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月十九日，宣德郎、知磁州武安县事兼兵马监押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于皇帝陛下：臣伏闻《春秋》正始之义，莫大于即位之始。恭惟陛下即位之始，德音宽大，民心说豫。一日四方万国莫知其然，而同声驩呼相庆，盛矣哉！天命之所授者，人心之所归也。窃以陛下始初清明，黜阉宦之诡随者一二人，斥侍卫之不正者数十人，散后苑之奇工数百人，天下之士莫不知陛下之尚祖宗之恭俭也。前日海巡，亲事官星散民间，专以防民之口，伺民疑似之过，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，一切罢去。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气，觉身有宇宙之宽，沛然游泳之适，皆曰复得祖宗之京师以居矣。昔唐褚遂良当高宗时贬死爱州，其后更明皇宪宗之盛不得归葬。何幸陛下一日即位，锡鸿恩，俾刘挚、梁焘、范祖禹等葬自岭南，听子孙叙用，实度越前王，有漏泉之泽也。甲子诏书褒扬赵普殊勋，官职其子孙，于是乎又有以见陛下思念祖宗创业之艰难，使天下咸知国家太平之基有自也。恭惟陛下积是数者之甚盛德，宜乎日月光明，五星有度，乃四月朔日有蚀之者。五行灾异之说，阴阳胜复之论，臣不敢为陛下道也。天意若曰：陛下方崇明德，其适见以左右陛下乎？古之明君以无灾而惧，曰：「天其忘予，良有以也」。陛下恻然发德音，赦宥四京，诏中外臣庶实封直言圣躬之阙失，若左右之忠邪，政令之否臧，风俗之美恶，朝廷之德泽不下究者，闾阎之疾苦不上闻者，悉心毋有忌讳，诚得其所以戒惧，而仰足以奉天意也。臣虽至愚贱，不觉感极以泣曰：何幸今日复睹国家之有此诏也！第五伦坐长安市中，每读建武诏书而叹息曰：「此圣主也」！臣意今日复有伦辈者多也。如臣之愚贱，辄敢罄芹日之诚，献刍荛之言凡十事，以奉明诏之万一，惟陛下赦其狂瞽财幸。其一曰祗德，其二曰法祖宗，其三曰辨国疑，其四曰归利于民，其五曰复民之职，其六曰不用兵，其七曰士得自致于学，其八曰广言路，其九曰贵多士，其十曰无欲速，无好名高。何谓祗德？臣闻帝王居天下之崇高，因天下之利势，不患乎力之不足以治，而患乎不以德为治也。如其检身积思，夙夜勉勉，以祗厥德，则有才而不自用，内聪明而不自肆，虽学而若无所知，虽文而若无所能，虽辨智而虚己恭默。既与人而不猜忌，好谋而莫之蔽，任贤而名实称，享治隆而克永终，动必稽古，为必畏天，与天下四海同其安乐而为法，使世世可继，传之子孙，帝王无穷也。此尧舜禹汤文武成康之躅也。苟其德之不祗，而力之为尚，如汉武帝之雄才大略，适足以罢中国；唐明皇之聪明无不及，而不免禄山之叛；梁武帝内外之学俱博且善，而身辱国危；梁元帝之文足以著书，而身执国分；随炀帝博辩多智，而招江都之祸；隋文帝驱驾豪杰，平一天下，而猜忌杀戮，国不再传；唐德宗强明文藻，阳尊贤士，而以猜忌阴亲小人，出居奉天；晋武帝好谋善断，远平敌国，而近蔽于妻子，社稷用倾；晋元帝人材众多，无任贤之实，竟不能兴晋之统，而致石头之辱；宋文帝元嘉之治，独隆于数百年间，而元凶之酷，亦以云甚。呜呼，德之为治，可不勉哉！昔自三代而降，帝王之德莫盛于汉文，居明光宫，天下断狱三人，后世莫之及已。议者皆患汉文不能尽贾谊之材，使其功烈犹有可愧焉者，臣愚独以谓不然。盖谊之言不纯于德化，实未与文帝之意相当，文帝非不知用而实不欲用也。夫闻贾谊之言，而不轻于作为，不诱于功名，挺然不改其清净无为之操，此汉文之所以致盛德者也！盖自古愿治之君，溺于名人可喜之论，而不惮变更祖宗法度，轻于作为，自欲暴功名于百王之上，而卒贻天下后世之大患者不一也，臣是以知汉文之为盛德也。景帝之材业皆非文帝比，而后世之称治君必曰文景，以配成康，何也？盖景帝之继文帝，不必创有所能，而能不改文帝之恭俭，不失文帝之德化，是亦文帝也。逮夫武帝兴，而文景之风坠矣。君子谓汉道于是乎始衰矣，不待元、成间也。武帝之材业实视景帝为优，有尊诗书之名，有修礼乐之观，岂不美哉？而兵穷绝域，刑及反唇，利悉秋毫，天下骚然，不胜其声。使斯民不睹诗书礼乐之有益云者，无它焉，不如文景之有德也。武帝尝从容问东方朔曰：「吾欲化民，岂有道乎」？朔对曰：「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成、康，上世之事，经历数千载，尚难言也，臣不敢陈。愿近述孝文皇帝之时，当世耆老皆闻见之。贵为天子，富有四海，身衣弋绨，足履革舄，以韦带剑，莞蒲为席，兵木无刃，衣缊无文，集上书囊以为殿帷，以道德为丽，以仁义为准。以是天下望风成俗，昭然化之」。武帝淫侈如此，而欲使民独不奢侈失农事，之难者也。武帝诚能推甲乙之帐，燔之于四通之衢，却走马示不复用，则尧舜之隆，宜可与比治矣。善乎，朔之此对直以孝文为尧舜，谓唯孝文之恭俭可以救当世之弊也。使朔之对不知出于此，而迎意谀悦，陋文帝之恭俭；高引阔鹜，增武帝之盛气，则朔者汉家之罪人也。然朔之言，岂独为汉之利哉？臣愿陛下视今日宫中有可推者推之，不必甲乙帐也；有可却者却之，不必走马也。不役耳目而不期正百度，百度自正，天下自治也。何谓法祖宗？臣闻人君之于国，犹人臣之于门户。北称崔、卢，南称王、谢，文质风流之不同，有祖考之旧存焉。继世守文之君，何必厌百年之积累，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？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，述大禹之戒也；伊尹之于太甲，明言汤之成德也；周公之于成王，罔非文武之诰教也。汉宣帝称汉家自有制度是也。天下固非一道，如其近求诸祖宗而不合，则远考之古王未为晚也。周公之诰康叔，先之以「祗适乃文考」，而后使「往敷求于商先哲王」，乃卒使之「别求闻由古先哲王」，是其序也。夫祖宗之德，孰可得而私哉？《皇矣》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太王、王季，《大明》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、文王，所以致其盛也。自古以来未有如本朝太祖、太宗、真宗、仁宗、英宗、神宗，圣圣相继之盛者也。后世继成守文之君，宜其宪章发扬之不暇，而陋彼《皇矣》、《大明》之诗。乃者朝廷命令之辞、臣下敷奏之言，掩不发扬重光之赫奕，徒誇岁月之新美，不知何说邪？臣窃睹周公作《无逸》戒成王，历序太王、王季、文王之德，而不及武王。召公作《公刘》戒成王，尊道公刘之业，而不及文王、武王。古之人宁舍近取远，探其原而致其盛，未有简祖宗而自剪伐者也。祖己言于高宗曰：「典祀无丰于昵」。良可念哉！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发扬欤，其实未足取法欤？惟我祖宗之德泽宿于民心，而耆老尚多能道之，讴歌不忘也。施设举措之详，则国史存焉。臣愿陛下俯察民心，仰鉴国史，祗承祖宗之典刑，其恭俭勤劳，宜于今日乎？而受谏纳言，好于今日乎？尊贤贵士，诚于今日乎？用兵用刑，深于今日乎？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？躬自允迪，以福斯民，实在陛下，臣不胜天下之愿也。昔在仁宗时，尝诏李淑为《三朝训鉴图》，既又诏富弼为《祖宗故事》，石介作《三朝圣政》，录之上，仁宗嘉纳焉。神宗因众书诏近臣作《宝训》，则夫祖宗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，不可掩也。神宗因马法之弊，为王圭等言：「朕于是愧见文彦博」。圭言：「当时改旧法，自是王安石主议」。神宗为之叹息。或欲更馆虏使之食馔者，神宗言：「固知日不变馔为不堪，是太祖之所定著，不欲更也」。新作原庙，世王太祖后之类，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。臣载惟祖宗旧章，有若费而省，若可废而不可以已者。务以美意示天下，其待天下忠且厚也，臣固不能悉疏之，辄敢言其一二近而易复者。如科场有诏申重求士之意，盛夏恤刑有诏丁宁钦恤之意，守令朝辞赐以七条，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正，不专设徒隶之刑、左右阱以待之也。天下之士以故贵礼义，尚廉耻，方以犯义不及其乡人为愧，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？惜乎旷数十年来，未闻朝廷下一诏书劝厉风俗，或求贤赏善，或劝农复租，乃使斯民战战，以苟免朝夕为幸，可不惜哉！其害近而方炽者，河北盐法也。仁宗尝因王拱辰欲榷河北盐，已而闻张方平之言亟罢。神宗又尝因章惇欲榷河北盐，复闻文彦博之言而罢。今卒榷之，使河北商旅失业，兵民食味不调，税入不足，其不法宗祖之过也。何谓辨国疑？臣窃观世之奸宄，嫉害忠良，冰炭不相生，若有不共戴天之雠。无以决其私忿，必假君父以藉口，使闻之，心知其非而语不敢辩，当其责者义有所不得辞。于是乎群小人意得竞进，以一言而杀百君子矣。不幸不祥其如是也，阴贻天下之祸莫甚于此也。然彼不祥之言曰擅议宗庙，或曰非毁先帝，类皆见于末世弱君强臣更相倾夺之际，而盛时无有也。绍圣群臣指元祐为党，其犹可也，至于其流及上，以元祐之党非毁我神考。不知国家隆盛如此，神宗之盛德如此，何为亦得此耶？真不幸哉！天下有识之士，不丧忠义之心者，无不痛心疾首，欲辩之，厥路无由。幸陛下一日清明，得以昭陈，因以晓于无穷之来世，实天下之幸也。彼绍圣之臣徒知快其私忿，曾不顾我神考在位十九年间，焦心劳思，百度修举，皆以固社稷而惠百姓，何所负于天下，何所慊而非谤可起哉？天下之愚夫愚妇，尚未之有萌此心者，二三大臣独何事而乃为此乎？盖甚非人情也。如司马光之进退，唯我神考为能全其高，制序以宠其书，且命侍读以其书闻于迩英阁。如文彦博之耆旧，唯我神考为能发其不言之功，赐筵赋诗以宠其归，恩礼莫与比者。如苏轼之献言，惟我神考许以国士，夺之于众人必杀之地而再生之。臣窃以谓此三人者，恨不能死以徇我神考于地下耳，尚何自而非毁之乎？所谓元祐之党人之心，盖皆此三人之心也。德之不报，毁之何端耶？如以谓元祐垂帘之际，二三大臣言辞有抑扬，政事有异同，可指以为言，则亦不谅之甚也。昔成王之时，召公宅洛邑，周公营成周，而舍文、武之丰、镐，是周、召不忠于文、武也？陈平、周勃谓高后王昆弟诸吕，无所不可，是平、勃不忠于高祖也？霍光辅昭帝，不循武帝之旧，乃罢榷酤，轻徭薄赋，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？尧舜之相继，宜无可议者，舜于五礼，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尚何苦而修之耶？神宗熙宁之初，鉴嘉祐、治平之末，士忸于安乐，而或失之因循颓堕，可更张振起之，适足以崇祖宗之丕谟，为神宗之丕烈也。由是观之，政事之异同，非所宜言。而奸宄之害忠良，假君父以藉口，不纳之死地则不已，其亦明矣。伏惟陛下聪明博达，必有以超然烛此无疑。将见陛下发德音，复死者之官爵，还生者之禄食，因以发扬神宗巍巍之烈，成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，不损我神考知人之明，使天下后世于神宗无间然矣。所谓二三臣者，有所不足道也。天下之士。固已日夜颙颙，伏望明诏之下，幸陛下留意加察，无徘徊也。臣愚窃又有私忧过计，以谓陛下聪明无所牵制，灼见此一日之疑，以诏天下后世，固善矣，抑亦末也。奈何绍圣大臣肆其私意，欲表里迁就其说，谓前日神考之史为诬谤之书，率然委一二新进末学重修国史，特起后世之疑也？后世学士大夫耳目不相接，见新史之美而疑旧史之恶，谓新史之公而指旧史之私，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，其害又岂不大哉？臣虽未尝见旧史，而敢谓旧史必不敢为之诬谤。何则？实无自而诬谤之故也。盖史也者，不可得而私，不可得而不实。史官苟非许敬宗辈，则莫之敢侮于斯也。其为重修之议者，不过大臣自为之地也。如神宗谓吕惠卿矫蹂轻诬；邓绾操心颇僻，赋性奸回；曾布、惠卿自陷不义；章惇之得罪黜湖州；王安石才吕嘉问，屡进除目而屡却之，卒黜嘉问；安石约王韶不以熙河实费奏闻，而率不能欺；安石之退八年，而礼遇日薄；富弼之死则自制祭文以哀之，天下之人皆叹仰神宗之明圣。共所闻见如此者，不知新史官为神宗而书之乎？其与大臣为地而讳不书乎？臣愿陛下独运不惑之智，诏神考旧史并行不毁，以祛后世之疑，不特当今之幸也。太宗患国初承学之士所撰《太祖实录》不足以尽创业之大美，诏张洎等重修《太祖实录》，与今之好问者犹多求旧史以考同异，是旧史之不可掩如此。不若因之以公天下，而不措意于其间也。且夫初欲增美者，犹不能塞后世异同之辩，而初谓辩谤者能免后世二三之议乎？昔司马迁作《史记》在汉武帝时，所载汉高祖、惠帝、吕后、文帝、景帝、武帝之得失，无所畏忌，至今言者曰汉高祖、吕后、惠、文、景、武帝之得失，其如是止耳。班固作前《汉书》在后汉明帝时，所载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，皆无畏忌，至今言者曰前汉二百三十年间君臣之得失，其如是止耳。陈寿作《三国志》在晋武帝时，所载晋宣帝、景帝、文帝之于魏、蜀、吴事，虽不得如迁、固之肆，然微而显，婉而可观，至今言者曰晋之取魏并吴、汉，其如是也，岂不与天下为公乎？未闻汉、晋之君以谤前烈，罪迁、固、寿辈也。幸陛下更以往事加察。何谓归利于民？臣观《春秋》宣公十九年冬书「初税亩」，君子曰，讥井田之法坏而税什二，自宣公始也。哀公十有二年春书「用田赋」，君子曰，讥其既什二而税田，又什二而歛财，其恶则不自哀公始，因有以用之也。呜呼，圣人之远利辨恶，如是其严哉！然自后世视之，宣公之税亩犹为至公至薄之税也，哀公之田赋犹为至良至平之赋也，董仲舒称汉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，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是也。不知圣人复出于今，当如何其书耶？今之赋役又几十倍于汉耶？本朝因唐杨炎并租庸调之二税以为税矣，近又纳义仓，是再租也。五等之民岁纳役钱，是再庸也。岁有常役则调春夫，非春时则调急夫，否则纳夫钱，是或再或三以调也。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，又复为举放利息之术曰常平钱，曰预买钱，曰蚕盐钱，又复广设名目，悉笼遗利，曰课利钱，曰课利钱，曰过月钱，曰施利钱。其微尚多，有司且难于条对也，不知斯民嗷嗷然，何以胜其责乎？有一身而丛此数责者，将何以久乎？以故庙堂之上命令之先务，公卿大臣之谋谟者钱也。刑罚之所重，虽杀人可赦，而钱不可赦也。使者旁午，文移急于星火，谴诃无所不至，惟钱是恤也。凡百执事能催科歛散者为贤，不能催科歛散者为不贤，又从而谴黜之。其欲民之知廉耻，远刑罚，足以养生送死，备水旱之灾，无流离死亡之患，不亦难乎？比年文儒日盛而廉耻不兴，刑罚日峻而盗贼不息，空仓廪以赈济而民不得饱，其原盖在于此也。自古固亦有为富国之术者，皆有谓而为之也。齐桓公因山泽之利盛兵车，欲以霸天下也；秦孝公因关中之饶开阡陌，欲以并天下也；诸葛亮因巴蜀之产，欲灭魏吞吴，复汉天下也。是三者富国之术止如是，而其名甚大也。如汉武帝之初，承文、景恭俭积累之后，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，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较，百姓家给人足，不啻富矣。其后日寻干戈，无岁不大举，府库俱空，造盐铁酒榷之利，犹不能足。而利孔百出，民不聊生，置搜粟都尉，拜丞相为富民侯。以此而富国，为何名也？彼暴君昏主以宫室园籞之费，耳目声色之蠹，宦官女子无赀之赏，而务富国者末也，臣所不忍言也。国家受命于兹百四十有一年，寸纸之出，旦昼之移，威信万里，礼乐法度粲然具备，而圣圣相继，其上非区区新造之小国欲利也，其次非穷兵黩武之欲利也，其下又非纵度败礼之欲利也，不知财利之臣，何事而进乎？臣窃闻太祖躬见五代重歛斯民之困，尝语近臣曰：「更一二年，仓库有储，当放天下三年税赋」。呜呼，大矣哉！开辟以来未之有也！固不忍税赋外有取于民也。太宗时，通事舍人焦守节监榷易院，增课利，太宗曰：「通事舍人改官须为閤门副使，若以财利羡馀而进此职，则守边宣力之臣曷以劝」？守节乃迁内副使。呜呼，太宗之不植货利又如此，名器之慎也。而近日进羡馀者，视多少而得官有高下，或望轻资浅而为待制，或不读书而为馆职，恐非太宗之意也。夫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，逮夫景德、祥符间，斯民富且庶矣。当是之时人人乐业，庐里之中，鼓乐之音，远近相闻，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。然是时亦尝乏兵食矣，有司请下转运经度，真宗未之许也。其喻有司曰：「下转运司经度，则不免役民，其出帑以给之」。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？以故虽有旱乾水溢之时，而无流离死亡之民。比年以来，一谷不登，千里受弊。失时不雨，岂但狼狈，而使有沟中之忧也。河北荐饥，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馀万人，处其小郡亦无虑万人，虽小邑亦数千人。母弃婴儿，父食壮子，荼毒万状，颇骇闻见。赖祖宗含养之久，天地社稷之灵而无他也。其为赈济之方虽勤日夜，无所爱惜，然驭既奔者难为力，拯已沉者难为功也。朝廷何不循其本？与其厚散于凶年，宁若寡取于平岁，无置官以专利，而归利于民也。神宗一日手诏王安石曰：「访闻市易务日近买卖大段苛细，市井之人颇藉藉怨谤，以为朝廷将浸淫尽收天下物货自作经营。可子细察访，速与戒约止绝，止令依魏宗元擘划施行」。奈何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，卒尽收天下物货？神宗因张方平之对，不鬻阏伯微子之庙，批出曰：「慢神辱国，无甚于斯」。宜夫言利者永绝意于祠庙，而贱有司不能遵奉神宗美意，卒鬻天下祠庙，又复奈何。神宗后因王安礼之言，尽蠲市易累年之息万万计，一日之中，出囹圄、脱桎梏者，不可胜数。天下欣欣然。神宗即有意罢市易法，蔡确挠之不果。司马光移王安石书言，光乞罢制置司，追还诸路常平使者。主上以安石未肯。是归利于民者，神宗之意也。大抵后之善其先者，当推其意，而必固守其迹，斟酌于时，不必曲徇于文。尧舜异德，文武不同业，断可识矣。唯陛下幸察，诏有司归利于民，使民得自利，不劳置使者以为德，不待开府库以为惠，不必发仓廪以哺其饥，上逸而下安也。或曰，常平钱二分之息耳，亦可罢乎？臣窃以谓常平二分之息，实朝廷大惠也，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，贪黩之民不足以行法，使朝廷之大惠为大害也。盖名则二分之息，而实有八分之息。何则？农民之用不足，不免称利于富家者，事之常而无足议者也。而近举于邻疃，远举于聚落，为力甚易。其请常平钱于县司，则有往来道路、居止舍屋之费，又出息一分也。甲头纸笔之费，又出息一分也。设法虽严，人情寻常不免之费，又出息一分也。请纳之费同之，是谓八分之息。其父兄之训严者，妻孥之累笃者，乃能以八分之息毕一岁之事。如或不严不笃，则遨游廛市之间，顾盼之际，所请之钱空手矣。使民至于父子相夷，风俗滋弊，其利害轻重可胜计哉？今夫严父母之厉幼子，使手不得执钱，恐移其志也。人君之视民，犹父母之视其子矣，不处就田野，远城市，而以耒耜锄芟为职，而纳之于邪，使见异物而迁其心，非所以迪民也。古之人论知人之术，犹要之货财，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贤之。今乃与此无知贪黩之小民而共财，不亦难乎？方其请给之时，不知所害也如此。及夫彼纳之时，卖田毁屋，弃妻鬻子，鞭朴是加，其害百端，理无足怪也。弱者由是转而为奴仆，强者由是起而为盗贼，奸黠者由是肆其欲，为邻里之害，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，虽无足怪，亦足怜也。彼如称利于富家，固酷于常平二分之息，而其害不至是也。盖彼无连甲保识之累，可与者斯与之。县司则无由尽识其人之面目，况审其人之虚实，不得不严于连甲保识之令，而令虽严，其浮伪相保，卒亦奈何！或一人逃亡则累一甲，或一甲逃亡则累一乡矣。彼又无税户之限，可与者斯与之。县司非税户则不可与，而与之者或非所欲，欲之者或不可与，难乎为法也。夫民之吉凶丧祭，意外有欲，朝莫叩富家之门，可得者斯得之，又不必以孟春之给也。及其纳息，不一而足，或多或寡，或钱或货，一钱已上，左右手受之矣。不如县司必责子母之钱，一日俱至，执钞旁立庭下，以待勾稽也。其所与之期可先可后，又不如县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随之也。由是言之，输官二分之息，实有所害，而民间子母相侔，得其利也。夫其害之因缘而生者又有三焉：一曰刑不可省，二曰兼并不可抑，三曰商旅不可行。何则？今之民力大屈，为盗贼犹不耻，况于一日县司开府库而名欲惠之乎？方且劳劳然患不得，既得之患不多，宁暇恤后日之害乎？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，盖已不复有也。前日民力犹从容，与廉耻之心犹存，似或知畏而远后患，故有不之欲者。今惟逞欲而务得，及其输纳之时，下不争则不已，上不刑则不足，有司遇如是，不知有他术乎，抑唯刑之为术也。盖一人或可宽假，而千百人不可滋，千百人可宽假，而县令甘以身受刑乎？刑其可省乎？县令守文，不肯取新纳旧，或许之而新不足数，退有同保之累，进有刑禁之严，使民尽四支之敏，无以为一钱之地。如不叩急于富家，则何以塞责？姑求塞责苟免，宁论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？兼并之人乘斯时而意得矣。以故兼并之人唯患县司散常平钱之不急，而甚至乐岁年之不登也。兼并其可抑乎？商旅与农贸易，不劳质剂，皆指秋成以为期。今秋成之时，一人在门，一人在野，征常平钱不足，何暇商旅之恤乎？商旅其可行乎？呜呼，风俗之弊，一至于此，可谓甚矣。不生于民之自致，而上之人有以致之，可不惜哉！何时而已耶？且夫天有常时，地有常产，民有常力，其间相去不能千万也。今常平之利取于民者，岁复一岁，不顾其弊，卒使何以堪之乎？试以一邑为之言，小邑岁俵常平钱二万贯，而纳息钱二千贯，十年之后复有母钱二万贯，三十年后积有母钱六十万贯矣。夫三十年之后，民力凋瘵将如之何也？果使何以堪之乎？为国家计者，宁顾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？此有重可惜也。上重则下覆，首大则尾蹶，其可忽诸？且斯民者，国家之民也，非有齐晋不相输之患。或藏于民，或藏于府库，其地异耳，其实一也。唯藏于民，则民富而国亦富，将不胜其利也。唯藏利于府库，则国富而民贫，将不胜其害也。子曰：「百姓足，君孰与不足」？尚复何言耶？然此百姓之至愿，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。何则？朝廷开财利之涂，为富国之术，则彼苟进污媚之辈，得以民为货，有显绩以受美官，应高格，当以重赏。非若富民而无赫赫之功，此又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。伏惟陛下在龙德宫时，行有乞丐，必以济之。逮夫一日临莅天下，推是心蠲天下之利，归之于民，臣不胜天下之愿也。《易·乾》之「九二，见龙在田，德博而化」；「九五，飞龙在天」，同云风从而万物各得其类也。臣愿陛下速诏有司，悉归利于民，无曰初即位，谦逊未遑，而观周公七月万寿无疆之庆，鄙子产乘舆溱洧之惠，远荣夷公专利之徒，察芮良夫王室将卑之戒。既罢常平法，即以提举官职事归之转运司，俾出利于一孔，赋用取其于一官，农民官吏各得其职，将见陛下从欲以治也。今转运司所在空乏，军储不支，可为寒心者，提举司攘其利，闭其用也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一。又见《古文渊鉴》卷五六，《曹南文献录》卷六一。）。

何为复民之职？臣窃以谓有君臣则有官府，有官府则有府吏胥役，有府吏胥徒则差役于民，百王不易之典，未有知其始者。譬如耕问奴，织问婢，职当然也。国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，乃初变免役法，以救其弊，实大惠也。然其弊则去矣，利亦未兴，而又有弊焉者，正今日之急务也。盖作免役法将三十年矣，曾无一定之论，而耳目变改，朝夕纷纷，何劳而难功耶！如其易则易知，简则易从，不如是也，譬之人有疡手足者，或曰我能药之砭之而愈，是谓良医。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无患，恶在其为智耶？夫去差役之弊则诚善矣，立差役之法而改为之，则未知其说也。是二者事体虽大，节虽多，要可以一言而定。差役之法为民，免役之法为利；差役之法若劳民而实逸之，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实病之，不可不察也。何则？国家之有仓场库务，非以自利，所以利斯民，而民以之相生养者也。官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，为衙前以处之，民之斗讼侵枉不能自直者，来赴愬于官。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吏，以听上之指踪而左右之。其就田野之民，黍稷禾麦之利病，钱镈镃基之好恶，官不能尽治，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长以主张之。不幸盗贼为民之害，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弓手以警捕之。其他各以是为率，顾不曰为民乎？免役之法则不然，以民岁所输之钱十用其八，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为衙前，委以不赀之府库，姑因衙前而得利也。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算者以为吏人，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，姑因吏人而得利也。并团省管以为保，雇募保正以代耆长，而地里之远，所责之不一，则有所不恤，姑因保正而得利也。今盗贼既多于昔时，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为弓手，而使之必得盗贼，姑因弓手而得利也。其他各以是为利，顾不曰为利乎？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，若劳矣。而为衙前者自以应门户，保产业，少常学以待役，一日役之，不敢渔猎于府库。为吏人者，少时之学尤力，甚且知自爱惜，而不敢巧记于簿书。为耆长者少知其俗，长任其责，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，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，不敢抢攘于乡管。为弓手者，视乡党邻里之害而疾之，不惜身于盗贼，而勤察非常，固不敢借贼而资盗。凡其役满而归息于田里，优游无所复输，顾不曰若劳民而逸之乎？免役之法则不然，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辈，而衙前以府库为市，吏人以簿书狱讼为市。保正之于其保，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，其于巡稼穑之大利，平争讼之细事，非所习。弓手之视盗贼，可则前，不可则身自亡去。凡其役无时，幸其奸赃不败露，则终身尸其禄，若城狐社鼠然，顾不曰若利民而实病之乎？若差役之法行，使民既有职而又有大利者五焉，则非俗吏之所知也。何者？大以赀豪于乡里者，方且趑趄颉颃，仆役其乡人之父兄，而使之躬为仆役之事，阴消其奸逼之心，其利一也。今之以赀自强者，田宅拟公卿，仆隶如官府，纵舍自若，未之有比也。彼既役于官，而因之识礼度之所设，睹刑戮之所加，善者劝而恶者畏，其利二也。今之民远于上，不闲教化，未之有比也。昔人欲谓济世务犹同舟涉海，一事不劳则俱受其败。彼其役于官者，有父母妻子之怀，桑梓坟墓之累，仓卒之间，其视利病，贱与贵同忧，下与上同力，必以死守，其利三也。今之州县，稍有一事，横决待期，左右环视，无一人可以腹心委者。民之视其长吏，若胡越然，未之有比也。自常平之法行，而兼并之家置田无限，小民日以困匮。若其视田产而出力役，则虽不限田而细民免兼并之厄，其利四也。今之兼并方且得意，未之有比也。所谓游手之民者，古也禁而远之，今也禄而亲之，使民去本，荡然无及。若差役而尚土著，则虽不设土著之法，而游手自将复业，其利五也。今之游手，方且得意，未之有比也。贾谊谓移风易俗，使天下回心而乡道，类非俗吏之所能为。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箱箧，而不知大体。魏郑公谓俗吏既无远虑，不达大体，唯奉三尺律以绳四海之人。臣愿陛下不恤俗吏之言，自圣衷诏有司，度当今之宜，依熙宁元年之前行差役法，而严衙前散从官陪备之禁，实天下幸甚。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职，而三路保甲教阅亦可罢去。盖三路之民，力役视他路固已重矣，何可仍之此役哉？其使斯民舍南亩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，鄙袯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，厌菽豆之饱而甘市井之腴，又非所以厚斯民也。或曰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古之制也，其可已乎？臣不知今之讲武，其古之讲武乎？今可废郡县而封建，弃杖笞而劓刖，悉仿古乎？教阅之书，祖宗之所著令，则今可举而行之也，臣敢以为献。或曰，是可以去兵，而合兵民为一，古之制也。臣又知此亦疏矣。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，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，可以为百代利者。普等屡为言，太祖俾更思其上者，普等毕思虑无以言，乃请于太祖。太祖为言，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。方凶年饥岁，有叛民而无叛兵；不幸乐岁而变生，则有叛兵而无叛民。普等顿首曰：「此圣略，非臣下所能及」。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，天下有泰山之安，而无一日飞尘之警，何劳措意于其间邪？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，为逃责饰非之辞曰：「免役、保甲、市易，三者有大利害焉。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，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，缓而图之则为大利，急而成之则为大害」。呜呼，利害之相轧如此，何其危哉！真畏途险辙也邪？孰为利不百不变业邪？孰谓帝王之道出于万全邪？孰谓王道易易，天下可运于掌邪？如成汤之不竞不絿，不刚不柔，敷政优优，敷奏其勇，不震不动，不戁不悚，则法之所施，得其人利固博，非其人而利亦存；缓之则缓得其利，急之则亦急得其利，是谓大中至正无弊之道者，乃可举而措之天下也。且作法于厚，其弊犹凉；作法于凉，弊将奈何！臣恐其初，利害之杂，则卒莫能纯于利也。盖利不胜害亦久矣，奚独此为不然邪？祖宗之法百年乂安，天下本无事，何苦试此危道也哉？譬如有人言我药能起疾，一剂而愈，不然一剂而毙，谁敢试之哉？昔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，岂不壮哉！季布谓哙面谩可斩。魏延从诸葛亮假精兵五千，负粮五千，从褒斜出，循秦岭而东，当子午而北，不过十日可到长安。亮从斜谷来，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，又岂不审且壮哉！亮谓此悬危，不如安从坦道，可以平取陇右十全，必克而无虞，抑延不用。孰谓经营天下百世之大法，反危于季布、诸葛亮之用兵哉？唐太宗言，李绩用兵每大胜，江夏王道恭不能大胜，亦未常大败，薛万彻之兵也。唯陛下幸察。何谓不用兵？臣闻平乱祸、创业之君，不可不勤于用兵；继世守成之君，方且敬德以奉宗庙，急贤以崇礼乐，勤政以厚风俗，孜孜唯日不足，何暇兵之议也？于斯之时，万邦咸乂，四夷屈服，罔有内外小大，无不臣妾，又不必兵之议也。不幸而夷狄无知来内侮，古今异势，或文德之不来，而以我之顺攻彼之逆，兵不接刃，而彼自授首矣。又不幸而盗贼窃发，则缚豚搏犬，一夫是力，皆无劳于兵也。夫继世守成之君，尚德不尚兵，亦已明矣。臣请以唐为之言。明皇沈蛊衽席，自销其前志，禄山乘昏一举而覆两京，当是之时，天下之兵争先甲胄，不谓不众；其将则郭子仪、李光弼、高仙芝、哥舒翰，不谓不武；其守成则张巡、许远、颜杲卿，不谓不忠。而成皋不为之固，潼关不为之险，河北不为之守者，非用兵之罪也。河北自是世为唐患，而馀风被于齐鲁梁蔡，皆效尤而为邦盗，乍臣乍叛，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将百年。武宗兴而用李德裕，因高祖、太宗之灵威，不假天宝之兵，不用天宝之将，不劳天宝之守臣，不出一矢，而申之以文命，谕之以顺逆，即位之四年，崔嘏来归我，邢州王钊来我归，洺州安王来归，磁州郭谊杀刘积而泽潞平。天下方镇一日耸然易虑，奔走朝贡，回鹘于是乎破胆请和者，非用兵之功也。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，而武宗之兴非用兵之功，则兵也者以之继世守成，果何有哉？虽然，武宗固武矣，又得李德裕以为之相，宜其功烈巍巍如此，而求其所以致此势顺而力易者，实本于高祖、太宗德泽之旧，而朝廷之素尊也。德裕每谕河北三镇之使者曰：「河朔兵力虽强，不能自立，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」。概可见也，臣故曰武宗兴而用李德裕，因高祖、太宗之威灵云，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。是继世守成之君，易于为德而屏兵，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。然其所以为用兵之说者何自而发哉？臣知其人也。盖大臣持禄固位之术，莫如劝人主用兵，功若成则谋臣赏第一，他人莫敢先其宠；功若不成，则上方以边事责之，他人不敢继其后。身死于庙堂可也。姚崇劝明皇不幸边功，而相明皇四年罢；宋璟责明皇兵甲不渎，军不轻进，而相明皇五年罢，再相亦五年罢；至于李林甫导明皇封藩将，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。又彼行险徼幸之小人，欲身富贵而无以为资，乃为国生事，献开边之谋，其人本囚虏之材也。事若成，则富贵，得其所欲；事若不成，而诛窜擒馘，亦其所分。是在彼得丧实无所系，而生民之膏血，朝廷之威福，彼漠然不知恤也。由是边埸之臣阿庙堂之好，庙堂之臣侈人君之欲，誇大张皇，隐亡讳败，至于日贺其得而不知其亡，日赏其胜而不知其败，可不惜哉！如前日将官魏钊死焉，初无一人声之者，至钊之妻泣诉钊存亡于待漏院，大臣乃言：「既是多日不知消息，必是阵亡」。不知此为何等语也！一将官之亡尚不以闻，则卒伍之没者可胜叹哉！今夫人孰肯斗狗彘？金玉孰肯易瓦砾？奈何以中国之尊而较夷狄之胜负，弃金帛粟米之巨万而争不毛之尺寸哉？其胜犹不足道，而况于败乎？其得犹不足道，而况于亡乎？诚胜且得矣，边境愈远而屯戍愈多，馈运愈劳，中国愈困，恐非朝廷之福也。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复，奈何？臣以谓灵武者，太宗之所弃也。代州之地，延袤千里者，神宗之所弃也。当时岂卒然无说哉？姑待其归顺，抚柔之可也。且边埸之地，适彼适此，亦其常事，何必深雠而血战以争之邪？设如一日尽得幽蓟、灵武之故地，不过添数十亭鄣，列七八郡县，增职方之一二图籍耳，其于九鼎之轻重，百姓之利病，了无所预也。且夷狄自有盛衰，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，果于中国何所重轻哉？如匈奴常围汉高祖于平城，其后数为汉患，而至哀帝时乃上书愿朝。吐蕃以二十万众寇松州，唐太宗患之，卒妻以宗女，其后尽盗河湟，薄王畿而室，宣宗时自以三州七关归有司。议者其以哀帝、宣宗盛于高祖、太宗时邪？彼幽蓟之役在晋开运时，殆今且二百年矣。数十年之前，犹闻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汉，边人多能道，其语可伤也。殆今寂无所闻焉者，其久而忘异乡之悲。其闻中国赋歛之重，征战之苦，而不知慕邪？虏主今年八十馀矣，每对使者语及仁宗，必重叹息，为仁宗作忌，则祖宗之德怀于夷狄者，不能忘也。陛下崇德以绥之，何事于兵乎？关中兵不解甲，今又七八年矣，饥馑相仍，米斗千钱不可得。古人所叹父战于前，子斗于后，女子乘亭鄣，孤儿号于道，老母寡妇饮泣巷哭，遥设虚祭，想魂万里之外者，不意今日复见之也。唯陛下仁慈天授，念苍生介胄之苦，早下罢兵之诏，实天下幸甚。何谓士得自致于学？臣窃以谓欲善教者，宜莫如法孔子。孔子之使群弟子「盍各言尔志」，不必其志之一也。闵子之訚訚，子路之行行，冉有、子贡之侃侃，夫子皆乐之，岂好侃侃而恶行行哉？譬如大匠之诲人，欲圆授之规，欲方授之矩，其所以为方圆之大小，则不必授。而大匠之朴断，又岂一斧斤之力哉？汉兴，立五经博士，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四家，《书》有欧阳、大小夏侯氏三家，《诗》有申公、辕固生、韩生三家，《礼》有戴德、戴圣、庆普三家，《春秋》有公羊、谷梁、左氏三家，未为不得人也。如董仲舒受《公羊春秋》，刘向受《谷梁春秋》，皆足以为汉之儒宗，显忠于汉庭也。今则不然，义理必为一说，辞章必为一体，曰是为一道德。不知道德之一，如其是多忌乎？臣常谓今之学者《三经义》外无义理，扇对外无文章，老成者信之。古人谓草野生专自许，不能博究，择从其善。徒欲父康成，兄子慎，宁道孔圣误，讳言郑、服非，郑、服之外皆雠者矣。正今日之患也。其患臣得言其所自。国家之初尚诗赋，而士各精于诗赋，如宋祁、杨寘、范镇，各擅体制，至于夷狄犹诵之。自嘉祐以来尚论策，而士各力于论策，乃得苏轼、曾巩辈，至今识者各仰之。自更经义以来，授以成书，谓之《新经义》，唯善其说者乃中程上第，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，即不中程式，虽善必黜之。士方为禄学，无少长贤愚，靡然从之，唯恐不相胜。虽有长才者不得聘，虽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，涂人耳目，窒人聪明，溺于傅会穿凿之论，固使人材阘茸，器识卑下，闻见单陋，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。仍之援释、老诞谩之说以为高，挟申、韩刻覈之说以为理，又使斯士浮伪惨薄，不诚不忠厚，其患岂不大哉？议者皆谓科场者，风俗之所系，公卿将相之涂。今科场之坏如此，何所赖？而公卿将相何所选乎？古人谓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纣，臣恐致今日之害者，其罪又甚于王衍也。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。臣愚少常业于所谓《新经义》者，元丰中以出身入仕，非不知而妄作也。所以中道而改路者，诚以其学求之古人之书、稽之老成之论而不合故也。臣愚敢为陛下申其本。夫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本于竹简科斗古文，不幸出于秦灰烬之馀，汉儒固有残经之叹，而鱼鲁豕亥，至于今日，滋为残舛。今之说者因陋就寡，曾不省察，不亦末乎？其为义说，因益回舛，不可一二指也，而《书》之失为甚。盖今《尚书》又出于唐明皇时学士卫包之所定者矣，《新经义》之说，如敢于殄戮，而刑足以服人心，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，威不可讫，老不可敬，祸不足畏，凶德不足忌之类，诬经害教，固足以病学者矣。而讲筵之官，将以是说进于斧扆之前，无乃为圣聪之惑，而阴贻天下之祸乎？臣前所谓唱此说者，其罪甚于王衍，又以此之故也。伏惟陛下之聪明，略赐省览，则其书之邪正，无从而逃也。昔虞翻疏奏郑康成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，谓吴武烈「不可不正，行乎学校，传乎将来，臣翻切耻之」。夫以巍巍大宋，而无一虞翻乎？臣顷为蔡州学官，王安礼为臣言，神宗皇帝天度高远，常患《三经义》未副其意，宣谕异日当别刊修。则今之承学之士，于《三经义》兢兢唯谨，不敢低昂一语者，未必当神宗之意也。况《三经义》行之数年后，王安石乃自列其说之非是者，奏请刊去，不知古人设诸日月不刊之书，其如是乎？如其岁岁改易不已，则学者无乃徒费年月乎？若夫神宗患当时文章不足用，至于再三而思得人，则又中外之所著闻也。如其所著《字说》者，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，近乃列在学官，使学者纷纷然异端。其书古文大小篆之不伦，正俗之无别，从篆从隶，临时迁就，其私意破律乱常，果何等书也！盖前日《三经》行而出之于经，皆弃大旨而事句语，有昔人年头月尾之弊，今又舍句语而争以字，不愈弊乎？《字说》之列学官，甚非神宗意也。其此不当置而置者，乃有不可罢而罢者。《春秋》，孔子笔削，以惧万世乱臣贼子者也。有国者不知《春秋》，前有谗而弗见，后有贼而不知；为人臣者，不知其人伦之大教也。元祐之初，常列于学官矣，恐非所以尊经术也。昔孟子欲言《周礼》，而患无其籍。今之《周礼》，最出汉末，杂之以六国之制，多汉儒之所伦次者。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，大要歛财多货，黩祀烦民，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。犹以王制之所存，得列于学官，而《春秋》法王之制，反可黜乎？臣愿陛下博延耆儒宿学，左右劝讲，复《春秋》之科，诏学士大夫不为专家之学，人得自竭其聪明，必有异人为圣时而出，以副明诏。何谓广言路？臣观商高宗梦帝赉良弼，而相说于傅岩版筑之间，可谓非常之举也。意说之于高宗，有绝世非常之谋宜如何，说乃首为之言曰：「木从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」。真老夫常谈哉！盖说之意，以为人君之德莫大于从谏；从谏之言，当先天下之言而发也。人君既从谏，则无所善之不从，无弊之不知，而他无所复患也。说再为之言曰：「王人求多闻，时惟建事」。夫王人者，恭默无为之为尚，而何所事于多闻哉？盖说所谓王人之多闻，异乎儒生博士之多闻也。要在一堂之上，闻前古君臣治乱成败之言，闻忠臣直士犯颜逆耳不逊志之言，闻闾里细民愁苦叹息之言。有言职者，固得以言，而小臣贱吏、工商庶人、奴隶女子之辈，皆得言而闻之也。如是而事之不建，天下不治者，未之有也。夫高宗卒为商之盛王者，其本在是也。虽然，何独高宗为然哉！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。唐太宗三日不闻谏，则切责侍臣矣，况乎好谏纳言者，自是宋家家法哉！祖宗好谏纳言之实，载于图牒，布诸闻见者，不胜举也。勉而崇之，又在陛下。陛下甲子诏书方言开谠正之路，消壅蔽之风，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。夫祖宗故事固不胜举，而其大德则至诚不厌者是也。夫唯至诚不厌，是以不独好其言，而又好其人。上尽其公，下恤其私，迹若与之有间，而心实爱之不异，终身信其人而不疑，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后已也。如仁宗贬唐介岭南，将行，遣中使赐介黄金，既又画介像置之便殿。潭州买珠子狱闻，而谓唐介必不买，介卒显于仁宗之朝是也。由是士气大振，人人恨不能见上为之言，而朝廷之上日闻蹇谔之进矣。比年以来乃幸而有一人言事，其一蹶则终身不复用，古人所谓荣华于顺旨，枯槁于逆违者是也。是时大臣自谓当时有顺从而无谏争，小臣方且救过远罪而不暇，其敢言！大臣或以同异相济者，谓之异议而黜之；小臣或以下情上闻者，谓之犯上而诛戮放逐之。其好同恶异，好誉恶谏，必人之顺从，至于立法以禁之，使必不得言。或兴大役，或起大狱，或讲大事，或天文变见，人无愚智远近，必闻见而必言说者，乃下令曰言说某事者，出赏若干，其能来嘉谟嘉猷，而起幽隐之言乎？且夫太平之人仁，仁则失之弱，弱则禁之易。令行于一狂夫，而失天下忠良之心；事滋于一日，而使后生者不复知有忠义之事。士气沮丧，人人以言为讳，其视朝廷利病，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，真可惧哉！呜呼，壅蔽之风如此，宜陛下下明诏，欲消去之也。臣愿陛下验诸事体，大而宜必有言者，犹不闻言，则闾阎之愁苦，朝廷将何自而闻之乎？如前日黜后，大事也，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阍而献言者，何邪？近如范仲淹，远如褚遂良、长孙无忌，既不可得，如欲陈元达辈，又亦不可得邪？孰谓国家声教如此久大，而乏人乃至此邪？夫刘聪蕞尔伪国，而有臣如此者，岂偶然哉？盖当是之时，有王彰之骨鲠切直，任顗之叩头流血，陈休之奋不顾身，刘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终，使元达之鸣有朋也。刘士通既死，陈元达归而祝死曰：「吾不能言矣，安用此默默而生乎」？已而元达果亦忿终，概可知也。呜呼，言路之通塞，岂一夫独鸣之力哉？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，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，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，其博古今、达治体、善议论者几人，其骨鲠谅直，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。大臣之中其无纳交于妃嫔者乎？其无缔构于阉宦者乎？其无奸险挟私雠以害忠良者乎？其无怀二以沮天下之大谋者乎？今日之忠言闻与不闻，宜无足怪也。陛下即位，首诏还邹浩，复置谏列，又增谏员，犹不自足，而下明诏于天下，开谠正路，臣将见天下之士愿献言于朝者，如祖宗之盛也。臣愚更愿陛下至诚不厌，赏谏争之臣，振忠义之气，除谤言之禁，复贤良方正之科，不独使谏官御史得进其忠，而布衣韦带之士亦得竭丹诚以佐圣治也。其复贤良方正之科奈何？臣切以谓科目之设，能极天下之材，诱天下之忠，表著人君愿治之意者，惟贤良方正之科也。盖朝廷待之尊，而大臣荐之重，天下之人责之深。士之自好，欲不负其名者，忍不以忠直之言，献之于吾君乎？由是人君数得闻其过，大臣不惧其不称职，则耻其不能言，更相厉翼，匹夫匹妇得因之以申其情，实一举而众利随之也。故朝廷得人，此涂最盛。仁宗时，富弼、张方平相继而出，唯陛下幸察。何谓贵多士？臣切以西汉之时，萧、曹、平、勃、丙、魏之属相先后为相，而西汉之享国最隆盛。盖汉相既如此其得人，则汉之百执事，其才可知也。蜀汉之时，诸葛亮死而蒋琬相，蒋琬死而姜维相，姜维乃以蜀汉为墟矣。盖蜀汉之相既如此其不肖，则蜀汉之乏人可知也。使蜀汉世世得人，姑如琬辈，则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？况其如亮者乎？唐太宗明断，而宣宗亦明断；太宗从谏如流，而宣宗亦从谏如流；太宗节俭惠爱民物，而宣宗亦节俭惠爱民物。当时切谓之小太宗，而治乱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，太宗朝多士，而房、杜、王、魏之属上下相与之诚心无贰；宣宗之时无多士之称，而白敏中、令狐陶之辈畏威防嫌之不暇，是其分也。然则国之多士可不贵乎？仰惟祖宗之时，相二人或三人，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，枢密、宣徽使四五人，使相、节度使五六人，学士、舍人七八人，内外两制数十人，馆职又数十人，如西京、河阳、郑、许、陈、蔡、襄、邓之类，节度使、使相旌旆相望，其盛哉！如是尊朝廷，镇万邦，威四夷，长君子之道，真得多士之宁也。大臣出镇多开御筵，或赐之御诗。使相过，关有司供帐，中使问劳相继，下至刺史县令，有以优异之，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贤，耻言人过，唯患不得士以报国。而大臣敢有其尊，小臣不惮其力，而忌疾之嫌、朋党之论、告讦之风、刑宪之设，未之闻也。仁宗已患近岁大臣体轻，议者以当时两制不满五十人为陋，不知今日视仁宗时大臣又孰轻重，而两制又孰多少邪？乃者要官剧职阙而不补者，动踰一二年，两府柄臣之阙犹四五年，无大臣判州府者几三十年，如青、郓之类，或以馆职领之，何为自弱乃如此邪？意者大臣持禄固位，欲死于富贵，不肯与人同升于人主之前，谓己不敢分权攘柄，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。虽有贤才，众所许者，当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议，而称之曰贤且才。不幸身名一落朋党中，则言之曰：进某人，则某人之党进矣。是天子之所忌者也，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，其可进乎？是朋党之论以致此也。夫人之生各有气类，孰非朋党？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党中，曰可用矣，而或指其阴过，摘其往行，上之人不为爱惜而赏其言者，是告讦之风以致此也。国家之法日以益密，使人难避而易犯。士如一犯吏议，则数十年不得调，至有废终身者，是刑宪之设以致此也。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无可选，下之人欲进而道无由，一切以格律从事。应其格者上下无异论，不应格，虽旷官败事，曰其如格律何！如閤门祗候举有边功之人，州学教授使之就程试，尚书侍郎于行守试三等之外，又有权入一等，及第高科者为文章，能断狱歛财者为政事，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？李林甫常进《野无遗贤颂》矣，当是之时，岂真无遗贤也哉？于是数目之外，又有一大弊，是所以为众弊之源者，曰专用一相，臣敢为陛下言之。盖国家既有宰相、执政官之异数，则门下、中书侍郎、左右丞虽皆为陛下之股肱，而势之相远甚不同也。如二相，则其谋参，其势分，其善不居，其恶不可容，人主之聪明日开，而人材因之而进，非一门也。如一相，则其谋决而不参，其势专而不分，善则居之，而至于上亢下忽，恶则无自而暴，人主之聪明日壅，而人材必由一门出也。其弊岂不大而为众弊之源乎？夫自召公为保，周公为师，相成王为左右而来，二相之制尚矣。其后曰左右相、左右仆射之类，名号虽不同，大要皆二相也。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论一相为之言，不知荀卿所谓论一相、陈一法、明一指者，正以其数之一乎？如其不世之业资于一相者，古亦有之，则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。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。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，何必亡之多乎？臣切以谓官冗之弊者，流外所入之不澄，边功所赏之不慎，法官资格之不次，内降所命之不已，阉官任子之不禁，使臣换文之不实，纷然蠹我器名，非谓要官名流之多也。陛下即位之初，灼见侍从之阙员，诏举可入选者二十人，天下闻之，莫不为陛下喜也。唐赵憬号称精治道，常以国本在选贤，宜补阙员以育人材。沈既济良史也，亦曰广聪明以收淹滞。以补其阙，陛下诚得之也，然久未闻用之，何邪？慎不轻授欤？人之不足授欤？则臣愿陛下博于求贤而优用之，无累于四者之弊。复贤良之科，盛儒馆之选，询祖宗用人者几涂，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员几人，则天下之材不可胜用，而朝廷多士矣。何谓无欲速，无好名高？臣常观自古帝王用心既美，为政既善，治具毕张，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实有所不足，泽足以周宇内而义有所屈焉者，无他故也，欲达、好名二者累之也，又是古今之大弊，可为痛惜者也。如汉明帝时，讲礼明度，断狱得情，号居前代十二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、永平之政，而乃察察，好以耳目隐发为明，内外悚慄，争为严切，孰敢谏者？一钟离意虽能言升平之世，难以急化，宜少宽假，幸不诛辱，而亦何补毫末哉？欲速之累如此也。后魏文帝屈然擅中国之统，礼乐风声蔚乎可观，而史臣称其刻意尚名，饬情干誉，自讲丧服何如孝理于民，亲问百年何如銮舆不动，设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，赐杖于家何如子孙侍侧，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。至唐文宗之急近功，隋炀帝之自许如尧舜，则乃无足惜者也。彼愿治之君无欲速，则能逸天下，不独一身之优逸也；无好名高，则能安天下，不独一身之无忧虞也。何则？无欲速之累，则诏令宽大，政事简易，崇尚平康，老成进而顽童远，忠厚行而浮躁息。不得已而兵，则无速战；不可寝而役，则无贪功。田野无事，民人各得其业，不其逸天下乎？无好名高之累，则奉先王之常宪，游天下之夷路。狂生迂儒变常乱古之谋不得施，愚夫妖人庆云甘露之玩不为瑞，冒义忍诟之辈圣德颂不敢以前。朝廷之上若无所施，而闾里之间实有所惠，不其安天下乎？苟如不然，其累于欲速，规规自困，虽有日月为之缩肭，虽有衣裳为之颠倒，而智者不暇为谋，勇者不及陈力。苟且诞谩之弊纷然以起，威之不足而刑之，刑之不足而殄戮之，使民将无所措手足矣。其累于名高，惟恐其言之不大，而行之难则弗顾也；惟恐其行之不勤，而涂之远则弗恤也。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，功既成又恐其能胜也。宁受欺于阉官小人，而不欲见规于忠良辅弼。过举失德非不知，而惮改为以遂非，恐下之议己，而机阱网罗无不设也。呜呼，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，可不惜哉！恭惟陛下富有春秋，建德于不可倾之地，玩言于无所弊之场，则不疾而速，欲避名而名且归之也。真宗澶渊之役，诸将请因契丹既北之势，扼其归路，一掩手而使片马只轮之不及，真宗独不欲之也。言者谓仁宗宜自行威断，仁宗曰：「朕在位久，于天下事诚谙之，若事事出自朕躬，或小过失，使言者不敢力争，或惮于改过，未之可也」。呜呼，其累于斯二者乎？此祖宗之盛德无可议，全功无所亏者也。唯陛下严恭畏天，当灾变，下明诏，求直言，以辅成初政，实天下幸甚。臣愚且贱，何足以奉明诏之万一，徒知可言之朝不易达，而忘其身之不能言，狂瞽不识忌讳，唯陛下赦其万死。然天下大事，或有因一人之为变改者，自古已然。三代肉刑，实缇萦去之也。臣之所陈或有取于万一，而皆舆人已诵之言，斧扆已决之议，如鸡第二鸣，虽不足以起众，亦未为不知时也。万一无取，不足以为涓埃之助，陛下幸赦而容之，然后之能言者为陛下言之，亦未为晚也。汉文帝初即位，或言事者辄停舆与之语，是非皆称善，后乃卒得贾谊，岂曰无补之乎？臣愚干冒天威，不识忌讳，不胜惶恐战慄待死之至。臣说之昧死再拜。

〔面贴黄〕奏为应诏，实封言事。

〔别贴黄〕臣愚所陈，皆当今之急务，天下之大利害，仰惟陛下明圣愿治，辄敢干冒上进，以奉明诏之万一。

〔别贴黄〕臣狂瞽献言，不识忌讳，徒知圣君临不讳之朝，尽言而忘私，伏望陛下特赐睿览，留中不付外。

二月十六日，朝请大夫、赐紫金鱼袋臣晁说之谨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比者皇天眷命，陛下即位之七日，下诏求直言，天下幸甚。微臣居山邑，距京师越百里而近，踰月乃得随士庶垂泪以伏读，干戈风尘阻绝如此，不谓国家遭阳九之厄也。女真小丑，矜棘入塞，拥马渡河，曾不淹时，势如壤山，直抵王城之下。呜呼，天乎！忘我祖宗配天泽民二百年之基业，乃一日有斯酷邪！在昔春秋之时，周室衰微，天下无王，诸侯相侵，莫酷于城下之师，莫辱于国中之盟，孔子《春秋》用是作也。孰谓国家圣圣相继，重光洽熙，天下太平，自结绳而来，未知或有。天子坐广内，朝四夷而牧万国，曾不足以为轻重，威至广也。乃于女真小丑，平昔仆役高丽、臣事契丹者，逡巡偃蹇，乃有城下之师，国中之盟，何其甚邪！义士痛心，壮夫沥血，孰甚于斯时邪？臣至愚且老，敢齿于义士壮夫，而逖视樵牧思谋、妾妇思勇之际，宁无一言以自效哉？况臣一门七世食禄，高祖迥，咸平、景德之际，极礼乐文章之誉；曾祖宗悫，宝元、康定之时，专任西鄙之役，遂参大政，罢兵息民。自尔以来，海内推臣族为文学之家。微臣之言，亦其职也。虽然，臣在元符末，上皇即位之初，尝应诏有封事。蒙有司第臣为邪等，著籍刑部，初禁入京城，渐许仕宦，而摈斥卑窜二十馀年矣。其所言皆天下大利害，今莫能悉记，唯是二事不能忘也：一曰国家累圣功德，巍巍无所与二，而近日谄谀大奸，独推尊考庙，是观德不在七世之庙，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寝乎！二曰自古衰世暗君，乃有诽谤先烈之言，以钳天下之口。唯我神宗皇帝何所负于天下，天下内外罔有一人不足于恩德者，尚何谤毁之有？彼谄谀大奸，济以凶暴，徒以资一身之欲，而不知上累先帝之明也。臣愚欲因此二事，申言当今之急务，岂顾卞和之玉再刖其足邪！窃惟城下之师，明主夙夜焦劳忧虑之时，狂夫之言未暇择也。伏睹戊申大赦，封豕逋遁，齐民乂安，凡有血气之属，咸以更生相贺，又不必自言也。含哺鼓腹，以沐太平之泽，不知其己虽死犹生也。然赦文有新边之语，读者疑焉，识者则叹。妄以谓涿州、易州之地竟不能保，而复弃之为新边也，既而乃知所谓新边者河间府、中山府、太原府三大镇，无虑二十馀州，五六十县。自州升之为府，而未几乃自中国弃之为新边也邪！嗟夫，斯地可弃也，斯民其可弃乎？斯民可弃也，吾祖宗艰难之业其可弃乎？嗟乎，谁为陛下而为此策乎？昔贾谊不忍以文帝之明，承天下之资，而久为戎人欺傲，乃叹曰：「可谓中国无人矣」！臣窃考之，当是之时，高祖之旧臣犹有在者，如陈平、周勃、灌婴、季布之徒，其后进者议论有袁盎、晁错、贾山、冯唐，守正有宋昌、申屠嘉，司刑有张释之，司兵有周亚夫、柴武，谊尚何恨哉！使谊尚在，谓今之日有人无人乎！臣于是乎忘其至愚且老，不能默已，谓专以割地为言，未暇及天下事也，唯陛下幸察。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县，尝作《朔问》二篇，因杜牧之论而发也。牧之意则勤矣，其论失之迂而不密。盖山东不足以兼河北，而河北能为制山东，牧安得以天下之势专之于山东也哉？凡君天下者，得河北则得天下，失河北则失天下；凡有国者，得河北则其国兴，失河北则其国弱。又有其国虽不正，而得河北则强，其国虽正，而失河北则弱；其国虽无道，而得河北则强，其国虽不至无道，而失河北则弱。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之有天下，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，苻坚之秦、托跋之魏、朱氏之梁、李氏之后唐、石氏之晋、刘氏之汉，其国之所以强弱之势，与夫曹氏之魏强于刘氏巴蜀之汉，高氏之齐强于宇文氏崤咸之周，其迹昭然，在方策可考不诬。是谓河北之形势，臣敢为陛下略言之，陛下幸察。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，乃敢复言三镇之重于河北者，不必繁引远古，唯事与国家造邦相因者则不得略。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，实光武、唐太宗之流，承石晋父事契丹之后，刘汉祸乱于契丹之馀，即位仅踰两月，黄钺亲征。而师出之日，四垒奔北，为我有宋驱除。晚以数千之师伐契丹，不血刃而取益津关，继取瓦桥关，又继取高阳关。是三关者，晋人弃之，以为契丹之元首，非特为其右臂也。何则？契丹之所盗据者，六国时燕地也，唐方镇中卢龙也。六国之燕最弱，非韩魏赵之比。河北方镇中，卢龙亦最弱。朱滔、朱克融辈非魏博田承嗣、镇冀王武俊之比，而其人坚忍奇倔，藏祸心，蓄凶谋。前有太子丹、荆轲之风，后习安禄山、史思明之态，易以兴乱，而难与图治也。以故，虽曰弱燕而常重于赵魏，虽曰阴燕而常动摇乎魏博镇冀之上，弃之以奉契丹，固非所宜，况以奉契丹之叛臣女真小丑者？譬之黠鼠得幽蓟则潜窟壤，得三关则游粟积，其势倍万也。然克是三关者，虽曰周世宗之英武，而我太祖、太宗实在师间也。世宗尝以千人之军溺于乱流丛苇之中，而契丹不敢以一镞来加者，以三天子之威灵在是也。其克瓦桥关者，又专在太祖之功也。夫以三天子之威灵而得之者，乃一日无名而弃之于一荒裔小丑，岂胜恸哭之痛哉！又如晋开运之末，出帝之丑先自梁汉璋覆师于高阳关，遂使契丹侵镇定，入京师，缚晋帝而北。其在咸平中，康保裔败于高阳关，契丹遂得犯澶渊。倘如康保裔无高阳之败，不劳真宗皇帝为澶渊之役矣。高阳关之胜败，犹系中国之轻重如此，忍论高阳关之存亡邪？廊庙之上，肉食者宜为陛下念之！中山府，唐义武军也。此军甲兵雄于天下，城壁坚高，自昔有揖客三年不得上之语，况又其帅独知臣节！昔号河北四叛之时，义武不与；后称河北二寇之时，义武亦不与也。逮黄巢之乱，中原四方诸镇，孰为勤王之师？独义武王处存拥兵渡河，以解关中之急。不幸石晋之梁汉璋败于高阳，契丹遂得犯镇定，攻中山。然契丹之兵，亦岂能必胜，而全为入京师之举哉？亦且屡危矣。唯是张彦泽、杜重威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桥降于契丹，而中山李商者纳契丹于中山，使契丹遂得入京师，成晋出帝之祸，为中国之丑。向使高阳完师，中山坚壁，宁至是邪？咸平中，康保裔既败于高阳，而定州之望都且复失守，遂劳真宗皇帝革辂亲征，而傅潜拥数十万精兵屯中山，不出一骑。当斯之时，远近智愚无不愤疾潜者，耻与之俱生。无几何，革辂班师之后，潜议罪当斩，真宗特赐其首领窜斥之，众议甚郁也。至今闻者击指奋袂而起，孰知真宗意自有在也，岂臣下所易窥哉？盖潜实白首老将，耳目亲接晋开运之祸变，今坐拥十万精兵以完中山，示怯于契丹，勿击堂堂之陈，勿当得意之锐，度彼纵能至澶渊，必不能渡河。待其将成渡河之役，我出中山十万畜锐请战之师，一举而蹙之，彼契丹虽众，岂堪填我洪流而代吾洒扫也哉？彼或不克渡河，我以此师覆其归路，片马只轮，定不返矣。恭惟祖宗无失刑，真宗岂特私一傅潜也哉？真宗清净垂拱之君，不惑于群策，而决意亲征，不以王超、石普、杨延断契丹之归路，不斩傅潜之不济师，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。中山之形势，其何如哉！唯我祖宗为能用中山之形势也，何则？在战国介于魏赵之间，屹然自成一国，其地虽狭而谋至广，其人虽寡而材最武，西足以抗秦，北足以制燕，无论赵魏也，所谓中山君者是已。太祖、太宗时，每时防秋之兵，全师聚于定州，夹唐河为大阵，量蕃寇远近出军建栅。仁宗谨是祖宗之制，积粟则中山为多，畜兵则中山为重，命帅则韩琦焉，至今庙而祀之，岁时严也。太原府刘氏盗有之，太祖皇帝亲往而未之克，留以待太宗皇帝，特封太宗为晋王。逮夫晋王即皇帝位之四年，亲征克之。于是有宋受天明命，平一天下，万国罔不臣妾，逮今将二百年。重惟太祖皇帝号令之所加，鼓鼙之所及，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年之僭乱，曾不足以摧枯拉朽谕之，乃于太原独艰难如此，何邪？刘继元虽孺子也，有郭无为之谋，侯霸荣之勇，其兵嗜战不怯死，其民乐土不轻去，且复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，吾家所以革晋为汉者，自太原基之也，彼石氏有天下者，亦自晋而得之，遂以晋自命也。晋篡李氏之唐，而李氏所以为唐夺朱氏之梁者，初实起诸晋也。其上则高祖、太宗所以为唐者，晋奉之也；扬氏所以为隋者，晋肇之也；高氏所以为齐者，晋大之也；司马氏以晋自命者，实谓受命于晋也。其在成周，宣王承厉王之乱，号为中兴者，伐猃狁于太原也。其后王师败绩于羌氏之戎王，乃料民于太原，为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。呜呼，太原之为镇，可轻付畀哉？重以太宗皇帝之神武，念太原久未下，顾视群臣谁可与议者。首询之张晖，晖曰：「戢兵育民，待富庶而后为谋」。继询之张永德，永德曰：「太原兵少而悍，加以北虏为援，未可仓猝取也，莫若先离其戎心」。又询之薛居正，居正曰：「太原，自古难克之国」。周世宗之伐至于师老，太祖破北虏于雁门关南，尽驱其人民居虎牢以西，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。卒得曹彬而谋之，问曰：「显德、开宝两征太原，以当时兵力不能克，何也」？帝意岂不深哉？彬能身任其役，帝遂决意亲征，躬贯介胄。曹彬、潘美、郭进等为之将，先以进守石岭关，御北狄，乃降继元，平太原，保全其人民，而毁筑其城郭，将贻万世之安也。嗟夫，两朝三帝二十馀年而得之者，一日甘心而弃之邪？或谓唐自安史之后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，亦何害乎为唐也哉？臣应之曰：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，然其据太行，津大河以制河北，太原犹在朝廷也。此李德裕相武宗，毅然以身许国，不赦泽潞，卒能号令镇魏以诛刘稹，成一代伟绩也。以兵论，河北之锐师固为三镇而飞扬，然太原、青州各有兵十万，邠宁、宣武各有兵六万，自足以制彼三镇矣。今又并太原而弃之，古未之有也。太原，唐重兵之地，今弃之矣。而青州贼盗久炽，又未必有如唐之重兵也；邠宁之兵凋残于近岁，未易并言。唐之宣武，是谓今之汴都，祖宗以重兵威天下，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。太宗时，张洎为能言京师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；仁宗时，尹洙又能言京师兵制出于秦汉上，非特与唐室论也，后来者宜不复措意开口于斯也。奈何初变更于王安石，卒歼尽于童贯，天下之势危矣，惟陛下念之。天下万方臣妾，不胜至愿，而三镇之形势，臣愚略陈之矣。臣前谓国家无名而赐之者，敢复言之。大凡王者慎一嚬一笑，不易以假人，不知此三镇于一嚬一笑孰轻重哉？谓此小丑为有功，则隋唐因突厥之兵以有天下，唐郭子仪尝以回纥、南蛮、大食之兵而兴复中国矣，安得人人赐之土田也哉？唯石瑭父事契丹，假其兵力以即帝位，割燕以委契丹，而魏赵之地犹不与也。谓其能战，则彼荒绝遐陬，疆埸不易接，未尝一日当中国仁义之师也，亦未尝一日闻中国雷霆之音也，果孰怯而孰勇哉？但闻渤海者，高丽之别种也；女真者，渤海之别种也。高丽臣事契丹，而女真因高丽以臣事契丹者也。在祖宗时，尝因高丽以入贡，而昔困于契丹之三栅，求救于淳化之初也。其后国家绝高丽而不与之通，女真遂亦自绝于中国。逮熙宁初，国家复与高丽通，而女真方狃于契丹，不得与也。奈何一旦凶谋倾夺契丹之国，出其故君，空其宝货，而豺狼之号不能自已，遂欲陆梁于中国哉？在祖宗时，尝来寇我白沙寨路，略官马三疋、民一百二十八口。适其贡马之使在京师，遂执之不得还，无几何渤海入贡，而渤海之酋为谢女真之过，遂诏还女真之使。不知今日女真之暴逆不恭，自干天诛，孰与三马百人多少？在祖宗之令当如何哉？议者曰：乃其顿兵城下，何请责之？曰：唐广德初，突厥自泾州犯长安，至于代宗幸陕，而郭子仪帅师则吐蕃望风遁去。越二年，仆固怀恩以吐蕃、回纥、羌浑二十万寇京畿，郭子仪以回纥伐吐蕃而难平，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。恭惟陛下始初清明之时，天以小丑警惧，陛下增修盛德岩庙之上，肉食者必有长驾远御之术，三镇已复归于职方氏矣。顾惟疏远小臣，必待百官班贺之后，乃得与昆虫共庆也。虽然，臣犹将有所陈者。唐杜牧最善论兵，谓上策莫如自治。汉皇甫规善用兵，而先零诸种羌慕其威信，相劝降者十馀万，则以威信为干橹也。规之言曰：「力求猛敌，不如清明；勤明孙吴，未若奉法」。皆自治之道也。又如程苞于板楯蛮，但选明能牧守，自然安集，不烦征伐，亦知自治者也。陛下诚得如皇甫规之有威信者为帅师，程苞之明能者为州郡，则三镇之复为王土，可指日而期也。然而此则边埸之臣自治之道也，若夫人君之自治者，无时而不然，犹见于变乱之后，犹之治兵也。汉路温舒尝为宣帝言之曰：「齐有无知之祸，而小白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重耳用霸。近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」。「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一远近，礼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，而施于海内，是以囹圄空虚，天下太平。夫继变乱之后，必有异旧之恩，此圣贤所以昭天命也」。温舒于是远不及高祖，近不及武帝，可谓知务矣。其视东方朔对武帝之化民，不言尧舜而言文景，尤著明也。今陛下继变乱之后，思所以昭天命者，其不在仁宗乎？凡温舒之称文帝者，实为吾仁宗而云尔也。核而论之，仁宗于斯大德，加以严恭寅畏，翼翼而纯矣，汉文未必无愧色也。且文帝二十三年，逮其岁晚，颇惑异端，孰如仁宗在位四十二年，日慎一日，图治愈切，求言愈急，用贤愈勤，正德愈励，使汉文加之二十年之后，不知果又何如也！语曰：「不知其君视其臣」。汉文之臣，略如前之所陈者矣，孰如仁宗初相王曾、李迪、吕夷简，晚得杜衍、文彦博、韩琦、富弼，其在内外大小华国命世之臣，蔚乎不可称数也。其用之未尽，留以遗子孙者，吕诲、范镇、司马光、吕公著，皆社稷之卫也。陛下今日继变乱之后，诚能得臣如仁宗时，不开边以玩兵，不专利以残民，不急刑以杀士，不禁言拒谏以自蔽，则何虑乎女真小丑？是谓《大有》上九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」之时也，是谓《洪范》九畴「彝伦攸叙」之时也。倘或不然，使枭鸣嘉木之上，蛭毒清池之中，如汉幸而有皇甫规、张奂为将，而不幸胡广、赵戒为相，其中则张逊、段圭、曹节辈凶阉为之虎狼；唐幸而有郭子仪、李光弼为将，而不幸元载、卢杞为相，而其中则李辅国、程元振、鱼朝恩辈凶阉为之虎狼，则天下之事去矣。是谓《困》之六三「困于石，据于蒺藜，入于其宫，不见其妻凶」之时也，是谓《洪范》九畴「彝伦攸斁」之时也。呜呼，天下治乱兴亡之迹，出一辙也如此。其在治世，既有明君，则必有贤相，而将臣自出矣。臣虽至愚，不愿国家独以将称而无相也。昔者贾谊恸哭于明时，不胜其忠也；阮籍恸哭于衰世，不胜其忧也。当今执政大臣必有拨乱之才，干国之器，请为陛下念之。臣前所谓《大有》上九「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」者，乃自乎「六五之君，厥孚交如，吉」也。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，终以威乎天下，是谓德威。故能以一柔用五刚，使上九受天人信顺之助，吉无不利也。《大有》之君于是乎得以遏恶扬善，顺天休命。如其恶者不遏，则善亦无自而扬，何以为《大有》之休命也？《大有》一变而为《乾》，《乾》之德首在刚健，而后曰中、曰正、曰纯、曰粹、曰精也。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刚健，而继之以中正，归之于纯、粹、精，而天下何难乎为治哉？臣愚言不识忌讳，陛下赦其死，幸甚。臣前所谓《朔问》二篇者，今辄随封事上进，以备乙夜之览，重增死罪，陛下赦之，幸甚。臣说之昧死再拜。

臣伏念能言之士，不能有言于危难之时。逆耳以谋，犯颜以谏者，乌在乎能言也哉？司马相如、王褒、扬雄之言，迂于事而近谀；董仲舒、贾谊、刘向之言，切于时而尽忠，君子宁忠死而不谀生也。臣至愚且老，尝应元符诏上书，坐邪籍罪废者二十馀年。今兹幸遇陛下即位，复应诏上书，蒙明恩擢自冗散。所命之官，皆极士林言语之选。未几，自取罪斥，流离寒饥，辛苦道路，如闻金贼陆梁，口言和而力攻战，动辄得意，知太平之人仁，则益恐怖不支矣。志士于是日益可愤，而实不以为惧也。臣因自计曰：与其死俘亡之中，宁若死忠谠之言。辄有《出狩议》一篇，谨缮写以闻。唯陛下聪明，赦其死而怜其意，以来天下能言之士，不胜幸甚。

议曰：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者，北辰也。乃一日不居其所，随众星以流焉，天将无四时也。商《诗》不云乎：「邦畿千里，惟民所止。肇彼四海」。非邦畿以止民也，实止民以为邦畿也；其能止千里而近者，斯能域彼四海之远也。若夫千里不为我畿，则四海将为他人域矣。周《诗》亦曰：「价人维蕃，大师维垣。大邦维屏，大宗维翰。怀德维宁，宗子维城。无俾城坏，无独斯畏」。伤厉王失是道也。民不怀德而城坏矣，乌睹文武成康之绩哉？是故国君死社稷者礼也，后世有以身保一州，勇捍一城者，为希世伟烈，无他焉，不学礼之过也。闻之国君死社稷矣，而太王去邠，诗人不刺焉，何也？曰：太王去邠以兴周也，时则商之衰世也。纪侯大去其国，《春秋》又不贬焉，何也？曰：纪侯去其国以存其祀也，时则周之衰世也。若使当商周之治君盛世，则纪侯者玉帛朝贡之不暇，宁论其国去不去邪？《春秋》于纪侯信不贬矣，而于周王则有讥焉。《书》曰：「天王狩于河阳」。盖天王无出，则自绝于天下也。天子之孝在天下，诸侯之孝在一国，所任不同，所责异也。汉文帝时，老上单于自将十四万骑入萧关，烧回中宫，侯骑至雍，烽火通甘泉宫，可谓危矣。帝乃躬擐甲胄，思亲征焉。其后匈奴复大入，帝亲劳军至霸上及棘门，而在细柳则黄舆屈而不得驱矣，未闻其轻出狩也。既而景帝立，一日中七国同反，帝命周亚夫、窦婴将三十六军以伐之，有张羽之力战，韩安国之持重，韩颓当之功冠诸侯，而赵涉、剧孟、邓都尉辈为之谋画，七国王侯之首可指而旌之也。惟帝之断，足以诛御史大夫晁错，其势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吴，其明足以容周亚夫之不奉诏，以梁委吴，亦未闻其轻出狩也。唐明皇有始无卒，昏淫不道，固非文景之比，而国家之盛，不减文景时也。一旦安禄山以范阳、平卢、河东之师，率同罗奚、契丹、室韦十五万众反范阳，取河北，陷东京，克桃林，而潼关失守，则不告宗庙，不顾九族，不谕百官，身与宫宦数十人，揭衣而奔，才行四十里而无食饮，与征徒并饥寒。越明日，军士不肯行，则斩宰相缢妃子仅行。中道散亡者众，赖剑南骡纲至，以甘言强之而前，不敢言骑骡之疲也。受辱于馈食之田父，诉诚于献酒之微臣，悲歌酸鼻，若悔而不悔，唐室自是倾矣。其后肃宗幸岐，代宗幸陕，德宗幸奉天，皆脩明皇故事也，未有僖、昭之出，则《春秋》之不贬也。昔禄山之初叛也，四方郡县不从贼者，皆倚东平太守嗣吴王祗以起兵，其终赖太子即位于灵武，以固天下之基业，则民心于帝，岂不愿其留而出哉？梁武帝区区好无益之名，窥无术之利，专以登叛人为谋，末纳侯景十有四州之地，自谓坐获非常之大功也。不知其相朱异纳景之赂，其子王德通景之谋，长江不足以为险，而朱雀航、石头城与浮苴等也。景逼帝坐，白刃交前，而景徒能焚宫室，辱妃主，杀百官，曾不自保其首领也。梁室不碎于侯景之手者，武帝坐朝如故，而未尝议及奔亡。苻坚之秦，军声国势，据中原以威百戎，非江左可拟也。锐气以攻衰微之晋，戎卒六十万，介马二十七万，下蜀汉之舟师，拥幽冀之陆骑，军实万里，齐声并进。晋谢石之师不足以当其十二之一，而石、琰、幼度、伊辈风流清谈之师，不足以当苻融、张蚝、慕容炜、垂、姚苌辈熊虎百战之将。而融阵逼肥水，从幼度之诱，一动而奔，溃不可制止，融擒而坚仅以身遁，姑得道洛阳而入长安。曾不安静，而复出五将山，姚苌执之，幽于新平别室而缢死。靳传国宝以陈义，问尹纬以怜才。于是垂与子宝中道叛，而燕复以兴。乞伏父子继以陇右叛，而秦以立。句町王以河南叛，姚苌以万年叛，慕容冲起兵于帐下，慕容炜变发于会中，诚可惧矣。向使坚收散卒不去长安，任权翼、苻越之忠谋，督张蚝、石越、毛当、苻飞龙之力战，则遽有五将之辱，新平之祸，使秦遂亡乎？执事者鉴汉文景不出而隆盛，唐明皇出而衰亡，梁武不出而存，苻、宣、昭出而亡，则一反覆手间，天下之利害，断可知矣。又有往古实迹可按，而为执事言者。燕太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，出师小胜，而激石虎之赵大阵以临之，一日亡其二十馀城于赵。赵兵将逼所都之棘城，皝惧欲出亡，其帐下将慕舆根谏曰：「王一举足，则成彼赵之王业，中赵之计矣。今国家固守坚城，其势百倍，事之不济，不失于走，奈何望风委去，为必亡之理乎」？玄菟太守刘佩曰：「事之安危系于一人，大王当自强以厚将士，不宜自弱也」。其谋臣封奕曰：「虎凶恶已甚，鬼神共嫉，祸败之至，何日之有？今空国远来，攻守异势，戎马虽强，无能为也。顿兵积日，衅隙自生，但坚守以俟之耳」。燕乃以刘佩之力战大败赵师，终为大国。视石虎不义以死也，是尤宜今日之当知者也。所谓黏罕、斡离不者，非石虎之俦也，其凶淫不道则过之，我不可一举足以自弱而成贼计，惟坚守以成百倍之势，而视其明神诛殛可也。况我祖宗基业之固，宗庙社稷之灵，今天子之勤俭图治，固非新造之燕可同日语也。亦窃有可惧者，今之谋臣视封奕如何，其战将视刘佩又如何，执事者未宜忽于斯也。又如燕幽帝慕容炜屡败于晋大司马温之师矣，温乘胜至枋头，炜惧焉，与太傅评谋奔龙城，赖吴王垂请出战，曰：「若其不捷，走未晚也」。果大败温于襄邑，而得晋之寿春焉。此则危甚矣，无足为执事者陈之也。今之谋臣必不为慕容评，而战将视慕容垂又如何，执事者复宜念之也。是二者盖有前比矣。光武初在河北，得邯郸、信都二郡之助，而兵众未合，议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，西还长安，独邳彤曰：「若明公无征伐之意，则虽信都之兵犹难会也。明公既西，则邯郸城民不肯捐父母，背城主，而千里送公，其离散亡逃可必也」。光武不复西，而卒因二郡，以一天下也。方光武创业之初，犹不肯散亡二郡之众而固守河北，执事者谓今累圣重光之基业，可不恤京师之众散亡而固守天下乎？嗟夫，皝去棘城，谋奔龙城，则燕虽兴而复亡也。光武轻去河北，则不能中兴，而汉不得复有天下也。执事者幸少念之也。或曰：「晋元帝之亡也，保江东而兴王业，胡为而不可？曰：元帝以琅邪王渡江而即帝位，非驱黄屋以东巡也。其所以即帝位者，又岂藉江山之固哉？中原名德之士，王导、周顗之属，不忘中原之故国，相与慷慨垂涕，而立宗庙于荆棘之中耳。是时东晋之地，南抵寿春，北极彭城，东至洛阳，如使元帝居洛阳之旧都，收中原之遗英，则彼刘渊，石勒辈，果何有哉？请以二事明之。东晋之初兴也，弱矣，刘琨遥奉朝廷之威命，无日不战于刘、石间，几兴而败。且使琨不死，则灭刘以兴晋阳，杀石勒以固河北，而洛阳、长安皆晋之归也。祖逖志在中原，琨之所畏也。其在豫州，百姓襁负而至，将士乐为致死力，胡寇不敢窥兵。石勒遣吏护其母墓，黄河以南复为晋有，略地千里，复户万计，惜逖不能自成其渡江之志而卒也。晋之末尤衰矣，大司马温之师，犹足以至霸上，刘裕之师又足以入长安，况在元帝初兴乎？其初则未有定分争先，破竹之势也，其后则强箭之末，饮羽之势也。琨、逖二人者，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者也。温、裕二人者，不生于元帝之时，使之效忠佐王者也。执事者当念琅邪王渡江失计如此，况以天子之尊，为江东之举乎？岂不惜哉！昔人所谓日前可验天下共知之事，区区所陈，往事是也。其在本朝，则章圣皇帝因契丹再入河北，不西狩蜀，不南狩金陵，上有毕士安之深谋，下有高琼之竭忠，而成之于寇准之决策，不复徘徊而径幸澶渊，其流福天下，至今赖之也。是则不待说之之言，而执事者宿知之矣。谨议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三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二三一，《曹南文献录》卷六二。）。

「亡」字原空，据右引补。

右说之放逐，道涂饥寒，曳杖不能忘王室而作也。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为念，不以老者之言为昏悖，下同田叟巷童之谣颂，一为省览，幸甚。

臣伏睹陛下即位之初，发明诏，修祖宗故事，天下幸甚。臣窃以祖宗制度宏远，未易究观，必先得其要，以尽其微。恭惟太祖皇帝受天丕命，削平僣乱，混一区宇，基业太平，夐出百王之上，宜世世守之，罔或差忒。傥少变易，则祸乱随之。周人谨文武之绩，汉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，又曰此高皇之家法也。有宋之初，太祖实曰同符。继而太宗皇帝躬甲胄，从太祖，不自以为能，常视若不足，惟太祖之法令是守，恐少夫之。设如太宗时即得好奇务新之士，变更太祖之规模，窃恐五代之变，未必不复出也。重惟太祖、太宗一德同功，古未之有，宜乎真宗皇帝肇建南郊并配之仪。国家之盛曰咸平、景德，仁宗恭俭，在位四十二年，日慎一日，未尝一言自大，未尝一言自矜，惟畏民爱士，今四夷犹闻其风而叹息焉。国家圣圣重熙，率由此道也。臣愚愿陛下无忘太祖之创业，太宗之善守，真宗之清净，仁宗之恭俭，以增七庙之德，天下幸甚。取进止。

臣闻《王制》司徒之职曰：「一道德以同俗」。传曰：「刚柔缓急，声音不同，系水土之风气，谓之风。好恶取舍、动静无常，随君上之情欲，谓之俗」。是俗可同也，风莫之能同也。五十年来，学士大夫不约而同称焉，曰一道德以同风俗，同其所不可同者，遂至设重赏以禁民之口，逞虐刑以夺士之职。人无强弱，必责之以随顺便辟；士无大小，皆待以诸侯之享与不享。专利不遗纤介，黩兵无有宁岁。使小人得志，君子失措，炽为尚同恶异之政，贻天下后世之害，实自乎颠倒六经，饰六艺以文奸言之故也。臣愚望陛下深留神加察，取进止（《嵩山文集》卷三。又见《历代名臣奏议》卷四五，《曹南文献录》卷六二。）。

臣窃以国家受命，市不改肆，远迩晏然，文明之化，一日而洽于四海。其号令，即先王之诗书也；其制度，即先王之礼乐也。所谓人文化成天下者，古未之或有。若其得人之盛，文章则王禹偁、杨亿、刘筠、晏殊、欧阳修、苏轼，经术则胡旦、王轸、王建中、高弁、孙复、石介，史学则赵师民、孙之翰、王洙、刘敞、刘恕，小学则徐铉、郭忠恕、李建中、贾昌朝，历数则孙思恭、刘羲叟，蔚然名家矣。古之作者未易加诸，后之来者亦难以继。或者乃有士久弊俗学之叹，身作《新义》，诱之以势，而劫之以利，其劳亦至矣，无乃国家之文明声教乎？臣愚愿陛下深有察于此也。取进止。

臣窃以为善观圣帝明君成天下之业者，不观其迹，而观其志。恭惟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天下者，孰不睹矣？其末年所以为天下后世虑者，未易为单见浅闻道也。神宗皇帝即位之初，却韩琦论新法之疏至于再三，逮琦之薨，与两宫震悼，躬制神道碑，念之不已，每对臣寮称琦为社稷之臣。方即位初时，深欲相富弼，弼辞以疾，退居洛阳。弼在洛阳，多以手疏论天下大利害，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。神宗欣然开纳，赐以手札，曰：「义忠言亲，理正文直。苟非意在爱君，志存王室，何以臻此！敢不置之枕席，铭诸肺腑，终老是戒。更愿不替今日之志，则天灾不难弭，太平可立俟也」。尝因王安石有所建明，而却之曰：「若如此，则富弼手疏称老臣无处告诉，但仰屋窃叹者，即当至矣」。弼之薨，神宗躬制祭文，有言曰：「言人所难，议定大策，谋施廊庙，泽被四方」。他人莫得而预也。又其即位之初也，独以颍邸旧书赐司马光，逮光不愿拜枢臣之命，而归洛阳，修《资治通鉴》，随其所进，命经筵读之，其读将尽，而所进未至，即诏趣之。熙宁中，初尚淄石砚，乃躬择其尤者赐光。书成，赐带，乃如辅臣品数赐之。尝因蒲宗孟论人材，乃及光曰：「未论别，只辞枢密一节，自朕即位来，唯见此一人」。在元丰末，灵武失利，神宗当宁恸哭，大臣不敢仰视。已而叹曰：「谁为朕言有此者」？乃复自发言曰：「唯吕公著数为朕言，云用兵不是好事」。岂咎公著尝争新法不便于熙宁初哉？元丰之末，将建太子，慎求宫寮，神宗皇帝宣谕辅弼，独得司马光、吕公著二人。盖于是时，王安石、吕惠卿何有哉？至于厌薄代言之臣，谓一时文章不足用，思复辞赋，章惇犹能为苏轼道上德音者也。经筵蔡卞愈为恍惚荡漾之说，上意殊不在。逮赵彦若以经侍，则皆忠实纯朴之言也。上听之喜，因问曰：「安得此说」？彦若对曰：「先儒传注，臣得以发」。上益喜。其在政事，因韩绛自请前日谬于敷奏之罪，乞旨改正，上欣然叹曰：「卿不遂非，甚好」。若是王安石，则言害臣之道矣。元丰末，不得已创为户马之说，神宗俯首叹曰：「朕于是乎愧于文彦博矣」。王圭等请宣德音，复曰：「文彦博顷年争国马不胜，乃奏曰：『陛下十年必思臣言』」。圭因奏曰：「罢去祖宗马监，是王安石坚请行之者，本非陛下意也」。上复叹曰：「安石相误，岂独此一事」？安石在金陵，见元丰官制行，变色自言曰：「许大事，安石略不得预闻」。安石渐有畏惧上意，则作前后《元丰行》以谄谀，求保全也。先是安石作《诗义序》，极于谄谀，上却之，令别撰，今所施行者是也。神宗闻安石之贫，命中使甘师颜赐安石金五十两，安石好为诡激矫厉之行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舍。师颜因不敢受常例，回具奏之，上谕御药院牒江宁府，于安石家取甘师颜常例。安石约吕惠卿无令上知一帖，惠卿既与安石分党，乃以其帖上之。上问熙河岁费之实于王安石，安石喻王韶不必尽数以对。韶既叛安石，亦以安石言上之。不知自昔配享大臣，尝有形迹如此之类乎？安石不学孔子《春秋》而配享孔子，晚见薄于神宗，无乃为国家政事之累乎？神宗一日尽释市易务禁锢保人，在京师者无虑千人，远近闻之，罔不手足舞蹈驩喜。神宗尝恨市易法曰：「百姓家大富者犹不肯图小利，国家何必屑屑如此邪」？呜呼，上天若赐眷祐，神宗更在位数年，则市易法之类，躬自扫除之，不使后日议者纷纷知自为谋，而不知为圣君之累乎？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，政为是也。陛下图治之初，近当奉上皇求言之诏，远当成神宗晚岁之志，则天下幸甚。取进止。

臣闻《春秋》尊一王之法，以正天下之本，与礼之尊无二上，其旨实同。盖国之于君，家之于父，学者之于孔子，皆当一而不可二者也。是以明王罢斥百家，表章六经，大儒推明孔氏，抑黜百家。今国家五十年来，于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，其义说既归之于老庄，而设科以《孟子》配六经，其视古之黜百家而专明孔氏六经，不亦异乎？前者学官罢黜孔子《春秋》，而表章伪杂之《周礼》，以孟子配孔子，而学者发言折中于《孟子》，而略乎《论语》，固可叹矣。今皇太子初就外傅之时，命宫寮讲《孝经》而读《孟子》，盖《孟子》不当先诸《论语》者也。如以《孟子》先诸《论语》，岂所以辅导皇太子天资迈世之令质，而视之以一德哉？臣愚切以为宜讲《孝经》而读《论语》，恭俟讲说《孝经》毕日，复讲其已读之《论语》，则其入德亦以易矣。或间日读《尔雅》，以视文字训诂之本源，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实。先儒谓《尔雅》本是周公训成王之书，信不诬也。臣愚流落衰暮之馀，荷圣君一日非常之眷，自太子左谕德授以詹事，苟有所志，不敢无犯而有隐。臣愚自度此言一出，必遭世俗侮谤不浅矣。其所恃以安者，陛下圣度旁烛万化之微，而不为世俗所惑也。重惟太子天下之本，而一本于孔子之经，则宗庙社稷之流光，不亦伟乎！臣以狂瞽独见之言，干冒黼扆，不胜惶惧屏营待罪之至。

右，臣伏睹某官邵伯温，其父洛阳康节先生雍，国史有传。伯温束发谨父庭之训，皓首推王度之恭。况乃早客司马光之门，能教子弟以礼法。若使晚与中兴之伟绩，必复士夫之廉隅，臣所不如，举以自代。

伏奉诰命，罢中书舍人兼太子詹事，依前朝议大夫，提举西京崇福宫者。进退甚遽而难知，行藏有素而易晓。托大明于日月，保至德于乾坤。欲诉言辞，横流涕泗。伏念臣受才极拙，适用孔艰。但知平进于终身，岂敢妄求于他径？方元丰之唱第，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；逮元祐以效官，群公荐以文章之科目。未尝露才以投刺，而乃应诏以上书。有司第于奸邪之中，仕路困于饥寒之久。岂期春雷之震发，悉俾败谷以怀生。人谓当然，自期亦尔。果蒙甄录，荐辱宠灵。世红药以代言，仍青宫之端尹。难逃讥于巧匠，漫自竭于拙工。昧辞头当缴而例行，失职守负惭而引退。不敢以故事为请，恐相轭而摧辕。况尝衰老以思闲，甘屈心而抑志。干冒黼扆，辜负睿知。未报德于丘山，欲图安乎蝼蚁。虽嗟无补于辞掖，颇却尽瘁于储坊。负愧噬脐，初无嫌于纤芥；衔恩没齿，终有赖于涵容。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光宅尧仁，克勤禹俭，振淹起废而施惠，兼收并用以求贤。尽消朋党之私，大复风俗之厚。而臣首为诰戒，自取弃捐，不忍终疑于馀生，尚许复叨乎微禄。察其易退于一语，怜其恋阙于九怀。过夏首而西浮，凝望长安之日；梦上帝而南面，永怀至治之朝。

右，臣准尚书省劄子，除臣如前。臣伏念寓直之班，国朝之华选；进读之职，儒者之至荣。而臣仕宦数奇，经术素浅。壮年不能自致，白首亦复可怜。但贪日月之新辉，不省桑榆之莫境。敢忽舆论，负此误恩？伏望睿慈察臣区区，寝罢成命，庶得廉耻之士，少裨清明之光。

束带立朝，粗识为臣之义；策名委质，敢忘将死之言？苟封章之既通，虽盖棺而无憾。伏念臣幼师古训，夙践文场。粤自书生，早尘仕版。久栖迟于下位，盖连蹇于一生。晚膺特达之知，遂有遭逢之会。起于谢事，擢寘要涂。道山英俊之游，凤阁掌丝纶之命。逮上圣之有作，持从橐以入朝。欣拭目于尧眉，有就日望云之幸；尝进言于舜问，罄拾遗补阙之诚。而臣鼠技有殚，难逃天览，马力既竭，出领祠宫。岂期血气之衰，遂致筋骸之病。药石弗效，疾恙弥。在膏在肓，复留连于圣日；启手启足，尚能勉强于荛言。伏望皇帝陛下以宗庙为心，以苍生为念。用人惟己，从谏如流。励朝廷之群臣，以尽万机之理；收天下之策士，以图二圣之还。总揽乾纲，维持天命。佑贤辅德，富国强兵。命将出师，志扫清于沙漠；投戈讲艺，时亲近于简编。臣生也搢绅，不能杀身以徇国；死而就木，犹当结草以酬恩。臣无任。

备膺典册，肇建储闱。国本既隆，海隅共庆。恭惟皇太子殿下渊懿中积，温文外彰。仁孝禀于生知，艺林格乎天纵。蹈三善之美，既曲尽于承颜；并重离之光，宜归崇于主鬯。神祇悦豫，庙祉尊安。某外守州麾，阻陪班贺。仰皇猷之增焕，揆弱植以知荣。

说之启：即日不审镇洮幕府云初，台候比复如何。属者虎帐西来，便欲拜状，忽忽因循之故，更不复道其实。要作一书，历陈熙河古今事体，非累数千言不可，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。逮此使臣来，拜教之辱，何胜愧仄！重念纲纪弗振，毋一不费整之语，令人太息不已。然前所欲陈者，不若罢休，如汰土兵，省戍兵，削蕃官，卑汉官，罢冗长。使者弃侵淫蠹蚀之地，不发一卒一骑东出，以慎微固守，则斯言也无乃祸人欤？虽然，首尾之状，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。此熙河一道，曹南院弃而不城者也。其后夏英公喜功名，欲城之，其如韩、范之论何！又其后有一王长官韶者，薄游阳翟，偶见英公神道碑所载云云，遂冗以为策，以干丞相。时丞相是谓韩公，视王长官者稚而狂之。若河外数州，则又王长官弃而不城者也。议者谓王忠嗣之功不减郭汾阳，王忠嗣不肯城石堡，而哥舒翰卒城之，则哥舒翰少为忠嗣部伍，而晚则罪人也。彼术征之志不浅，鬼章之睥睨尤近而著者，陇拶似若无能，颇闻有子存已长立，不知今又如何。方苻秦灭燕、灭代、灭凉时，宁知有一慕容垂哉？实有不可不惧者。首尾之状略如此。外又有二事：一曰闭关以谢商胡，以尊国体（不买一块玉一寸犀之类。）；二曰屯田以实塞下而省转输。二事，幕府不为之，以待谁为耶？汉贾谊与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，唐杜牧、沈亚之，本朝尹子渐、师鲁兄弟，亦其人也。此六君者，行年皆不及仆之老，则屑屑狂言，未必无当也，特为故人一出耳。彼有邵茂文者，知无不言，忠实之士也。幕府可出以视之。因王巩州人行，信笔纵书，不免脱缪悚仄。旦夕别上状，授使臣回次。馀乞保重，不宣。立春日，说之再拜镇洮经略待制节下。

知成州晁说之伏睹本州刑曹阆中蒲贽，年四十一，经中博士，行中御史。方布衣时，有职太学，偶因格改，栖迟山郡。众为较其辈流，往往蒙朝廷宠擢，良可叹已。说之无状，假手既知谨视遇民，而于斯士岂独无心？窃自念岁暮之齿，咋舌之久，何敢有鸣于朝？惟我明使者得布露之。明使者采众人之颂，联章以闻，岂不幸甚，岂不幸甚！十一月四日，知成州晁说之上某官节下。

说之敢言之。昨日荐蒲贽人回，独蒙教答，何胜感仄！此外复有职事，谨用汉制敢言之。本州今年秋旱，同谷县人户所诉二万五千馀灾，其所检校放者一万三千馀。栗亭县诉一万三千馀灾，而检放者八千五百馀。说之无状，唯知夙夜愧恨，深负斯民矣。负斯民于下可也，其如上无以称圣君仁惠远降御香、闵雨祈祷、轸恤元元之意何！属者运句冯从事入境，道路諠言，正为税事而来也。说之无状，窃彷徨自叹息曰：「死矣！放税不如百姓之所欲，将得罪于明使者，吾何面目在人间生活耶」？且乱山丛溪之间，蕞然一郡，不识使台贵属来临者，累年其久矣。今一旦老幼扶携，切切昂首，以听使属增放税数，以丑饥鹰刺史、饿虎县令，可以风威百城，岂不幸甚？既而大不其然，乃是恶所放之过优，而欲令复之。嗟乎，天壤之间，好恶不同，取舍顿异，一至此耶！是必非明府之意，而勾官失辞而然尔，顾岂不为明府累耶？前者疲瘵之民所以不至流徙，亦不甚阙食者，以所放之税粗能畔岸之也。苟若复之，或少镌削之，是网罗于前而捕扼于后也。方欲哺杯案而夺之手指也，其为守者平日粗与民有信，今则不胜其欺且罔也。设常有沮洳之泽，亦无以补斯炎炽之酷也。困之如彼，伐之如此，古人之所痛者，今宁不一动心也耶？所谓结怨于一州，取笑于朝廷者，又于今日而见之也。窃复自念，平居乡闾，饿死不贰吾言。今兹假守以褊小之地，遂使难为乎？盖必欲蹙之，首鼠无他也，素不自重，不诚于身，则不获于上，而下亦莫我获也。夫鸷鸟在上，重鼎在下，不程勇力，不悔其往，不豫其来，儒者之细事，患不自勉，且不自信尔。昔舒仲应为沛相，袁术以米十万斛为沛军粮，仲应以给饥民，术怒欲斩之。仲应曰：「知当必死，故为之尔。宁可以一人之命，救百姓于涂炭」。术谢之曰：「仲应足下独欲享天下重名，不与吾共之耶」？彼袁术者，人之豺狼者也，方与群雄血战之时，乃知出此，何耶？仲应之米十万斛，今兹杂色不当其十之一也。况明府素不畏高明，则不虐茕独矣。说之窃恃明府而安之不贰也。目前似少鲁国男子，或为孱守而危者，不知明府者也。或曰，其如（缺）何曰岂无策哉？说之老矣，乞宫观既不谐，行当乞放罢东归，如明府未赐斥绝，尚当于明府布露之。区区所见，实系事体，可以实塞下而富国中，明府必将乐乎听之也。伏惟运使大卿财幸。十二月十八日，知成州晁说之敢言之。

说之启：老罢尝谓学而不思者，不足以为学，而适足以为罔；彼思而不学者，亦不足以思称，而徒殆耳。二者何不兼修并进乎？如不得已，二者孰重？盖学为重，则善学者必精思，如不已于行者，必图所济。苟徒思而幸得之，则不顾学矣。如世富贵，动如所欲，岂服稼穑艰难哉？夫子固以身为众人率也，其言曰：吾尝终日不食，终夜不寝以思，可谓勤矣，而卒无益，不如学之益我也。有思涉者，当益之以舟航。若曰一岁之思不如一日之学也。其后子夏得此道，博学而笃志，切问而近思之，曰仁。又其后子思得此道，博学之则审问之。而后慎思之则明辨之，终以笃行之。或曰：尧之文思奈何？曰：子以尧之思真与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？先儒不曰尧道德纯备而谓之思乎？盖即其巍巍荡荡而云尔。足下不鄙，袖书屈临，辞彩焜耀，驰骛出入，若止而不止，有馀力焉。疑《论语》四科不当遗子游，斥子我之预祸，子贡之构乱，因小乎太史公。足下有思则劳矣，然足下未劳乎学也。四科之疑，柳子厚辩之矣。上无「子曰」二字，下于弟子字而不名，远遗乎曾子、有子、南宫括、宓子贱之类多矣，其他可置而不言也。阚止子我，乱乎宰予子我，则唐司马贞《史记索隐》辩之矣。子贡一出，而五国有变，则本朝诸公辩之者多矣。足下何不于斯以学焉？足下于太史公书尤似未之学也。大抵怀大德者不知有小怨，太史公首变编年之制，创为帝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，后之作者莫之或改。世家首之以吴太伯，列传首之以伯夷，贵让也。《书》首乎尧舜，《春秋》首乎鲁隐公，《诗》首乎二南，皆以让德倡天下，万世之治道也。夫子旅人，而参乎诸侯之世家。老子之学，自汉兴之初，先乎儒学以兴，乃与庄周、申不害、韩非，传于管、晏之后。项羽与汉不并立者，乃不没其实，与汉同纪而先之。其大德如此，而藁草未成就，参差抵牾之小怨，可恕不恕乎？又乌睹所谓先黄老而后六经乎？敢并为足下谢。羁旅无聊，旧学素不深，况又荒落于胡尘中，足下幸察。二月十六日，说之启上。