必非茍然者。其后服虔又以《左氏》之说正何休之駮，凡六十馀条，则何、服之学，其可谓通经术而晓世务者矣。诸君得为何休，其能駮汉者何事？使诸君为服虔，则其駮何休者何说？

六经备于孔子，隐于战国，火于秦。比汉兴，稍复出矣。而西京以朋党乱，东京以图纬惑，圣人之意，其存者鲜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非明问之所及也，请独以《春秋》言之。《春秋》之为经一，而为传者有三。汉武帝表章六经，《公羊传》盛行于时，《谷梁》之学出于宣帝，《左氏》之学起于哀、平。言《公羊》者，有严、颜、眭孟之徒，而胡生为之祖；言《谷梁》者有伊、胡、申章之徒，而鲁荣广为之宗；言《左氏》者有陈钦、贾护之徒，而刘歆为之倡。刘歆尝欲立《左氏》矣，而大司空师丹以为非毁先帝。严彭祖尝奏议殿中矣，而太傅萧望之折之以《谷梁》之言。言世次则有孔子、子夏传授之殊，言远近则有齐学、鲁学之异。大抵经有数家，家有数说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信异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古人所谓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而无徙善服义之心者是也。光武中兴，承新室诡政之弊，而白水卯金之语，执以为受命之符。此风一扇，天下靡然从之，于是圣人之经与邪说并行矣。郅恽之论，谓汉历久长，孔为之训，而贾逵之攻二传，则谓刘氏为尧后，惟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然则《春秋》之旨，其说杂乎谶纬者类皆如此，是可叹也。愚尝论之，西汉之士乱于朋党，故朝廷之上无豪杰之士，而新室之变遂以兴；东汉之士惑于邪说，故圣人之教日以沦亡，而西域之书于焉得入。此理势之自然，无足怪者。观西汉《春秋》之士，如公孙弘、董仲舒、翟方进，可谓大儒矣。然公孙挟诈多私，中伤贤士，迁董仲舒，杀主父偃，皆出阴谋，则《春秋》善善恶恶之理，宏盖不知也。方进内求人主微指以固其位，善淳于长以持其宠，此正犯《春秋》外交之讥。惟江都董生慨然力学，有意乎三代之际矣，然犹不能卓立杰出，而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、《竹林》之书，阴阳闭纵灾异之学，皆守《公羊》之家法，宜乎后世之所深惜者也。东京郑康成囊括大典，网罗众家，号为仲尼之门未能远过，而贾景伯父子盖杜征南所谓先儒之美也。然二人之学，皆以图谶从事，则其他可以想见矣。景伯常入讲南宫，黜二《传》以扶丘明，彊执诬罔之辞以符异端之说，使丘明有灵，其将喜之乎？何休尝以私意著《三传优劣论》，而康成为之「发墨守」、「针膏肓」、「起废疾」，休见而叹曰：「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」。然何休之与康成，要皆图纬之学也。左右剑佩，彼此相笑，岂容一胜一负者乎？陈元有言，诸儒之驳议皆「断截小文，媟渎微辞，以年数小差，掇为巨谬，遗脱微细，指为大尤」。所谓小辩破言，小言破道，此两汉之风俗也。明问所谓何休驳汉事六百馀条，服虔驳何休之所驳六十馀事，亦不复置言可也。诚难以辱执事之听矣。然审是去非，学者之职也，试以其学乎《春秋》者妄为执事言之。汉自高祖以来，治杂霸道，而叔孙通绵蕝之礼已为一代伟观，则其君臣政事得罪于《春秋》者如何也？《春秋》「公及戎盟于唐」已重讥矣，而奉春君至于与匈奴结和亲约；《春秋》初税亩已深贬矣，而武帝至于算及舟车。起柏梁台，筑台于秦之罪也；射蛟江中，矢鱼于棠之诛也；郡国建庙，立武宫、炀宫之黜也。何休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休异者，愚不学图谶也。《公羊》之书喜为怪僻，而何休学之又复甚焉。以《春秋》托受命于鲁，托隐公为受命之王，是则无君臣之分；以绝文姜不为不孝，拒蒯聩不为不顺，是则无父母之恩；以纪季之权绝先祖之祀，是则无兄弟之义。以至三统之论，灾异之应，皆为违经背道，而血书端门之语，尤为名教之罪人，此何休之失也。服虔之驳不知其为何语，而愚之所驳与虔异者，愚不党同门也。呜呼，何、服之学，愚虽未尝见而以为不足言者，以其人观之也。何、服之学，愚以为不足言而终有言者，以《春秋》论之也。《春秋》之学于今盛行，《左氏》以杜征南，《谷梁》以范武子，而《公羊》则以休也。愚纵观三家之书，考其行事，而休实非二子徒也。杜征南奇谋伟论，振耀一世，而江南之役遂收破竹之功，谓其不深得《左氏》可乎？范氏之不私所学，考圣经而质众传，斥何晏、王弼之论，破晋朝浮靡之风，此其存心以公之效也。执事所谓通经术而晓世务，愚意以为有二子之学，而后可以当焉。若夫讲论当世之务，质以《春秋》之说，则常日愿效二子之为人，固不敢以容易谈也。

问：朝廷之所尚，天下之所趋也。所尚者正，天下悉趋于正；所尚者不正，天下悉趋于不正。枢机之所发，本原之所自，不可不谨也。盖三代之季，六经之书既作，而专门之学未闻于天下也。庄老之学虽出，而浮虚之学未闻于世也。至西汉宣帝与诸儒讲六经于石渠，东汉显宗亦与诸儒讲六经于桥门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专门之士也。如是，天下安得而不趋于专门之学？至西晋之君以山涛、王衍为政，东晋之君以庾亮、殷浩为政，自是朝廷所用之公卿大夫，皆浮虚之士也。夫如是，天下安得不趋于浮虚之学？此二学之行于天下，岂非汉、晋之君所尚有以驱之耶？圣贤之君如日月也，而二代之君放为淫僻，堕为此学，其失安在？吾宋之盛，朝廷之上未尝尚此，而专门浮虚之学遍天下，何哉？其所以然者，岂无所自耶？主上神明，照见新弊，申敕天下学校禁专门之学，使科举取士专以经术渊源之文，其涉虚无异端者皆勿取，所以幸惠天下之士者大矣。汉、晋之君，方且倡为此学，真今日之罪人也哉！夫专门之学行，则议论将入于不通；浮虚之学行，则人才必至于无用。则去之不可以不尽，而除之不可以不速也矣。汉、晋尚此而其学亦行，幸考其所以然而求其所自，并与汉、晋之所以失者而陈之，将告于上，尽去而速除之，以正天下之学术云。

节义盛衰，足以观国，君子于东汉有考，而重于世变伤焉。威、灵以来，士大夫以名节自高，争相标榜，击搏奸邪，无所回挠，似足以挽回汉人之生气。而党锢之狱一兴，朝廷大臣促辱于宦驺之手，海内名流竟死于逮捕之冤。直道虽伸于一时，而首领已膏于萧斧。彼汉君其何忍负天下之士哉！南北部之分，始于甘陵、汝南，成于李膺、张俭，而君厨俊及之号，为世之所指目。究其所由来，则谣言之兴，天下争慕之。如「国师获印，画诺坐啸」之语，波流相翻，一唱百和。以舍生为身后荣名，以括囊为首鼠畏祸，卒使阉腐得以部党籍口而为斥逐之阶。天子不辨邪正，发愤震怒，而益奸凶之志，枝牵条蔓，淫及非辜，根连株逮，悉归狱寺，忠良含冤，同时被系者六七百馀人，海内涂炭，横遭宪纲者二十馀载。试即当时之臣而考之，如陈蕃、李膺，高亢之节未易沮挠，而谋诛曹节、侯览，一战不胜，卒以身殒，岂二人无沈鸷雄深之谋，而徒矫亢以为高欤？抑小人之奸回未易测识，固当深谋而默制之欤？今观露草于左右「今诸奸臣知臣疾之」之语，毋乃失之疏。及其机事一泄，攘臂夺呼，将官属拔刃而入承明，毋乃失之躁。夫岂知齐威以节制之师寺人貂，犹漏师于多寡；兼周勃北军之入，亦惟有郦寄以为之内应，而后可以保其军士之左袒。陈仲举于此宁不长虑而却顾耶？当时之士被其容接者，为登龙门，则其礼失之抗，乞留五日，尅殄元恶，然后退就鼎镬，则其计失之迂。夫岂知位居上公，犹握发以下白屋之士，东征三年然后可致罪，人之得李元礼于此，何不反思而审谛耶！乃若范滂南阳之归，从车千两，闻督邮至，抱诏而泣曰：「此为我也」！即日诣狱，县令郭揖与之俱，则曰：「滂死则祸塞，何敢以罪累君」。其视张俭，身为党魁，亡逃窜伏，其所经历，被诛者以十数，宗亲一皆殄灭，郡县为之残破者，焉可同日语耶！夫以陈蕃、李膺虽足以为百官之领袖，而无救于一身之存亡，范滂、张俭虽足以为一时之名士，而是非有霄壤之异，其馀抑可知矣。然则徐孺子之不受公卿辟召，郭泰之不为危言激论，申屠蟠先知其祸而潜遁，其出处之节，果孰得而孰失，请并论之。

人情之趋于薄，自世道日狭始。世道之日狭也，其原固有自也。夫能以道容天下，而使夫人相安于是非毁誉之中，殆必有权舆是者矣。自夫宽洪博大之意不存于上，而后偏驳诡激之论横兴于下，君子当于其世变求之。东汉之时何时哉？是非明，毁誉著，此其远过后世者也，然其道视前汉已太狭矣。忧世君子长睨远览，窃谓大道之行也，以天下为一，不作好恶，无有彼己，尚何毁誉之有？意若有讥当世之士大夫者，抑由未知其所自求也。夫使天下之人私相毁誉，而一时号为名流，独持风裁者得执其权而奔走之，得无所自哉？苟在上者，其道足以容天下，而为公论之主，则固不止此矣。夫志欲慕古而未明时敝之原，且徒杂以老、庄之说，议者嘉其志而取其几于道可也。道以天下为一，尝观于老庄之说矣。大要无异于朱穆所谓道德以仁义为薄，淳朴以礼法为贼，是穆之所为言者，固圣门所不道也。君子独何取哉？夫不究其所以言之意，妄而訾焉，则亦不足以深知之也。彼以为使天下之人畏义而后愧生于心，惮礼而后负结于意，则是毁誉未忘也。毁誉未忘，则是人我两立，而非以天下为一之道也。此其志诚有足尚者，惜也不及见吾三代之盛。昔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建中于上，天下有公是非而无私毁誉，故孔子曰：「斯民也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」。使老、庄而生其时，则固知毁誉之不足为世病，而何俟于尽忘之哉？自圣贤不世出，建中之道未知攸属，而是非毁誉一听人之自为，而权始移于下矣。使权一出于上，而犹惧其道之不宏，未免偏党之敝，况其下乎？是则世之君子有不胜其纷扰，思欲举一世毁誉而尽忘之者，毋怪也。吾观东汉自光武出，而磨世厉俗以起人畏义惮礼之心，张而不弛。更一再传，缙绅之间，务为矫异而无包荒之德，喜为沽激而亡纳污之量，是其所为得者，固其所以失也。夫公论不出于上而作于下，其道已狭，况夫硗硗者易缺，皦皦者易污？褒善太明，或将丑正；疾恶已甚，惧其为乱。忧世君子，安得不究极世道升降之由，而为是反本之论欤？且其言曰：「道以天下为一」。是道也，即《洪范》所谓建极之道也。穆以老庄之说参焉，遂谓畏义惮礼者不足以语道之大。吁，庄周有言：「誉尧而非桀，不若两忘而化于道」。此穆之论所从出也。是其伤今慕古之意，宜亦有类于周者，而皆未明夫时敝之原。且穆亦尝究其原欤？古今未尝有无毁誉之天下，其所以相从相薄者，岂独天下之过哉？君子盖于权舆是道者太息焉。向有皇极之君，其道之广大无我，能以天下为一，则是非毁誉之权，殆必有归矣，何至于分散四出，奔溃交激，而日趋于薄哉？穆盖得其言而未得其所以为言者也。昔西汉自高祖专务简易，议论宽厚，而风俗淳一，上下疏阔，无迫切窘束之态，公府不按吏，而士大夫听言人过。当时之士满于山东，游侠之说盈于闾里，卒不闻有横议之兴，此其道犹有以天下为一之意焉。盖自孝宣综核而天下始相寻于毁誉，虚伪相交而俗益薄矣。然则世道之日狭也，可不深原其自哉！且穆亦既知道之广大，如天地之无不覆帱，而顾以咎当时之士大夫为未知道者，抑犹未得为知本之论也。虽然，士大夫亦乌得辞其责哉？盖东汉诡激之俗起于处士之沽名，而成于太学诸生之横议。当其臧否人物，坐作声价，是宜举一世靡然趋之，而莫之反也。向使得如徐稚、仇览者数人焉，介然自守于无所知名、毁誉不及之际，则异时之事当不至重申屠蟠之窃叹矣。君子安得不因朱穆之言，而有感于斯！

党祸东都最惨，唐次之，本朝又次之。固、乔皆社稷臣，伏刑都市，膺、滂诸贤率身贯五木，骈颈就僇。所杀天下贤俊数千人，其幸而得免如陈寔、申屠蟠之流仅一二数。使孟德、仲谋不生，汉亦必亡。唐末举当世清流尽投之浊河，而国随之矣。本朝党论屡兴，事与汉唐同而治乱与汉唐异，盖列圣至仁至明，静观徐察。竦、夷简指富、范为党魁，而昭陵随悟；章、蔡请斲君实、晦叔棺，族莘老，而泰陵不听；桧欲按诛赵元镇等家族，上赖思陵保全；侂诬陷忠定王，禁道学，因而废锢名胜，茂陵一旦奋发，雪忠定，弛学禁，而群贤复用矣。三百馀年之间，邪说终不能以胜正论，小人终不得以胜君子，虽更阳九百六之会，适以开一马渡江之业，历丙午、丁未之厄，晏然享太一临吴之福，有以也夫！予尝谓前世党人有刀锯之祸，若本朝则烟瘴而已。然前世或自系于狱，或谊不独生，或以齐名李、杜为荣，同于为善，同于嫉恶，同于舍生取义。呜呼，盛矣哉！季世风俗不然，随好恶而改化，视胜负为向背，首畔大防者有之，反噬安石者有之，范忠宣诸子多贤，尚劝乃翁求出籍，而「斩颐万段，恕亦不救」者皆是也。此风既成，窃意未必乐范、尹、欧、余同贬，况甘与君、厨、俊、及同死乎？豫章公远窜不悔，囚宜州谯楼上，犹书此传，无愧于孟博矣。忠定子吏部、孙尚书，当庆元初阖门避谤，绝口不自明，尤贤于忠宣之家矣。彼世之雍容立朝、进无刀锯之祸、退无烟瘴之忧，而不能自彊于善者，览卷宜有愧色。

（上缺）贯哉，汉唐而后，言语性命离而为两，合乎一者韩子而已。《原道》一篇通贯六籍，然《上丞相书》则近乎佞，《赠李愿序》则近乎慢，《符读书城南》又近乎谄，岂道与文果二物耶？学韩子者惟漫塘刘公，而漫塘之文则不然，胚浑数世之积累，培养云茅之气节，秀钟一身，植而为行，发而为言，但闻道鸣以文，未闻文鸣乎道也。读其文雅正如《骚》，咏其诗精切似《选》，其奏议似《檀弓》、左氏，其论思反覆似《国语》、司马子长。信矣，非汉唐以后之文也。遂乡里晚出，尝侍言论，见其所以自命者未尝以文。其在庠序，隐然有忧世之志，其出入州县，慨然有济时之用。及其屡召不起，则毅然以爱族党、禁非鬼、恤穷饥、抚存没为心。问之，则曰：「先公之志也，吾何敢」？其荐进人才，动十数人，为世有用。行足以动旒冕之知，仁足以启鬼神之助，望足以压三军之乱，化足以服群民之心，而道不及行之朝廷、达乎天下者，天也，岂人所能为哉？平生学术，根本伊洛，至于论说本末，则拒而不谈。呜呼！有黄叔度、申屠蟠所不能及。既卒数年，乡里诸友欲发其文传于世，而蚤岁之稿散佚不存，中年所作赵师契者抄录最多，其馀友朋亦以类至，略计平生之文十未四五。其子翁望刚叔既汇次之，名曰《前集》，而留后集以待方来。夫文之遇合有时，道之流行不已，其存也不为时用，其没也仅止于斯，文之可贵也；其言足以补益当世，其旨足以觉悟后来，道之无穷也。遂不敢以其可贵者而废其无穷，因请书之为序。淳祐二年秋分日，后学王遂序。

司法到官未及踰年，遽至于斯。家贫子幼，道阻且长，世无巨卿可以托死，营护归葬，谁其任之？当职辱在同僚，固不敢禁脱骖之赙，然出疆之后，则吾未如之何也已。昔申屠子龙送同舍人伍子居之丧，以归乡里，遇司肆从事于河巩之间，从事又为之封传护送。今司法旅榇将自湘乡登舟，醴陵、安陆二邑皆潭属也，封传护送，都运、安抚大卿必所乐为。备申运司，乞行下湘乡与之雇舟，醴陵与之雇夫，凡其费用皆所自备，不敢为两县之扰，特欲借官司之力，以图办事之易耳。王诚既为厅吏，虽万里之程亦当往送，况千里而近乎！如或半途而反，定行决断。

大道之行与天下为公，故毁誉出于一世之所同。道隐，而毁誉不见于天下，而后出于士大夫之抗节义、矜名称者之所独，抑狭矣，然犹赖其有是也。东汉之微，如膺、滂、固、乔，更相标榜，将以嘘扬一烬之火而燃之，而卒不竞。君子原其始，谓子陵高节，实养成之，狂奴之号，后世以此少刘文叔，谓光之不屈也固宜，不知光之政乐，其得是名也，则志遂矣。此东都风俗之美，所以卓冠汉唐也。古括吴君愚隐以诗文相證，读之气劲辞直。至于言议之公，虽亲者不附，疏者不遗，予是以嘉君用志之独如此也。来婿白云，与闽人谢翱皋羽、婺人方景山为友，结诗社于双台下，盖高子陵之风久矣。且将徵微言以自信。以君笃信不迁，而犹俟予言以信，岂以其毁誉之不苟然也？予顷尝识皋羽，每见其谈林德阳、吴某忠谊不可企，心敬之爱之；复谈愚隐，曰「好义不屈人也」，亦敬之爱之。今皋羽下地，林、吴隔阔，及见君所作，益信皋羽之不妄许人，与予之不妄交皋羽也。尚友古人，幸使得齿于君、厨、俊、及，吾犹惧世之不乐人善者之不吾知也。九京可作，无已则申屠蟠矣乎！君有志于道者，敢以予所自信者告之。

呜呼！兄有驰骋功名之志，而无其时；有归去田园之心，而无其机。十年湖海，国危莫医。瘴云之巅，鲸海之涯。穷天下之艰苦，极人生之辛悲。犹不为造物见容，遽然一疾，而至于斯。仆于北山，如兄弟然。此别千古，痛哉苍天。犹记夏初，兄来邻居。昔之玉立，今也鹤癯。意其药笼之参苓，可以寿馀生而制颓龄。奈日羸于一日，龟于己而不灵。临诀欷歔，哽咽语余：死生数耳，累以妻孥。古有托妻子于其友，吾特患吾力之无馀。经营后事，一如嘱书。衾不覆首，衣不蔽躯。所可怜者，三岁之孤。回首白云，万里邱狐。嗟夫！仆既不能为申屠蟠护丧归里之行，又不能为范云移丧归家之举。欲安厥灵，权殡浅土。今生之来，费敢不助。瓣香束刍，老泪如雨。兄其有知，实闻斯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